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静慧

两年前与刘梦熊初次会面时，他的身份是香港金融专家、“买壳教父”，正在国内四出演讲，游说企业赴港买壳上市，对媒体甚少言及政治。

2008年7月，新任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他却突然高调议政，在香港三家媒体全版刊载了证论文章《我为人民鼓与呼》，疾言厉色质问中国财政金融管理当局：“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3763亿美元美国‘两房公司债券。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如此离谱决策有没有黑幕?”

此文一出，全国哗然。国内1.8万多家网站及世界30多个国家的媒体转载了这篇文章。各界在震惊于“两房”黑幕的同时，理所当然地认识了原来只活跃于香港金融界的刘梦熊。

“去年3月，我已被委任为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又由公司董事改任副主席。”一见面，刘梦熊就满脸春风地递给记者一张新名片，显示他对政治身份改变后的现状相当得意，并没有像外界猜测那样备受“敢说真话”带来的困扰。

生于1948年，原籍广东台山，1973年被下放东莞长安，同年游泳偷渡香港——当初刘梦熊通过生命的豪赌搏击换取了不一样的人生，此后在港，他一直从事期货、外汇等高风险行业。在香港金融界摸爬滚打36年，他最清楚如何让投资达到最大回报，如何掌握风险背后的安全底线。

以文投资

《我为人民鼓与呼》对刘梦熊来说其实不过是再试牛刀。早年他一直在《文汇报》写专栏，后来又转战香港发行量最大的《东方日报》“龙门阵”。对眼光独到的资本运作高手刘梦熊来说，这不失为一种独辟蹊径的“投资”方式。

刘梦熊自称，像他这样“文章能拿得出手”的人，工商界罕有。也许并不是没有，只是商人多重眼前利益，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费尽心思撰写连载《期货决胜108篇》时，同行们更着眼于如何把握时机多做几笔交易。而当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刘梦熊已一书成名，被捧上了“期货教父”的高位，掀开了其在香港金融界叱咤风云的人生一页。

刘梦熊写评论的大手笔非仅见于文字，更有创意的是他一砸千金的“全版登载”特色。当他希望某篇文章能产生更大影响力时，就会在专栏刊载的第二天，再自费买下几个媒体的广告版面，全版登载该文。像《东方日报》这种在香港影响力比较大的报纸，登一次全版就要花费10多万港元——如今刘梦熊“以文会友”誉满香港，这不仅是用时间、用笔力，同时还是以真金白银投资回来的。

记者初次与刘梦熊相见是在2007年广州某高校的财富论坛上，其时他早已淡出期货外汇市场，转战收购合并、借壳上市、引进策略性投资者等资本运作业务。年内陆续听了他的多次演讲，主旨都是鼓吹国内企业赴港买壳上市。

刘的演讲风格激情澎湃，每次演讲完总有企业家止不住心动，上前攀谈。让他们折服的不仅是刘梦熊高明的资本运作手段，还有他有意无意透露出来的与香港各大财团首脑不错的交情。其中刘梦熊每逢演讲必谈的，就是他当年掷下数十万在多家媒体全版刊载《郭家麒，请勿再“搞搞震”!》一文力挺李嘉诚冠名香港大学医学院，从而与李嘉诚建立起不错的私交。

玩转政治

刘梦熊从商界跨入政界，突然凭借一纸政论崭露头角，其实亦非偶然。

2006年，刘任职董事(现任副主席)的香港上市公司智富能源高调收购了马达加斯加2104石油区块，这是他对中央猛吹“民间外交”、“布局海外能源”风的开始。

“我这次炮轰财金当局外汇储备投资不当，不是放马后炮，早在2003年9月第六届中国科博会开幕式演讲时，我就在人民大会堂当着周小川、尚福林、陈元等人的面说，我们的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除了用于支撑货币、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外，应该拿一部分出来布局海外能源矿产市场，为国家保持能源的长久供应和价格稳定。”刘梦熊一提外汇储备，必强调布局海外能源矿产，这也是他准备在今年两会提交的最重要的议案内容。

2006年拿下马达加斯加石油区块后，刘梦熊致函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陈元，提出“1+9模式”——即智富能源看中海外能源矿产区块后，由中央投资1美元，再发动其他企业和民间资金、海外企业投资9美元，把事情做成功。

奈何人微言轻，最后智富能源只能找到香港中联石化合作，而国家外汇储备则大量投进了“两房”债券。

从涉足能源这个垄断性资源领域开始，就注定了这条商业之路顺遂与否与政治实力脱离不了关系。而刘梦熊无疑是一个颇有政治智慧的人。

香港工商界以爱国为主流，因多受利益牵绊，很多富商虽兼有政治身份，但向上多以唯唯诺诺居多，又或对各项政策举措虽有微辞，但投鼠忌器，敢怒而不敢言。

而刘梦熊则胜在最懂得把握“胡萝卜”与“大棒”的分寸。这些年虽与香港左翼政党民建联走得最近，每天坚持撰写政论也以“爱国爱港”为主要立场，时常在关键时刻力挺中央、港府，打击反对派；但他又坚持无党无派的自由人身份，在中央或港府政策举措出现明显纰漏的时候，毫不容情地刊文抨击。

民间外交家

一则在大方向上保持爱国立场，给自己划下了安全底线，二则在香港这个特殊政治生态环境中树立了刚直敢言、不卑不亢的形象。这使刘梦熊在政商界没有吃不开的圈子：商业巨子们感慨他能言人所不敢言；即使是向来与“爱国商人”和保守党派不对盘的民主派人士，也因其立论公正及积极保钓等行动而与他保持了良好关系。

2008年3月，因各方力荐，刘梦熊被委任为仅有的13名新增11届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之一。

政协委员刘梦熊拍案而起、激浊扬清的议政风格依然在继续。

去年11月，刘梦熊又炮轰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的铁矿投资仅16亿澳元，但购买累进式外汇杠杆交易却亏了200多亿，运作过程中“赚钱私有化、亏钱国有化”；12月，批评了外交部发言人在钓鱼岛事件上的发言软弱无力……

2009年春节后，在外界不免担心这位敢言的刘委员日子会不会“不好过”时，他正准备出发往蒙古，与蒙古总统商讨如何以香港作为集资平台，由中国替蒙古修建铁路和高速公路，获取蒙古方的矿产偿还。

此刻，他的姿态已不纯粹是“民间外交”。

一个细节耐人寻味：2006年，刘梦熊所在公司的马达加斯加石油项目因宣传问题，曾被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质疑为“9000亿美元石油神话”商业骗局。“当时看到这个节目，我站都站不稳，你想央视的杀伤力有多大啊。”刘梦熊不止一次向记者提及，节目播出后，他所在公司股价连续下跌。最后动用了他与马达加斯加总统的“民间外交”关系，由马国向中国提出外交抗议，最终迫使央视道歉，事情不了了之。

而到加纳洽谈油汽合作时，他的拍档已

不再是中联石化，成了中海油；他曾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身份与加纳大使在外交场合见过面，大使告诉总统：“刘先生是中国的国会议员。”

政商地位提升

《南风窗》：听说《我为人民鼓与吹》一文刊发后，你的个人blog曾经上不去了?

刘梦熊：是啊，奥运开幕前上不去的，10月初又重新开了。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有点敏感的文章，第二天又不行了。现在又开了。听说是因为北京有关部门认为，刘梦熊爱国爱党虽然无可怀疑，但他某些文章的言论会令他们有所顾忌。

《南风窗》：即使这样，你依然肯定你的分寸把握没有出问题?

刘梦熊：没问题。文章发表当日，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马上就打了电话给我，说你的文章我们看到了，也向上级上报了，上级叫我们马上见一下你，听听你的意见。当晚4个人过来和我一起吃饭，一个不断问，刘生怎么办(对“两房”事件的处理)，另外3个负责记录。他们反应还是比较正面的，并没有表达什么不满。

一周前，港区和澳门区人大、政协委员在深圳五洲宾馆听发改委副主任、财政部副部长、乔晓阳副秘书长、李建国、周小川等做传达报告。我还当场向财政部廖部长提了个问题：不久前全国人大办公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公开披露，各级政府公费吃喝、公费出国、公费用车总消耗是9000亿人民币，但我们财政列入预算的只有29亿，两者问相差310倍，到底真相是怎么回事!

我是游水过来香港的，9个小时惊涛骇浪都不怕，blog上不去，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

《南风窗》：这篇文章出来后，两岸三地反响都很大。

刘梦熊：那当然。《我为人民鼓与呼》刊发后，国内就有人撰文称赞我是中国经济界的鲁迅。再说内地的企业吧，前天我到北京首创集团与他们的董事长刘晓光会面，他的助手一见到我就说，在刘总认识的所有朋友当中，最伟大的英雄就是你了。

《南风窗》：香港工商界应该也很乐于见到像你这样的人站出来直言?

刘梦熊那是啊。在香港参加各种酒会时，经常有坐拥数百亿身家的大老板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刘生，香港幸亏有你啊!《南风窗》：虽然很多人都担心刘梦熊写了这么一篇文章，会有什么可怕后果，但事实上不但没有什么不良后果，反而对你在政界、商界的地位产生了提升作用。

刘梦熊：目前看来是这样。

《南风窗》：这算不算一种自我炒作?

刘梦熊：我写这些文章，和我个人利益完全没有关系。我没有买过一分钱“两房”债券，也没买过中信泰富的股票。之所以要付费买版面登全版文章，是因为《我为人民鼓与呼》里提到的外汇储备问题，真的是很危险、很严重的，急需引起当局注意。而如果不采取这种较激烈的方式，没法让中南海的最高领导注意到这篇文章。毛泽东最反对的是钝刀子割肉半天割不出血，我要批评，就要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

《南风窗》：虽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但难道没有因此增加了你的政治资本，好比当年一篇文章结交下李嘉诚一样?

刘梦熊：不是这样计算的。政治资本最雄厚的至今为止莫过于陈良宇、成克杰，但是他们胡作非为，不是一样倒台了?政治资本与个人成败没有必然关系。

有些人觉得，有个政协委员的衔头，在内地搞房地产时，和省长、市长打交道会方便些；或者和财团首脑扎堆了，人脉关系更广，业务开展会更顺利。但这些都不是我追求的东西。为李嘉诚说话，我是纯粹打抱不平。

退一步，即使我靠这个捞政治资本，那我也要有真材实料，文章要能拿得出手才行啊。说到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365天都议政

《南风窗》：在香港左派阵营报刊刊载政论文章，是你作为政协委员最主要的议政方式?

刘梦熊：这个方式很特殊，香港这么多政协委员里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做。其他政协委员只是在每年两会时弄一下议案、提案。问题是每年的两会只持续半个月，相当于全年的1/24时间，在其余23/24的时间里都没有其他途径议政。而我每天都在全港发行最大的《东方日报》专栏写政论，每年365天都有机会议政。

《南风窗》：香港区政协委员都是经政协全国委员会邀请而获得委员身份的，可以说是纯粹的委任委员，你是怎样以一个香港金融界人士的身份而得到中央关注并获得委任的?

刘梦熊：其实也不纯是任命，也有推举过程。香港区各界提名了320多人，最后由中央统战部筛选。

之所以能获得中央关注，我想跟这么多年来我每天都在专栏里写了很多激浊扬清的评论有很大关系。一直以来对那些于国家社会有利的事，我都强烈支持，而对政府施政缺失或国家发展中的弊端，我都会率直地提出批评。当然，写文章只是其次，其实这么多年我在香港出于爱国爱港的立场，一直为国家和香港做过很多有建设性的工作。

《南风窗》：能否举些例子?

刘梦熊：比如2004年香港政府策划领汇上市，反对派立法会议员郑经翰幕后操纵打官司，利用上诉期和上市日的时间差使领汇上市功亏一篑，这完全是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行为。我就写了《不容一粒老鼠屎搞坏一锅粥》，自费在《东方日报》、《太阳报》全版刊登，并发起元旦反政客乱港大游行，在中环遮打花园集合了几万人声讨政客的所为。

香港街头以往一向是反对派的阵地，他们逢中必反，每次上街聚集游行就把矛头指向中央或特区政府。这次却是爱国爱党力量第一次走上街，将街头阵地夺回来，并把反对派从为民请命的高地上拉下来，暴露了他们以民为敌的面目。这是香港政治生态环境的一个转捩点。

另外还有一些，是只能做，不能说的。

《南风窗》：中央从什么时候开始留意到你的这些举动?

刘梦熊：一直都有留意。中联办一位部长级官员曾对我说，你的《评没有时间表不收货》刊出后，9个中央常委里，除了2位正外出公干外，其余7位都看了你的文章，觉得很好喔。

香港有一批法律精英对人大释法抱有敌意，曾发起黑衣游行反对人大释法。我登全版文章驳斥他们。后来全国人大法律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乔晓阳等到深圳开座谈会，和港澳知名人士谈到人大释法时，也有人在大会上把我的全版文章读出来作为论点。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南风窗》：在被委任为全国政协委员前，你的文章大都以支持中央决策和抨击反对派的爱国言论为主，因此得到了政治身份的认同，这应该是符合你所身处的香港工商界主流倾向的；但何以当上政协委员后，你反而开始频繁对中共的各项决策提出质疑?

刘梦熊：爱国在工商界毫无疑问是一个主流。现在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密不可分，换言之香港工商界人士的利益与内地息息相关，基于经济利益他们也要爱国。也因为这样，香港很多财团首脑都成为了统战对象，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省市政协委员等。

问题是爱国的表现关乎一个人的政治智慧。很多商人虽标榜爱国，但对国情却不是很了解，尤其对执政党的理论不甚了了。对于他们来说追求利益最重要，担心出来批评国家的某些偏差和失误会影响他的商业利益，所以对很多事情都投鼠忌器，敢怒而不敢言。

更多人觉得政协委员的荣誉来之不易——每次去北京开会都有中央领导人接见，所以我们要识做，批评性的言论一般不说，执政党爱听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最保险。但我认为，每60多万人才选一个全国政协委员，荣誉是一回事，责任更重要。我们肩负着问责的责任。应该敢讲真话。

《南风窗》：你自己也是企业副主席，难道你就无需顾忌什么?

刘梦熊：我虽然是公司的副主席，但不是公司的重要股东，我在公司所占的股份只是0.1％左右。其次我熟读历史，中国的古代史、近代史、党史、军史我都很熟悉，对执政党决策的流程，习惯的语言和思维方式都很了解。我能准确拿捏到言论的分寸。

你可以看看我的全部政论，除了偶尔批评国家某项政策或举措失当外，更多的是对西方反华势力、香港反对派叫板，香港反对派也承认我对他们的批评是杀伤力最大的。我想中央领导人任何时候都不会质疑我的爱国爱港立场。

《南风窗》：多数时候你还是力挺执政党的，支持和批判的言论会保持一个大致比例。

刘梦熊：执政党的举措主流方向肯定是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但是“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他们不可能每个决策都做到完美无瑕。

《南风窗》：准确把握“力挺”和“批判”之间的分寸是你敢讲真话背后的“政治智慧”。

刘梦熊更简单地说，坚持执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的地位相当于“皇帝”：而其他诸如“两房”、保钓等问题是属于“贪官”的范畴。我的政治智慧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国家发改委、北京市政府、外交部、中央财金当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等我都批评过。这些都是属于局部某项政策缺失，批评这些是有利于提高执政党的执政水平，有利于执政党巩固执政基础的，而且全部基于事实，有理有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