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西安，文化古迹众多，底蕴深厚，是中国文化的根基所在。先后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西安一直以来都是一片人才辈出的土地，尤其是学者和艺术家的温床。这当然要得益于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氛：深沉、厚重，高贵但是深藏着积极入世的激情。文化在日常生活中沉淀出的行为方式，对西安人的审美生活也提供了基础。另外也和西安的边缘位置有关，“一坐具有悠久民族核心文化传统的西北省会城市”，这个身份让西安的艺术家既寻找到高贵的文化血缘，又清醒地利用边缘的自由度，大胆探索。

引言：恰似深焦镜头

如今的时代，单向度阶段即将终结。对于边缘与中心的一系列老生常谈也渐渐令人厌恶。今天的世界，地缘政治的僵固化格局已经被网络化的全球视野打破。文化的区域主义显得越发不合时宜。对于城市电影的研究，不能简单的被归为文化多样性的一个参考指标。回顾西安独立电影的发展历程及现状，是应该从更加综合的视野进行考察的时候了。

西安的独立影像发展一方面是属于西安这一区域的研究样本，从另外一个层面上我们的回顾与考察应该站在中国乃至世界新的影像浪潮的大背景下关照。这就像一个个案，一个社会学的乡野调查。我们似乎回到了“深焦镜头”刚刚兴起的时代，某种程度上如今我们的眼光，就像是奥斯维尔斯《公民凯恩》中同样清晰的前后景一样。今天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从这一点上思考，西安独立影像才能以更平静的方式为我们展示它的历程与希望。

背景：独立时代

夜色弥漫，点点烛火令人顿感温暖。从王小帅到贾樟柯，从张元到娄烨，整个“第六代”在时代的召唤下走向了独立制片的漫漫长路，独立电影以更为个人化的表达，新的美学方向，对中国当代社会试图介入的勇气成为中国电影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的一道风景，但这也是精英主义在独立电影领域活跃的最后十年。随着新的数码技术的快速发展，家用录影设备的出现，影像的权利第一次被下放到普通人手中。承接其后的中国新纪录片运动，又提供了一个个人对于社会与自身问题进行思考和影像实践的空间。这一运动不仅仅波及纪录片的发展，而是对整个中国电影具有深远的影响。社会中产阶级的蓬勃发展，使得电影这一中产阶级的艺术方式，找到了经济基础。越来越多的人可以使用轻便的设备进行创作，旧有的大制片厂制也在20世纪末最终消亡。如今的电影走向两个方向，一方面是资本寡头的电影，一方面是新一代年轻人的独立影像。这两大潮流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本质上走向成熟。

当今天的独立电影占据北美市场大半江山的时候，当欧洲及拉丁美洲的电影奇才拿起摄影机大展宏图时，中国独立电影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方式进行积累，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最近十年来，中国独立影像经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从对抗到务实，从探索到发韧。特别是1997年《小武》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独立电影新纪元的开始。随后数码技术的东风吹来，一时间百花齐放。从贾樟柯的《任逍遥》到朱文的《云的南方》，从甘小二的《山清水秀》到应亮的《另一半》，从杜海滨的《铁路沿线》到王我的《外面》，从王兵的《铁西区》到李凡的《淹没》。中国独立影像以决绝的自信力日趋成熟的创作方法坚定的向前跋涉。而对于西安这座古老的城市来说，独立影像的蓝图也在艰难中草创。

发轫：一起出发

2002年当时还在西安美术学院上学的董钧拍摄了一部具有实验意义的《垃圾场》。之后张献民、杨子，邱志杰等人参与组织的。中国独立影像展在西安举办董钧的这部作品也参加了展映。这是西安独立影像第一次与全国范围的作者和作品见面。很多年轻作者参加了这次展出，一种新的可能开始展现在他们面前。这些年轻的创作者适逢DV技术蓬勃发展的时期，并且第一次发现全国范围的独立影像创作正在经历巨变。西安的创作者们第一次朦朦胧胧的体会到“找到队伍的感觉。此时也正是新的理想主义再次启程的时刻。这一年美术学院的董钧。从丹麦哥本哈根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的周渔都开始了自己的创作。周渔在这一段时间创作了《楼》《黑金》等作品，创作方法多样，如《楼》的实验性质和《黑金》的直接电影方法。

2003年，西安美院隔壁的二府庄村，董钧创立的六合艺术公社开始渐渐成为可见的西安创作者的聚集地。董钧以巨大的激情与伙伴起出资在城中村里租下了一间院子。也就是在2003年这一年，他在六台艺术公社举办了一系列影像展示活动，包括周渔的个人作品展等。在这里，西安独立影像的创作者们经常聚集在起。不仅是影像创作者，还有西安当代艺术的其他朋友也在这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且在一次次的彻夜长谈中交换创作思路，互相鼓励彼此。之后的2004年董钧开始拍摄《无烟煤店》，经过8个月的拍摄，影片最终呈现出一种较为成熟的直接电影的方式，通过对家卖煤人的生活的纪录，达到了真实与诗意的结合。2004年，周渔还拍摄了纪录片《太爷》，影片入围德国莱比锡电影节，获国际影评人奖。

当代艺术家，策展人岳路平积极的通过西安当代艺术的平台为西安独立影像摇旗呐喊，与董钧台作策划了多次展览放映活动，并且身体力行的拿起DV开始创作。王杨于2004年在大学城建立文化机构“千壶文化”。强调以社会学研究，哲学思辨的角度进行纪录片的观察与思考。同时群各个领域的朋友积极的参与西安的独立影像圈子，从不同的角度给创作者以启发。

在《无烟煤店》之后，董钧于2005年拍摄了纪录片《模特》，将目光对准美术学院的模特群体，跟随一位老太太通过四季流转记录了老人的生活。影片平实自然，且极具情感的穿透力。另外女性作者刘晓佳拍摄了纪录片《不要告别》入围云之南青年论坛单元。

在2005年的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上，董钧的《无烟煤店》、刘晓佳的《不要告别》，周渔的《太爷》获得入围。这次在“云之南”的见闻，使得他们感觉到一种温暖。通过一段时间的艰辛跋涉之后，他们在这个大舞台上收到了来自大陆地区其他创作者和前辈的肯定与鼓励。坚定了日后继续创作的决心。

李军虎2004年开始拍摄《生于1977》，通过近两年的跟踪拍摄，纪录了两位经历7年爱情长跑的年轻人的生活状态，此片获得2006年东京录像节最佳影片优胜奖。之后的《千里寻母》获得2006年中国十佳纪录片殊荣，入选法国飞帕电视节。李军虎的创作拓宽了之前较为狭窄的电视纪录片的方向，创作的独立性和作者化倾向在电视台领域得到体现与肯定。

2007年，王杨在西安的城乡结合部，西部大学城区域拍摄了纪录片《地上空司》。他实践了之前对社会学以及哲学思辨过程中得出的理论，并且将情感投注到空间的变迁之中，在风格上具有创新性。这是西安独立影像领域第一部纪录长片。标志着西安独立影像在题材，方法和角度上的次改变。同年董钧开始拍摄纪录片《大水》。他对三

门峡水电站的历史遗留问题投注目光，最终完成了一部宏大而不失细腻、冷峻却饱含深情的力作。周渔也在同年发力，拍摄了纪录片《彼岸》。影片讲述了在黄河上打捞尸体的老人的故事。探讨了更为深刻的问题，关于生命，死亡，尊严与历史记忆，并且形式上打破传统，透露出多种艺术表达方式，

2008年，王杨再接再厉完成了纪录片《寂静之声》。此片记录了刚毕业的青年人的日常生活，透视出他们的精神世界。影片在空间的结构方式上大胆创新，将人物的记忆与情感世界表达出来。

在剧情片领域，西安也诞生了一批佳作。比如，石磊《娜娜，我们回家》(2004)张忠华《霸王年代》(2005)，田波《抬头见喜》(2005)、阂韬《孔明灯》(2006)董钧《麻雀》(2007)，以及由“长安乱制作小组”出品，张林子导演的《回忆短片》，《深海，别了深海》等作品。他们展示了西安独立影像创作的多元化，并且为日后西安剧情类影片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多元化发展：探索

从早期的具有实验性质的作品，到之后“直接电影”观念的集体补课，从记录生活原生态到对影片结构的探索和风格突破。可以说，西安的独立影像经历了一个从摸索到渐渐成熟的过程。

一个地区的创作者当然带有些地域特色。西安的独立影人往往具有一种深沉的气质，这种气质沉默，但沉默中随时可能爆发出生命力，这是一种静与动之间脆弱的平衡。这些作者大都不喜欢夸夸其谈，是更为内敛和沉着的方式。作品本身以及平时的言谈都显得底气十足。西安是座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的古城，虽然今天的西安已经发展为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但是其中那些根深蒂固的传统和性格，仍旧影响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在西安独立影像的创作上，我们可以看出两条线索。一条是沿着黄河而上，关注于黄土地的纪录。比如周渔的《黑金》《彼岸》、口波的《抬头见喜》《佛陀焉》。这些作品都是深深的根植于土地，探讨个人与环境之间的精神关系。另外一条线索是关注于城市题材，比如董钧的关注城中村人群的《无烟煤店》，王杨的关注城乡结合部乡村体系崩溃的《地上一空间》，李军虎的反映城市年轻人生活的《生于1977》，刘晓佳的《不要告别》，王杨的《寂静之声》，以及反映小城镇年轻人成长的《孔明灯》。但这两条线索的呈现方式，并不是以城乡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呆板方式，而是都不约而同的体现出一种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对生活本身的凝视。

不得不提的还有生活在铜川的影像作者诗人，画家林鑫先生。他的纪录片《陈炉》，《三里洞》深沉饱满，对历史人性的回望具有深度与温度，是西安群体中最成熟的创作者，也是其他年轻作者的良师益友。特别是他的纪录片《三里洞》获得评论界的一致好评，被评论家称为“技巧退后，此乃大成”。

另外还有一些短片导演对影像本身进行有益探索，比如苏晟的《枪击事件》(2003)，祖伟民的《壳子的早上》(2004)等。还有徐立的实验短片如《距离》，《舞者》、《平等》等作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张林子发起创立的“长安乱电影小组”，这是一个完整的并且延续时间较长的创作小组。作品包括《回忆短片》，《深海，再见深海》等。这些作品都不断的寻找新的表达，并且在这个基础上磨砺自己，取得观念与镜头语言上的进步。

在路上

通过与多位活跃在西安的创作者的交谈，我们发现其身上所共同的内在气质热情但不外显，深沉却不墨守成规。这种厚重且带有叛逆性的倾向可以说是整个西安作者群的特点之一。今天，西安群体离真正的成熟还有距离，但是其中所透露出的可能性让我们非常期待。

2007年底，陈小松，陈常青，雷晶晶，闵韬，王杨，王国庆、王宗凯、薛明，赵司泉一起成立了“收割电影制作小组”，这个制作小组的建立标志着西安群体创作方法的新转向。除了董钩。周渔、李军虎等创作者的个人化创作以外，“收割”成为西安独立影像创作领域一道新的风景。“收割”的这些创作者以种松散的模式建立起一套更为团结也更为自由的创作方式；他们以深厚的沙龙文化为基础，最大化的利用各自的资源，共同努力，协作完成各自独立的作品。没有功利性，也没有浓厚的帮派化。这群有着共同文艺倾向，但也具有多样化美学表达的年轻作者的周围，是众多西安各文化领域的朋友。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交叉与碰撞为未来西安的独立影像发展带来新的可能。

行走在大路之上，从城市到乡村，从青春的躁动到成熟期的坚强，西安独立影像的作者们带着各自的信仰上路了。与其说是勾画自己，不如说是勾画今日中国的图景。与其说西安是处在文化边缘的自由点，不如说是当代中国独立影像共同发展体的一部分。这是见证一同成长的大路，吾国吾民以及个体内在价值都是这一成长的目的地。让我们期待中国独立电影更加成熟与辉煌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