吴志菲

他曾经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在云诡风谲的外交战场上为祖国“冲锋陷阵”；也曾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大使；还曾亲聆开国伟人们纵论国内外局势。

一个温暖的下午，笔者来到外交部前副部长、前驻联邦德国、奥地利大使王殊的家中拜访，见到了这位气度不凡、直爽热情的耄耋老人。85年的岁月已经让王殊老人鬓发如雪，可回想起过去的岁月，老人眼睛里仍闪烁着和年轻人一样炽热的光芒。

50年代单枪匹马闯荡黑非洲

当日寇的铁蹄蹂躏着长江南岸时，王殊认字不多的母亲不愿让14岁的王殊接受奴化教育，把他从常熟送到上海租界求学。从此，四马路的书店中《西行漫记》、《铁流》、《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启蒙了他的革命理想。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以“林莽”为笔名发表了不少进步文章。

解放战争开始后，24岁的王殊成为新华社的一名战地记者。从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到抗美援朝，王殊在硝烟和战火中见证了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人民政权逐步强大。而在朝鲜战场，为了顺利地采访美国战俘，他边采访边学习外语和世界历史，为自己后半生的外交生涯铺垫下基础。

1958年，王殊肩负国家使命，单枪匹马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地区开创了一批新华社驻外分社。他亲身体验了非洲民族解放大潮，也经历了殖民势力制造的如狂风暴雨般的战争。为了确切地向祖国汇报，王殊多次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深山老林，历经波折采访当地时局。他也因为工作关系参与、见证了中国与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建交的前前后后，得到了“外交尖兵”的美誉。

为中德两国建交“穿针引线”

1969年年底，王殊临危受命赶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接替患病的同事。波恩虽然很小，却是联邦德国和欧洲的重要神经中枢之一。这里有100多个来自五大洲的外交使团，从议会走廊、党派机构到新闻大厦的咖啡馆、餐厅都挤满了神经紧张的各国记者们。

几个月后，45岁的王殊攻克了德语关，工作也打开局面。当时，国内政坛对中德关系有很深的偏见，而王殊根据自己的观察和分析，提出了改善与联邦德国关系的调研报告，为此他受到了外交部的内部通报表扬，周恩来和毛泽东看了王殊的报告后认为很有参考价值。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恢复了中国的合法席位，许多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此时，联邦德国反对党要求政府迅速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王殊敏锐地注意到，原联邦政府外交部长施罗德曾两次对外谈到，希望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交换意见。王殊巧妙地利用记者的身份与施罗德近距离接触。当他把交流的结果反馈回国内，周恩来总理经过反复考虑后做出决定，以外交学会名义邀请施罗德访问中国。1972年7月，施罗德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打开了两国领导人直接对话的大门。此后经过多方磋商，联邦德国外长谢尔率领庞大代表团在1972年10月10日下午飞抵北京。第二天，他同姬鹏飞外长在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了建交联合公报，翻开了两国关系的崭新一页。

周恩来让他“出出名”

在开国伟人中，周恩来总理是王殊交往最多、最熟悉的一位，而周总理对王殊的人生道路也有着重要影响。

就在施罗德到北京访问几天后，周总理指示新华社让王殊尽快回京参加接待工作。7月22日晚上，周总理在人大会堂东大厅对王殊进行了一次单独“考试”。

周总理一开始询问他联邦德国地理文化方面的问题，王殊都回答上来了。当问到联邦德国经济科学方面的情况时，王殊有些答得出，有些就不清楚了。接着周恩来要王殊谈谈联邦德国局势和两国关系，欧洲局势和苏联战略的问题，赞扬他工作做得不错。周总理说，考虑到王殊是记者身份，今后要同联邦德国的政界和经济界高层人士打交道可能不方便，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礼宾司安排王殊参加一些外事活动，并指出名字见报，排在重要地位，让王殊“出出名”。

1972年10月，中德两国建交后，外交部通知王殊，根据周总理的意见，正式调他到外交部工作，任命他为驻联邦德国使馆的参赞。后批准他为驻联邦德国的大使，接替患病的王雨田大使的工作，成为外交部最年轻的大使。一个驻外记者出身的外交官，在同一个国家从参赞直升任大使，这种罕见的破格任命让他在联邦德国政界成了新闻人物。

王殊担任大使以后，除了大量的礼节拜会之外，还要安排驻在国朝野两派领导人来华访问，这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除了要考虑政党之间、个人之间的关系，更要对接待的整个细节考虑周到、反复协调。

早在1970年，王殊就认识了正在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科尔，年轻的科尔也向王殊提出访华的愿望。1974年9月科尔访华，受到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的接见。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也于197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期间对中国进行访问，毛泽东与邓小平接见了他。

毛泽东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

1972年7月24日晚上，奉命回国的王殊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当王殊走进毛主席的书房时，看到毛泽东正在同周恩来、乔冠华、王海容谈话。王殊以前只在影片中看到过毛主席，此刻心中非常激动，忽然哭了起来。毛泽东从茶几上拿起一支烟说：“你不要哭了，我请你抽一支烟吧。”王殊走过去拿了烟，这是一种特制的小雪茄烟。他把小雪茄放在旁边的茶几上，想带回家作个纪念。

就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拍板定下了联邦德国基社盟主席施特劳斯来华访问一事。毛泽东说：“我欢喜右派，可以把他们请来，我也可以同他们谈。尼克松来，我就是同他在这里谈的，谈得还不错。”那一夜毛泽东从国际到国内谈了3个小时，大家告辞出来。王殊发现小雪茄不见了，一看乔冠华因为把烟都抽完了，正在抽那支小雪茄呢。

3年后，王殊陪同来访的联邦德国政府总理施密特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行动不便，说话也听不清楚，谈话开始时毛泽东注意到王殊，说：“王殊，你好吗？”王殊没有听懂，在唐闻生的“翻译”下，才回答：“很好，谢谢主席。”毛泽东又问施密特：“我们的大使在你们那里怎么样？”施密特不像一些国家领导人在这样的场合会为大使说好话，他说：“要看他今后的工作。”双方就正式进入了对欧洲局势的讨论，最后还谈到了德国的哲学。毛泽东提到他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外，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海克尔的著作也感兴趣。可是在座的外宾，只有施密特看过海克尔的著作，其他的外宾有的说没有看过，有的还不知道海克尔。听了他们的谈话，王殊深感对外交官来说，多读一些书的重要性。

退休以后重新拿起笔杆子

粉碎“四人帮”后，百废待兴，王殊在中央安排下曾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其后担任外交部副部长。1980年6月15日到1986年初，又担任驻奥地利共和国大使。从奥地利离任回国时，王殊已过花甲，以后退出了外交工作的第一线。

在家庭里，王殊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共有3个子女。虽然他和夫人常年驻外无暇照顾孩子们，但一家人相处融洽。王殊和夫人同小儿子住在一起。他们虽已年迈，但很多事情仍亲自动手。

王殊退休后仍身兼数职，顾问、理事、会长头衔一堆，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身为中德友协的会长，他竭力促成中德两国艺术家的交流和访问，曾获得“德中友谊奖”。

晚年的王殊笔耕不止，仅2005年一年就在香港《大公报》专栏里写了数十篇文章，他说：“笔耕不辍，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既能继续保持身心活力，又能在公众外交中发挥作用。”他正打算写一部关于外交官的小说。王殊说，很多人以为外交人员在国外住洋楼、赴宴会、坐高级轿车，实际上他们工作非常辛苦紧张，责任大、任务重，可惜直到现在还没有一部描写外交人员工作生活的文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