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　直

我不是学者，我研究不了孔子、庄子、老子，但我知道我们的血液中有这些文化祖师爷的“基因”，我们都是他们的“孙子”。作为“孙子”，我们做人要“装”，在父母面前要装乖，在师长面前要装谦，在权威面前要装卑，在强者面前要装软，在名与利之间要装“虚无”，在政治运动来临时要装傻。反正你就是不要活出自己的本真来。

连当代的学者在研究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活出真正人生大哲学的人物时，都把装傻装到真傻的境界奉为找到了人生的真谛。孙郁在2008年《随笔》第一期上撰文，羡慕张中行先生，说他才是“良谷深藏若虚，甚至大智若愚吧”，“日久天长使自己以外的人都认为，他是有精神病”，“所以才换得大报酬，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画花鸟，睡大觉，能过上闲适的日子”。这于个体的人生而言确实是得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反思一下我们做人的文化，真的如此。只要你不冒尖，就不会挨掐，只要你没棱角，就不会被踩。

张中行的“傻子”处世哲学在我们的做人文化中是智慧，是精明。其实精通此道的又何止是他这样的大知识分子，连顺着地垄沟找豆包吃的农民也都不会在生活中装“大明白”。遇事三分木，开口半分傻，总是表现出生下来就是替大家吃亏的样子，这才是保全自己的上策。我们与人相处的哲学是怕奸不怕傻，怕灵不怕愚，怕聪不怕呆。一个民族的文化元素配置出来的“人才”类型都是痴傻憨呆的型号，那不就是“集体废品”嘛。

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都是张中行这样的一堆“精神病”，整日里想着要怎样“靠傻气”躲过“关节”，才能保全自己“画花画鸟”的安逸日子，那知识分子的良知和道义由谁来担呢？我们民族的气节有谁来扬呢？要工人？农民？商人？官人？他们也行，但他们不是主体，人家都有自己的专业，而知识分子的专业就是积极“入世”的参与意识，敢于批判当代主流文化的精神。

可悲的事实一再证明，只有像张中行这样的处世道法才能躲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风雨，而像陈寅恪、胡风、马寅初、梁漱溟那样自以为真理在自己的手中，在大是大非面前觉得不装呆扮傻，总想用真理把别人从“糊涂”中弄明白，其结果是连“画花画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那五十五万人不会装疯卖傻，那五十五万人的头顶就多了一顶压死人的帽子。但正是有了这五十五万有良知、敢直言的“右派”们，我们这个民族才没有集体蒙羞，否则我们都能通过各种手段获得了当时“画花画鸟”的“享受”，不知今天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我们的儿孙？

长期以来，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人就令他们琢磨不透，因为我们的表象与内心不一致，嘴上说的和做的不统一，这就是我们做人的哲学给定的型。就像张中行这样的人，如果不说他是教授，作为一般的游客自己到巴黎周游一圈与法兰西人玩几天装呆扮傻，人家若不把他当傻子才怪呢，更不会有人说他是大智慧型人才。

如今的人们当然不用再装呆扮傻来躲避挨整的政治运动了，但也不是可以光明磊落做人的，比如不想举手的时候还要举手，不想鼓掌的时候还得鼓掌，否则你别参加这个“游戏”，不是只有娱乐界才有潜规则的，我们的文化中的潜规则连小学生都无师自通，你说谁不知道装孙子比当大爷更容易立稳脚跟。

好在如今全世界在做人上的美丑价值观都能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有鉴赏力了，如果你认可你的“傻子哲学”，你就把你的处世哲学“进行到底”。一个民族真正的强大不是向外输出航母和导弹，而是文化和做人的价值观，我们能输出我们的“装呆扮傻”吗？我看不行。套用杂文家闵良臣的一句话，我们不能把醉汉弄醒，我们就把醒汉弄醉吧。

（选自《防城港日报》）

杂文包

中国人与人相处的哲学是怕奸不怕傻，怕灵不怕愚，怕聪不怕呆，这个生发于中华民族文化因素的“孙子哲学”和“傻子哲学”被奉为国人行为处事的圭臬。无论是大知识分子，还是找豆包的农民都不会在生活中装“大明白”。他们尽量不冒尖，尽量磨平自己的棱角，尽量掩盖自己的本真，在表象与内心矛盾的状态下演绎自己的人生，这是一种保全自我的迂回之策。虽然现在不用再装呆扮傻来躲避挨整的政治运动，但国人的这种处世哲学已根深蒂固，成为我们文化中的潜规则。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要使我国的文化和做人的价值观成为世界文化多元中的一元，就必须摒弃这种“孙子哲学”和“傻子哲学”的处世原则。

——石 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