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义

有哲学家曾说，人们问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时候。实际上是在问未来我们将往哪里走。中国30年改革开放史充满了无数引人入胜的谜团。一组织、一企业、甚至一人的兴衰起伏，足可为后来者之铜鉴。

而对于人的把握是最难的，尤其难者是那些被公认为弄潮儿的体制内的改革者。特别是在今天“还权于民，还利于民”的社会舆论高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两种改革严重不配套已经让社会公众强烈不满的情况下，每一个体制内的改革者，即使已经退隐，或过世，也恐怕断难“盖棺论定”。有时对于体制内的改革者而言，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一种奢望。所有这一切的产生，有一个最关键的根源：改革开放也是政治，或者说经济建设也是政治。

吕雷和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在笔者看来是理解这一点比较理想的著作。在这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历史与逻辑是高度统一的。最简单的例子，广东的开放和一段时间内的民众外逃香港是有关系的。同样，今天当人们比较珠三角经济模式和长三角经济特别是浙江经济模式的时候，经常说珠三角经济是候鸟经济，内生性不如浙江模式。但当初广东承担的正是为国家推动开放这个最大的政治重任，这构成了体制内改革者最大的外部约束。今天广东誓要在推动科学发展上当排头兵，这也是如今最大的政治。

在这个最大的外部约束下，并非说改革者失去了主观能动性，否则历史当不是今日的模样。是否敢于担当，其间有天壤之别。书中一个情节很耐人寻味。邓小平1992年南巡去的唯一一个县级城市是顺德，还特意到顺德珠江冰箱厂(科龙公司的前身)去看了看。但南巡后不久，时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就听到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顺德党政班子老老实实地承认，他们一致认为顺德前景不妙，包括小平刚看过的珠江冰箱厂!原来，顺德乡镇企业的确发展很快，但负债极重，乡镇企业正在患上“国企病”，企业头头都是乡镇领导兼任或任命的，短期行为突出。当地申请进行产权改革。但顺德的乡镇企业是名震全国的典型，小平两次来都给予充分肯定。小平一走，板凳子还没凉呢，他老人家肯定过的东西说改就要改?改坏了谁负责?

更要命的是，顺德在产权改革之前，想先把政府职能转变了——通过机构改革把计划经济产生的企业的“婆婆”取消。上级主管部门势必很不“高兴”，后果自然也“很严重”。当年的改革者的魄力在于，认清改革的必要性之后，就给予顺德一个“尚方宝剑”——省委综合改革试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自然是层出不穷，告状的不计其数。有一次谢非到中南海开会，午餐时江泽民总书记端着一碗面条向谢非走来，问道：“你的顺德人又被人告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谢非解释完后，总书记觉得有道理，表态说可以大胆一试。

历史和人，需要多层抽丝剥茧才能逐渐理清楚。改革的复杂性就在于，比如像产权改革，至今仍有对于将国企转让给私人老板的投诉，在某一个特殊时期，就会成为引人关注的政治问题。但无论如何，今天人们也不得不佩服当时对上层建筑的改革魄力。如今，顺德再次成为科学发展观试点，并且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直接联系的点。人们反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综合改革试点时，顺德享有地级市待遇，许多工作同样直接与省对接。佛山市行政区划调整之后，顺德的地级市管理权限自动取消。“继续改革创新的各项自主权限不复存在，改革空间压缩。”

改革之初站在浪头上的改革者，很多都曾经历过新中国建立前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袁庚作为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组织了“美军在东南中国最重要的情报站”；谢非17岁就被任命为陆丰河田政府指导员……虽然不能过分估计年轻时成长经历对人生的影响，但对于政治人物而言，云谲波诡中形成的意志力往往比掌握多少知识更重要。

30年改革开放，南国改革风流人物何其多!如果非要总结一下这些人物的可贵之处，那就是大政治下的勇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