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莎

在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的文坛上大红大紫的苏青，曾被张爱玲誉为：“低估了苏青文章的价值，就是低估了现地的文化水准。如果必须把女人作者特别分作一档来评论的话，那么，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1]这些话出自悟性极高、慧眼如炬而又自私、冷漠、孤傲的张爱玲之口，足见苏青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在新兴的“海派女作家”、“通俗文学”、“边缘文学”……的视角下，这位被历史的烟尘遮掩、埋没了近半个世纪的女作家又重新被发现，一时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苏青热”，不少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位女性文学的代表作家，探讨她独特的女性意识。

苏青的女性写作不同于“五四”时期宣扬的女性解放，而更多的体现了浓厚的女权意识，在自觉地争取与男性平等权力的同时，更注重女性与男性的差异。她的作品集中表现女性问题，诸如婚姻爱情、职业女性、现代母性、科学育儿等等。苏青本人对女性问题的深切关注，表达了她对女性命运的思索和追问。在其作品中我们看到，处于男权社会中，无论女性怎么变换角色，家庭也好、社会也好，她们都逃脱不了命运的悲剧。尤其是苏青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其不幸的境遇和坎坷的命运，给小说增添了不少悲剧的色彩，进而形成了一种“苏青式”的展示女性命运的

悲剧模式。

一、小说中的女性命运

从《结婚十年》、《续结婚十年》、《歧途佳人》、《蛾》等小说中可以寻找出众多不同人生经历的女性，她们或是不予抗争，向命运屈服的母亲一辈；或是为了扭转命运，向社会挑战的苏怀青；或是至死不渝的追寻自身解放与自由的明珠……不管是屈服还是抗争，这些女性的命运最终都是以悲剧结局。

《结婚十年》及《续结婚十年》中的苏怀青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现代女性，她所受的现代教育鼓励她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去实现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但是受男权中心主义思想和社会中男女不平等地位的影响，她难以卸去贤妻良母的职责和角色，因此是“进”而实现个人的价值还是“退”而做一个贤妻良母的苦恼时时困扰着她，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面对丈夫的背叛，苏怀青却没有忍气吞声，毅然放弃了长达十年的婚姻，以此来和丈夫的移情别恋抗争。但是《续结婚十年》中离婚后的苏怀青求职屡遭失败，饱尝谋生辛酸，而后成为自由文人，卖文为生，经历了谈维明、金世诚和戚先生三次以钱买爱的爱情骗局后，她看清了现实，最终落得个没有属于自己爱情的孤独寂寞以及对儿女牵肠挂肚之苦的悲惨命运。“悲剧总是有对苦难的反抗。悲剧人物身上最不可原谅的就是怯懦和屈从。”[2]苏怀青那绵薄的抗争，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却使她陷入更悲痛的境地，正是这造成了她的悲剧。

同样的悲剧在其小说中不断的上演，《歧途佳人》中的符小眉也是接受过新思想熏陶的现代女性，然而在家庭中照样受到歧视，成为一个没有自觉自主的女性。“小眉，假使你是一个男孩多好，假使你是男孩子……”[3]从小被希望为男孩的符小眉，处处受到族人们的欺侮，以致自幼就被家人忽略，虽然读书时勤奋刻苦，却因家庭贫寒而辍学，不得不嫁给元泰钱庄的纨绔儿黄承德，才能继续上学并且缓解家里的困境。婚后，符小眉没有得到丈夫的爱护，而与一大群庸俗无聊的市侩相处，又正逢战事，原本富裕的夫家便家道中落，可是丈夫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时常编织“空中楼阁”来欺骗符小眉，面对这种不负责任、没有信用、勾搭其他女人的丈夫，她不能再忍耐，决心与丈夫分离了。离婚后的符小眉屡屡想重新获得婚姻的安定与保护，却被史亚伦欺骗，受到男性中心主义社会的束缚和制约。她作为从家庭中走出去的职业女性，在失去窦先生的依靠后，不禁想到日后的经济恐慌，只好再从事交际，拼命追求刺激，却只感到空虚，前途茫茫，沉浮于险恶的人生波涛中。这是一个曾经奋力反抗却受重创，而未能从创伤中挣脱出来的弱女子形象，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社会以及女主人公脆弱的自我救赎意识，酿成了又一场命运的悲剧。

短篇小说《蛾》塑造了一个大胆追求性欲的女子明珠，“她茫然站在房中央，瞧到的是空虚，嗅到的是空虚，感到的也还是空虚。”[4]不顾一切地再三呼唤：“我要……”、“我要……”、“我要……呀!”[5]禁不住客人诱惑的明珠，飞蛾扑火式的满足了彼此的欲望，而留下“不会有孩子吧……只这么一次……”这句话后，客人便扬长而去，剩下沉默、痛苦、绝望的明珠独自忍受堕胎的手术之苦。明珠是苏青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命运最为悲惨的一个，她没有过像苏怀青或是符小眉一样健全的婚姻生活，没有享受过作为母亲的感动，她的孩子还未出世就被不负责任地扼杀了，她渴望心灵的健康发展，期盼人与人之间精神上的相知相通，可是在这污浊的世界里，这种精神追求根本无法实现，不过她始终不愿放弃，她“还想做扑火的飞蛾，只要有目的，便不算胡闹。”[6]她为了欲望，甘于沉沦，反抗封建道德、虚伪礼教，追求现代女性的情欲解放，结果却造成被家庭和社会双重排斥的悲剧命运。

苏青的小说不仅仅关注现代女性的悲剧命运，她还通过追忆，再现了祖母、外婆和母亲这一代人的生活场景，共同构成了一幅女性悲惨历史的画卷。“祖母、外婆这一代女性，她们活动的时间大致是清末民初这一阶段。这一代女性的生存状态可以说是以往女性道路的延伸，代表着完全处于男权统治下的传统女性的普遍状况。”[7]这一代女性的命运是悲剧，却不是真正的“悲剧”，她们的命运并不是具有美学意义，“悲剧是崇高的集中形态，是一种崇高美。悲剧使人感受到怜悯和恐惧。”[8]面对悲惨的命运，她们成了男性的奴隶而只是屈服没有反抗，因此并不能让我们体会到“崇高美”。她们被苏青用来与现代女性进行比较，展现了女性觉醒后改变自身命运的迷茫与艰难。在女性心中的男性支柱倒塌之后，她们意识到必须开始拯救自己，旧的观念已被摒弃，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女性自身也不知该怎样迈进，她们只是盲目的与黑暗现实抗争着，却导致了比祖母、外婆这一代女性更为悲惨的命运。正是对苦难命运的反抗，使之更具崇高美。苏青通过对不同地位层次的女性故事的讲述，揭示了几十年来男权社会中遭压迫受歧视的整个女性群体的悲剧命运。

二、小说女性命运的悲剧模式

苏青在讲述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时，形成了一种悲剧模式，即“歧途佳人”模式，小说中女主人公由各种原因而误入歧途，造成悲剧，于是奋力反抗，但最终看清社会的现实而觉醒。苏怀青和符小眉都是年轻漂亮的现代女性，却因一场错误的封建婚姻，误入人生的歧途，离婚后仍然找不到归宿；明珠因一次诱惑，失去了孩子和幸福的希望，只能盲目的寻找将来的命运。

苏青运用这种悲剧模式来展现女性的命运，是受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思潮的影响。“男女平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旗帜之一，争“女权”成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标志性口号。欧美国家以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权利（主要是选举权）为特征的女权主义，反映在中国则侧重于争取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权。然而经过苏青诠释，“男女平等”则更加具体的表现为女性争取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与独立，“这种平等必须由注重同一的平等转向注重‘差异的平等，真正的平等在于‘各取所需，女性必须获得更多切身的实际的帮助才能解放，才能达到更高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9]法国女权主义先驱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中阐述了有关性别的基本理论，即女性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被置于第二性，在各个方面处于附属的地位。“中国女性亦是如此。在几千年封建文化秩序中她们处于被压迫的最底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旧的封建伦理道德像绳索般捆束在女性的意识深处，使女性处于毫无个人地位的附庸位置，更不要谈女性的受教育权、经济权、选举权了。”[9]因此，苏青以独特的悲剧模式塑造一批还原女性真实体验的女性人物，她自始至终以一位女性的视点进行写作，描写女性生存的悲欢际遇。

苏青所处的时代及其人生经历也影响着其小说独特的悲剧模式。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处于异族文化统治下的中国文坛，鲜有流露出顽强抗争精神的作品，在侵略者的枪刺之下，作家只能创作一些与政治无关的作品。压抑的文学背景，导致了苏青小说集中于展示真实的凡俗生活中的女性命运。苏青的作品，也只好不去渲染民族情绪和抗战气氛，表现的只是一些身陷红尘，拼命挣扎的都市女性，在人生无处不沧桑的慨叹下，为生存、为爱情、为家庭奔波，表现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另外，苏青的人生经历也对其小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生于新旧交替时代的苏青，在读中学时就成绩优异，尤其是擅长写作，在校刊发表文艺作品而被同学们看作“天才的文艺女神”。中学毕业后，她考取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英语系，后因婚中途辍学，成了一个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由于家庭出现“财务危机”，夫妇最终失和，丈夫的一记耳光和一句詈骂（“你也是知识分子，可以自己去赚钱啊！”），把她逼走到用创作换稿费之路。“她的小说以自身的经历为蓝本，描写了一位现代中国女性怎样在失落了家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家庭就是女人的全部天空)后，重新打造一个自我，以职业妇女的社会角色艰难地要求和追求自由，其间经历了痛苦、失落、渴望和更多的失望，但仍以坚韧的努力对待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磨难的复杂的女性生活历程及世俗情感。”[10]苏青把人生经历融入到小说中，塑造了一批类似自身悲剧命运的女性形象，从而成就了悲叹女性命运的独特悲剧模式。

悉心探察苏青的作品，其小说中的悲剧性模式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独特性，即站在女性的立场上进行叙事，着力于描绘女性的独特体验，表现出浓厚的女性意识。这种悲剧模式成功地塑造了许多悲剧性的人物形象，如苏怀青、符小眉、符眉英、明珠等，由于悲剧使人感受到怜悯和恐惧，这就很容易引起女性及读者对人物形象的悲悯和同情，其真实的女性经历、曲折的故事情节和丰沛的女性情感赢得了读者的喜爱，使读者在阅读时不仅看到了一个虚构的人生，更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女人，从而与作家产生共鸣，增强作品的可信度和社会效应。同时着力于表现女性命运的悲剧性模式更便于她顺畅地描摹女性的个体体验，将女性的切身感觉付诸笔墨，带有浓厚的个人经验的痕迹，真实坦率而自然。傅雷先生说过：“人类最大的悲剧往往是内在的”。苏青用她独特的悲剧模式揭示了“女性最大的悲剧在于自身，在于自身的素质，在于自身的性格。她洞穿了女性何以成为女奴的内在原因，这就是中国女性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她对女性的悲剧性体验是深刻的，更重要的是在于她不承认这是女性命运的必然，她在无力唤起女性整体意识的情况下，还是作了个性化的反叛，对女性国民劣根性进行剖析。她告诫广大妇女姐妹，女性的真正解放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11]这种模式有利于展现苏青的女性意识，传达她对女性不幸境遇的吟述。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作家中，苏青应算得是较为独特的一位。她没有张爱玲的显赫身世，便少了张那种自上而下俯视人生的从容与漠然；她没有丁玲、谢婉莹的澎湃激情，便少了丁、谢毅然投奔革命文学的勇气和热忱；她没有萧红、林徽因的多情善感，便少了萧、林作品九曲回肠的韵味。”[10]苏青只是一个普通而平凡的女人，她用独有的悲剧模式，不厌其烦地诉说着自己以及周围一个个普通而平凡女人的悲剧命运。透过苏青小说的悲剧性模式，可以看出苏青对现代女性命运及其出路的思考与探索。正如苏青在《第十一等人》中所说：“大部分男人是早已不把妻子当作第十一等人了，相反地，他把她认为全智全能的上帝”[12]。现在男性要求女性:既要有新学问又要有旧道德；既能管内又能对外；对女性合则留不合则去。“于是乎女人苦矣!女人难矣!女人虽从第十一等人一跃而与男子平等，但其生活却更苦更难了。”[12]究其原因，乃在于男女不同的生理基础，“女人不是同男人一样的人，是女人。男女先有一种天然的不平等”[13]。正是由于天然的不平等，女性无法卸掉家庭包袱而又要走上社会，给女性身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因此要求简单划一的平等是不合乎现实的，即使这种平等得以实施，其结果不是救助女性，而是令女性陷入更加尴尬、更加痛苦的境地。女性自身无法完全摆脱封建道德观念的束缚，就不得不面临着作为“女”和“人”不能两全的悲剧，“放在女性前的只有一条道路，便是向上，向上，向上!”[14]虽然苏青只是提出了对现代女性出路的思考，正如苏青自己所言：“是的，总觉得要向上，向上，虽然很朦胧，究竟怎样是向上，自己也不大知道”，她所做的只是通过对女性命运的展现与分析，描绘出女性走过的一段艰难之旅，并由此思索女性理想的出路，这可能受到一定时代的局限，是不够成熟的思考。然而她的这种思考引领了后来者不断对女性出路进行探索，以期能找到一条现实的、可行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230.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52-153；206.

[3][14]苏青.苏青经典作品 [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289；39.

[4][5][6]苏青.苏青文集（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2；2；7.

[7]佟晓丽.试谈苏青作品中的独特的女性视角 [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8]杨辛，甘霏.美学原理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69.

[9]宋彦.论苏青作品中的女权意识 [J].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

[10]张萍萍.女人苏青和女人的苏青——简论苏青其人及其作品 [J].中华女子学院山东分院学报,2004年,第4期.

[11]孔寒冰.苏青都市女性文学的现代分析 [J].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6年6月,第3期.

[12][13]苏青.苏青文集 (下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144-145；337.

刘莎，女，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学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