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乃强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建设重点应该放在如何理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建设强大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

经历了“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一时之间，《资本论》在欧洲销量大增。我国是自上世纪90年代苏东崩塌以来，国际上极少数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自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连续5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眼(十六大之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虽然如此，当前不单民间很少人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甚至许多中共党员，都不能把这命题说得清楚。

共同富裕

长期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的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沈宝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开始是照搬苏联模式，主要是纯粹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后来，在苏联模式的框架下，我们又搞了不少自己的东西(‘中国制造)，主要有，‘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为纲，反走资派，‘文化大革命等等……其主要内容就是，苏联模式加‘中国制造。”1982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历了1/4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总该总结得出一个简单清晰的定义。

经过10年的探索和实践，邓公于1992年南巡的时候，简单清晰地对此作出了表达。他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指出：“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此，“三个有利于”成为人们衡量是否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在划时代意义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毋须再寻寻觅觅，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的核心定义，而且这无疑是最权威的论述。

从此可见，“中国特色”不在于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和现状，更重要的在于它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论述之外，另辟蹊径。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中国特色的论述，事实上更忠于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出现，也即是我们为何要摆脱传统的社会主义体系，在于马克思哲学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矛盾。一向以来有关的理论，主要都集中于批判资本主义、为何及如何革命、推翻资本主义。“阶级”和“阶级斗争”是问题的核心。阶级问题的核心是剥削，消灭剥削，就解决了阶级问题。所以在上述邓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中，突出消灭剥削，根本就不正面提阶级。后来发展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也不提阶级，思路是一贯的。

这一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它牌子社会主义最大的分别。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对待它。这也是中共作为革命党与执政党在看问题时角度的分别，“得天下”与“治天下”是两回事。大部分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在这个问题之上栽了跟斗，亡国亡党，政权变天。

邓小平非常睿智地认识到，要从建设的角度考虑社会主义，就要追溯到源头：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目标不是把资产阶级斗臭斗垮。“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要人人都能过更美好的生活，一语中的，再没有别的了。

这同时也是胡锦涛“以人为本”的思路。“以人为本”一方面可追溯到我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回归到青年马克思“异化”的概念。资本主义把人异化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也就是人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只有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条件下，才会实现。

民众的充权过程

中共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这个体制下，似乎共产党下定决心要做任何事情，包括180度修正自己的路线，都一定会成功。很明显，这是有异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体制上的不同。

中国的管理阶层有几千年的精英主意传统，读书人从小就被教育要以天下为己任，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世开太平”，通过公开考试而进仕途，之后有严格的内部考核和同侪评估。有了这套专业精英体制，中国在人类史中，绝大部分时间走在文明的前沿，遥遥领先。今天，中共注意吸收精英，以最宏观利益为依归，理论上应建设德才兼备的精英队伍，与历代精英主义传统一脉相承。

良好管治需要有理想的专业精英于完善的法治底下运作，而非职业政客和鼓励民粹主义者制造人民有权力的幻觉。执政党应清楚市场的作用和局限，而能以政府机器有效推动改革开放，政府与市场双翼齐飞，相得益彰，

中国过去30年的成功，可以清晰辨出精英主义和举国体制的影70问题是，如此强大的体制，做错事时也很有效率；“文革”造成10年浩劫，死人以千万计，是谁也忘记不了的例子。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益，要保证它不走偏、不腐败，这里有两条出路：一是共产党主张的内部自我完善和科学决策，一是民间主张的外部监督制衡和社会伦理的复兴。

直到今天，中共都坚持内部自我监督、自我完善，至于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NGO及媒体的监督制衡，十分不发达。社会“上下交征利”，道德沦亡，为了赚钱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政府如何能管得了、禁得了?媒体被压抑，不能及时示警，单凭政府力量，能发现多少?少数恶贯满盈的贪渎官员，能抓得多少?官官相卫，问责轻松，民怨能平得多少?对其他官员，有多大的阻吓力?如按目前的情况下去，类似的各种问题一定还会长期隐伏，为祸国家。

积极方面看，政府在任何时间，都有它的优先次序和资源限制，未必能及时满足社会上每个人的需要。尤其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的态度，往往都是只攻一点，不顾其余。在一个日趋多元化的社会，只有通过各种关注点不同的民间力量和组织的不懈工作，人民的福祉才能得到较全面和体贴的照顾。

说到底，一个“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根本不应该由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任何一个组织来包揽和包办。一厢情愿地“执政为民”而不知道人民的喜怒哀乐之所在，做了好事也不会得到鼓掌。进一步，如果没有人民的积极参与，纵使通过组织，集体把每一个个人都全面照顾得周到和幸福，个人反而会变成了永不长大的婴孩，成了弱势个体。由无数弱势个体所组成的集体，不管它外表看来如何强大，都是受不了任何外来的震荡和冲击的弱势集体。

集体包办，结果会出现社会主义的异化，人同样感觉不能控制其命运。今天人们的无能、无奈感很强，只有怨愤，社会反而不安定。民众在社会不同环节、不同层面的积极参与。自助助人，是一个重要的充权过程。通过充权过程，人民有主人翁的感觉，认为有渠道和能力去逐步改变社会和自己的命运，社会才能更加稳定和谐。

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建设重点应该放在如何理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建设强大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