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国外马克思学者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新观点

2009-02-25鲁克俭

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 2009年1期
关键词:弗雷泽伯恩黑格尔

鲁克俭

摘 要:在论文集《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导论中,弗雷泽和伯恩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做了一个历史考察,基本勾勒出自马克思去世后西方学者对该问题的种种看法和观点。麦格雷格通过对黑格尔新发表文本即1817年至1818年海德堡演讲的诠释,在《共产主义衰落之后黑格尔与马克思》中,提出了自己关于马克思“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新观点,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思想存在着“片面理解”。 在《后现代马克思》第9章,卡弗从后现代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马克思关系”这一叙事结构本身进行了解构。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学;黑格尔-马克思关系;弗雷泽;伯恩;麦格雷格;卡弗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9)01-0024-09

一、弗雷泽和伯恩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历史考察

1997年3月,英国诺丁汉的特伦特大学经济和政治学系的政治理论小组组织召开了关于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的研讨会。该会论文集——《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由弗雷泽和伯恩于2000年编辑出版[1]。在该书的导论中,弗雷泽和伯恩就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做了一个历史考察,基本勾勒出了自马克思去世后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种种看法和观点。

弗雷泽和伯恩指出,马克思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所做的论述,对于形成人们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理解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费尔巴哈论》是最关键的文本。用麦格雷格的话说,这一文本在长达半个世纪里提供了黑格尔和马克思关系的唯一解释,其核心主题就是关于马克思对待哲学的态度[2]。恩格斯特别在意把马克思塑造成一个哲学家,指出马克思的最主要兴趣是哲学问题,讨论了马克思对待传统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的态度,因而不可避免地要对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作一个简要而又系统的阐述”[3] (P212)。就本体论问题来说,恩格斯非常强调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仅适用于经济、历史和整个社会领域,也适用于自然界,总之,是全方位的哲学世界观。恩格斯还非常强调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颠倒”比喻来形容马克思与黑格尔之间的关系,指出黑格尔哲学“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3] (P226),因而马克思的哲学就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这样“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3] (P243)。关于认识论问题,恩格斯呼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的说法——“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中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4] (P112),认为对于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和黑格尔都做了肯定的回答,因而他们都属于反映认识论者或摹写认识论者。他们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作现实事物的反映”,而黑格尔是“把现实事物看作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3](P243)。但反映论立场并不影响马克思的哲学以辩证法原则为基础,因为辩证哲学本身就是对现实辩证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3] (P217)

恩格斯1895年去世后,在意大利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贝奈戴托•克罗齐以及法国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Jean Jaures)的著作中就出现了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重新评价的第一波浪潮。拉布里奥拉坚持一种对马克思思想的非决定论和反实证论解释,以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来与唯心主义哲学相对照。这种解释称赞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并采取一种非机械论的哲学唯物主义。他的弟子克罗齐尽管也反对实证论,但却保留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并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所声称的科学以及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拒绝价值理论的做法,提供了一种通过文化发展朝向社会主义和个人道德进步的黑格尔主义历史分析。饶勒斯明确批判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绝对而僵化”的性质,赞扬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法的运用。他指出,如果不看透马克思思想的辩证法根源及其深刻思想来源,就没有人能假装说理解了马克思。

恩格斯的解释也对列宁解读黑格尔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908年)就主要依据恩格斯的著作,并突出强调了由恩格斯归于马克思的反映认识论的重要性。在有些论者看来,恩格斯对列宁的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理解的影响也体现在《哲学笔记》(1916年)中,《哲学笔记》只不过把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定型化;而在另一些论者看来,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待黑格尔《逻辑学》的立场不同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因为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提出反映认识论并不能完全摹写客观现实,而唯心主义也不能被完全抛弃。列宁还告诫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想要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就要读黑格尔的《逻辑学》。

卢卡奇1932年出版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通常被认为是标志着对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进行重新评价的最有意义的一步。卢卡奇通常被看作是挑战恩格斯和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思想家,在促使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上走出辩证唯物主义起了枢纽作用。他明确批评恩格斯缺乏对辩证法的理解,批评恩格斯的错误在于忽视历史过程中主客体之间辩证的相互作用,而代之以含有经济决定论意味的片面和僵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黑格尔才试图克服主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因此,他重返黑格尔,以便把这些被分开的现象辩证地统一起来。黑格尔通过“精神”的概念把它们唯心主义地统一起来,卢卡奇则通过现实的人的存在(即作为历史主体的无产阶级)把它们统一起来。在卢卡奇看来,尽管黑格尔比从前所有的哲学家都更接近发现“具体的总体”的意义,但只有马克思才把无产阶级认定为历史的现实推动力量。马克思的贡献是关键性的,因为正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所阐明的那样,马克思通过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性而使主客体的真正统一成为可能。卢卡奇进一步指责恩格斯从黑格尔那里继承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强调资本主义制度“规律”的客观性而很少提及其核心主体即无产阶级。在卢卡奇看来,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才能使理论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第二个错误是没有把辩证法局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而是把它推广到自然界。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即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现实中的历史变革作为思想变革的根源等等,都是自然界所没有的。对马克思来说,唯物主义并非形而上学的体系或全方位的哲学世界观,而是局限于社会历史领域。

卢卡奇对马克思的解释极具创新性,但他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黑格尔的解释却是非常传统的。尽管卢卡奇尊重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以及解放辩证法思想发展的贡献,但他主要强调的还是马克思本人的重要性,遵循着把黑格尔思想看作是神秘主义的传统理解。因此,在早期著作中,卢卡奇赞同马克思关于黑格尔主要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体系哲学家的观点。即使如此,卢卡奇促使了对马克思思想做更黑格尔主义解读的趋势,在《青年黑格尔》(写于1838年,出版于1848年)中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趋势。受上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黑格尔耶拿早期著作出版的激发,卢卡奇重新强调黑格尔思想的激进性质。对卢卡奇来说,黑格尔早期著作中经济思想的实在论(而非形而上学信念)使黑格尔成为马克思的重要先驱;黑格尔的实在论实际上超越了其唯心主义框架的可能限度,达到了真实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可以在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思想之间想像出一种“直接的联系”,而黑格尔也应被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先驱。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但却是哲学史中的分水岭,因为它为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了中介。虽然如此,黑格尔毕竟是时代的产物,他仍然陷于唯心主义伦理学和资产阶级哲学中,并且是其最高形式。

卢卡奇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这种做法也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那里得到重现。在《狱中札记》(写于1929至1936年间)中,葛兰西重申了拉布里奥拉对实践哲学的强调,并致力于同格罗斯的唯心主义历史主义进行持续的辩论。葛兰西明确反对他所谓的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粗俗唯物主义,声称这种唯物主义是非哲学家的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可以在实践哲学中得到辩证的统一,而马克思是实践哲学的奠基人。尽管承认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葛兰西还是把马克思看作是对黑格尔的超越。黑格尔给唯物主义和唯灵论这两种思想生活环节以辩证法的形式,但黑格尔是以“人用头立地”的形式来综合这两种环节。因此,留给马克思的任务就是重建这种辩证统一的合题,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4] (P112)

黑格尔和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也在德国尤其是以批判理论闻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最为著名的是马尔库塞《理性与革命》(出版于1941年)的问世。马尔库塞追随卢卡奇,在对马克思思想解读中非常强调马克思首先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充满着黑格尔理论特征的社会理论家。因此,马尔库塞批评恩格斯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作是全方位形而上学体系的做法。马尔库塞还非常强调黑格尔思想中的激进方面,把黑格尔描绘成理性(也就是使人们意识到自己能够朝着自由的目标做自我转变的理性)权利的维护者。黑格尔的著作被马尔库塞解释成对抵抗和革命的强调,而非对顺从和专制主义的强调。马尔库塞还认为,就社会理论而言,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握自由市场经济无政府特征的德国思想家,认为任何基于这种经济原则的共同体都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把握了以抽象劳动为基础的制度中“需要的满足”的矛盾,黑格尔就把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了。马尔库塞甚至得出结论说,黑格尔的《法哲学》研究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方法其实是唯物主义的,因为黑格尔在《法哲学》中展现了其哲学概念之下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尽管如此,马尔库塞仍然认为黑格尔的思想最终局限于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之中。因此,他批评黑格尔把社会和经济范畴理解为不过是伪装的哲学概念,而非像马克思后来所认识到的那样,社会和经济范畴与哲学概念之间的关系是相反的情形。例如,黑格尔从哲学上建立了劳动这一经济范畴,但却是马克思使劳动概念扎根于当代社会工人异化的具体现实中。因此,黑格尔思想的唯心主义性质就被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分析超越了。

重新估价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法国出现。哲学家亚历山大•柯热夫(Alexandre Kojeve)在1933年至1939年就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了一系列演讲,大多数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通过柯热夫的著作来研究黑格尔的。柯热夫著作集中探讨了主奴关系并把黑格尔塑造成革命思想家,把黑格尔对劳动是根本的人类活动的强调运用于认识工人阶级状况的斗争中去。对柯热夫来说,工人阶级卷入了克服受支配并争取自由的生与死的斗争中。柯热夫把这种对劳动和无产阶级作用的强调与马克思的著作联系起来,从而强调马克思激进主义的黑格尔思想来源。此外,柯热夫还强调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本身不是抽象的,而是体现在人的意识的发展中。这种发展的意识通过劳动和人的活动,作为永恒的自我超越过程出现于历史现实之中。亨利•勒费弗尔责难他所谓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主义基础,尤其是在“异化” 概念上。对勒费弗尔来说,黑格尔对现代人如何被必然性和贫困压跨的把握是很有价值的,但由于把人的物质现实还原为意识,黑格尔最终未能抓住人类经验的全部内容。遵循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思路,勒费弗尔提出黑格尔的哲学需要根植于人的物质存在而非人的思想演化的内容,并因而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能正确把握人的存在的具体现实。与勒费弗尔相反,让•伊波利特(Jean Hyppolite)等理论家则提出,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在于阐明了人自身的异化为朝向自我认识的辩证运动建立了关键的出发点:主人和仆人未能相互认识到对方是自由的存在,以及个人的这种分化体现为“不快乐的意识”,是这种辩证运动过程的第一个环节。二战以后,通过批评所谓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哲学僵化,萨特试图在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中复活辩证思维。对萨特来说,黑格尔的错误在于强调存在、行动与知识之间的统一,而马克思则相反,相信实践在其现实效验性上胜过知识。因此,辩证法如果想要避免成为某种神圣规律,就必须根植于个人的具体存在中。

如果说以上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各种观点的共同倾向是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那么把黑格尔从马克思主义中排除出去则是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始自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年)中,伯恩斯坦在事实与价值之间,从而在作为真正“科学”知识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伦理理想”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做了明确区分。伯恩斯坦认为,这两件事情不能被混淆在一起,但马克思偶尔确实把它们混淆起来了,因为马克思有时会允许他对工人阶级的“同情”代替科学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坚持某些被事实所证伪的论断,其重要原因是马克思信奉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辩证法图式要求做出某种论断。因此,黑格尔的辩证法可以被看作是十九世纪末为试图把握工人阶级运动而惯用的套话提供了一种舒服的避难所。解决该问题的办法是放弃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信奉,因为黑格尔辩证法在精神实质上是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转而投向康德哲学,以便使自己能够把对科学的信奉与对社会主义并行不悖的信奉(在康德主义“伦理理想”的意义上)结合起来。

若干年后,在《作为实证科学的逻辑》中,德拉-沃尔佩也试图把任何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因素都从马克思思想中清除出去,以调和马克思主义方法与科学逻辑。在沃尔佩看来,黑格尔从来没有超越纯思想辩证法的概念;相反,真正物质或现实辩证法必定不能通过纯思想,而应通过本身是实证科学的逻辑来认识。在沃尔佩看来,把逻辑与自然科学的实验程序联系起来(如假设-演绎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方法是一致的。

沃尔佩的学生科莱蒂也试图把黑格尔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科莱蒂认为,黑格尔的哲学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因为它一半是唯心主义、一半是唯物主义。这一矛盾既存在于黑格尔本人的著作中,也存在于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对黑格尔思想的解读中。科莱蒂认为,“物质辩证法”与“不矛盾律”相抵触,只不过是绝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形式罢了。他提出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更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以取代辩证唯物主义;而他在这么做的时候,所依据的也是康德而非黑格尔。

阿尔都塞是把黑格尔主义清除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代表。阿尔都塞拒绝自卢卡奇以来就主导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问题的对主体概念的强调,同时也拒绝第二国际粗俗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把马克思的著作划分为早期深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人道主义阶段和经过“认识论断裂”之后更成熟时期的非黑格尔主义阶段。在阿尔都塞看来,成熟的马克思提供了一种更严格也更科学的理解社会的方法。《资本论》第一卷中还有受黑格尔主义影响的踪迹这一事实,使阿尔都塞得出结论——马克思只是在去世前八年内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和《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才完全彻底地免受黑格尔主义的影响。阿尔都塞把黑格尔与马克思彻底分开来的做法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中颇为流行,它使马克思主义得以成为更为科学的话语。

弗雷泽和伯恩指出,上述两种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方法至今仍有生命力,并出现了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关系的几个新学派。“唯物主义借用”学派认为:经过适当的修正,黑格尔思想可以被马克思主义者借用;有必要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翻转过来,以供唯物主义者适当地使用。该学派的内在倾向是:重申马克思关于“合理内核/神秘外壳”的评论,并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描绘成浸染于神秘主义,但包含着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利用的“隐性唯物主义”;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自我创造力的讨论(黑格尔本人只是以神秘的形式把握了这一点),就提供了这样一种隐含的唯物主义基础;强调矛盾概念,认为黑格尔相信矛盾只有通过绝对观念中的思想才能得到解决,而马克思则正确地认识到只有通过现实的历史斗争才能克服矛盾。因此,黑格尔的哲学被该学派的一些拥护者认为只有一半是正确的。

与这一学派并行的是“新辩证法”学派。所谓“新”,是指它完全拒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代之以“直接诉诸黑格尔”。该学派试图澄清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尤其是《资本论》中对黑格尔主义范畴及推理形式依赖到何种程度。该学派的克里斯托弗•阿瑟(Christopher Arthur)强调黑格尔与马克思方法之间的极其密切的关系,因为黑格尔的范畴尽管是抽象的,但这些范畴可以在实践中通过价值和商品形式找到直接的对应者;托尼•史密斯(Tony Smith)则致力于表明黑格尔《逻辑学》与马克思《资本论》的相似之处,尽管他强调如果给人以黑格尔的立场与马克思的立场可以简单地混合在一起的印象,就是极其错误的。

试图把黑格尔影响的任何踪迹都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清除出去,这在当代“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把黑格尔抛在一边,否认马克思的方法与主流社会科学有任何本质区别;从正统经济学中借用了理性选择理论,并把它应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弗雷泽和伯恩认为,除了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以及把黑格尔从对马克思的理解中清除出去这两种方法外,在当代文献中还存在着第三种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方法。该方法试图避免以上两种传统方法,认为传统方法本质上是一致的,都错误地假定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实际上,黑格尔根本不是唯心主义者,他像马克思一样,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弗雷泽和伯恩指出,这种把黑格尔解释成唯物主义者的方法,并不是指向黑格尔的一般哲学或黑格尔主义形而上学,而是黑格尔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思想;这种对黑格尔的“非形而上学”或“非哲学”解读,反映了当代黑格尔研究的新趋势。根据这种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解读,正如不能把马克思主要解读成哲学家一样,也不能把黑格尔主要解读成哲学家。就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史的意义而言,黑格尔的真正重要性不在于其一般哲学或思辨哲学,而在于其现实哲学,也就是说在于他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因此,已经没有必要对黑格尔的哲学唯心主义作唯物主义的改造,因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未作加工改造而“直接”来源于黑格尔的社会思想。根据这种观点,与其说马克思是黑格尔主义者,毋宁说黑格尔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都是唯物主义的;黑格尔的“观念”根本就不神秘,它实际上是现实生活的人的产物和工具。总之,第三种方法比第一种方法更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是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新动向。

二、麦格雷格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新观点

戴维•麦格雷格是美国马克思和黑格尔研究专家,他的专著《共产主义衰落之后黑格尔与马克思》[2]是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在本书中,麦格雷格主要不是通过对马克思的文本,而是通过对黑格尔新发表文本即1817年至1818年海德堡演讲的诠释提出自己的新观点。

通过研究黑格尔而加深理解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在卢卡奇的《青年黑格尔》那里已经开始了。如果说随着上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出版国外学者“发现”了与成熟马克思不同的青年马克思,那么随着黑格尔早期著作的出版国外学者也发现了与成熟黑格尔不同的青年黑格尔。卢卡奇是较早(但确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发表后)关注青年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关系的学者。他认为,青年黑格尔与青年马克思之间的思想关系比人们以往所能认识到的更为接近,青年黑格尔可以说是青年马克思的原型;但成熟时期的黑格尔放弃了年轻时期的理想,与现实政治妥协,因而马克思高于黑格尔。麦格雷格则根据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黑格尔海德堡演讲进一步提出,成熟时期的黑格尔并没有放弃青年时期的理想,只是由于普鲁士严酷的政治局势(出版审查制度、秘密警察以及缺乏言论自由等)才使黑格尔以令人费解的语言隐藏自己的真实观点(对自由民主的追求),因而成熟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相应地,不但马克思受青年黑格尔很大影响,也深受成熟黑格尔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在财产、阶级、劳动等更坚实也更唯物主义的方面。麦格雷格指出,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一生的学术生涯都处在黑格尔的阴影下,马克思一直在逃避黑格尔的影响,但未成功。

与许多论者不同,麦格雷格对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很高的评价。在麦格雷格看来,尽管恩格斯强调马克思唯物主义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对立给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不好的遗产(即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被认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仇敌),也没有注意到黑格尔“绝对观念”中所蕴涵的极其重要的“自由概念”(绝对观念最终意味着个人的自由),但恩格斯关于黑格尔并没有放弃他青年时期激进思想的看法,以及他从黑格尔“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引出革命的结论却不乏真知灼见。按照麦格雷格的分析,黑格尔自己在《精神哲学》(黑格尔于1817年出版的《哲学全书纲要》第三部分)中就考察了个体从青年到成年的发展过程,否定了那种认为成年人抛弃青年理想的观点。

麦格雷格具体考察了黑格尔的海德堡演讲。海德堡演讲是黑格尔在相对自由的政治气氛下关于法哲学的演讲,是1821年出版的《法哲学》的初稿。由于1819年出版审查令的发布,黑格尔在正式出版《法哲学》时删除了一些激进思想,比如关于贫困所做的率直而彻底的分析、对君主的批评、对民主制度的好感等。麦格雷格认为,从海德堡演讲可以看出,黑格尔应该会同意马克思对资本家私有财产的批判,但与马克思不同,黑格尔同时也探讨了私有权利的积极方面(私有权是对个人宪法权利的保障),而不是仅仅主张消灭私有财产并代之以生产资料的公共所有制。不仅如此,黑格尔尽管主张保留私有财产,但他所谓的私有财产与资本家“排他性”的私有财产有很大区别,因为黑格尔所谓的私有财产包含了不能被排除掉的“普遍权利”,包含了所有成员之间的平等和相互承认。与他的私有财产权利理论相应,黑格尔还提出了“民主法人团体”(在“法人团体”概念使用上,麦格雷格用的是corporation,对应于黑格尔的Korporation,通常译为同业公会。)的理想,以解决平等的私有财产会导致创造力的丧失与无限制的私有财产会导致贫富差距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通过“民主法人团体”,可以达到人的自我实现和自由,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目标是一致的。此外,与马克思关于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不同,黑格尔认为在合乎理性的国家中阶级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他可以平衡和抑制某一阶级的权力,否则无阶级的绝对自由就会导致死亡和恐怖。但在黑格尔那里,一个阶级在影响力和使用资源方面并不应该比其他阶级有优势,而且黑格尔也没有把工人阶级排除在合乎理性的国家之外,而是把工厂工人看作是形成法人团体的“商业阶级”的一部分。黑格尔还呼吁,国家要进行干预,以确保不会牺牲一个阶级的利益来增进另一个阶级的利益。

麦格雷格认为,黑格尔持一种劳动产权理论。劳动产权理论在洛克以及十九世纪初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体现。在黑格尔看来,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制度建立在大众欺骗的基础上,资本家的雇佣契约就是要求工人把他服务的一般性、把他生产某种东西的能力让渡给某人;工资契约是工人送给资本家的“礼物”,资产阶级的工资交易只是形式上的契约,真正的契约应该是契约的每一方在结束时同开始时一样保持相同的财产价值。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不过是黑格尔劳动产权理论的遮掩形式。

麦格雷格还认为,黑格尔关于商业阶级精神的讨论与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冲突意识非常类似。黑格尔所谓的商业阶级包括三个集团,即制造商、商人(银行家和有海外联系的投资者)以及工厂工人。制造商和工人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为得到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也主要在他们之间展开。工人寻求确认自己的权利,并在他们所属的阶级中发现了这一点。这种确认是通过与基于特权的阶级区别的斗争而获得的。从前散布于乡村的工人被工厂和城市带到一起形成大的集团,这创造出团结的感情,也创造出具有政治和法律形式的共同体。在工人阶级的压力下,国家机器被动员起来与贫困作斗争,而税收制度开始作为弥合贫富之间危险差距的手段。黑格尔这种处理过度财富的建议取自古典社会的经验。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追溯了这一社会大转变的辩证过程,尽管其革命语言相对于黑格尔的海德堡演讲要直接得多。不仅如此,在黑格尔建议利用国家来减少不平等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了以政府干预来限制工厂的劳动时间:工人之间的“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5]

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黑格尔,认为他把官僚看作普遍等级是荒谬的。实际上,黑格尔并不是官僚的盲目支持者,对官僚并没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黑格尔在海德堡演讲中指出,如果官员不把公民的利益放在心上,那他就会像撒到公民身上的网一样压迫着他们;由于与人民相异化,官员本身会由于其所拥有的专业技能而成为人民惧怕的对象,甚至他们说话的方式也像胡扯,像贼的黑话一样震动着人民的耳膜。黑格尔警告说,未被民主程序制约的官僚会有骑墙和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危险,这是与马克思一致的。马克思指出:“在官僚政治内部,唯灵论论变成了粗陋的唯物主义,变成了消极服从的唯物主义,变成了信仰权威的唯物主义,变成某种例行公事、成规、成见和传统的机械论的唯物主义。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私人目的,变成了追逐高位、谋求发迹。”[6]黑格尔在海德堡演讲中做了几乎完全相同的批判(尽管这种批判局限在其整个官僚理论中):如果在官员的头脑中他的报酬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并且他和他的家庭只是为了报酬而存在,那他很容易就会发现他的职位是为他自己的缘故而存在,而非为公民的缘故而存在,而且他会相信他只需向能提拔他的上司负责。由于出版审查的原因,黑格尔只能在公开出版的《法哲学》中把他对官僚权力主义的批判遮掩起来。麦格雷格指出,如果马克思不是对官僚持片面观点的话,他本来也可以在公开出版的《法哲学》中发现黑格尔对官僚进行批评的踪迹。

麦格雷格进一步指出,黑格尔这些没有公开发表的激进思想通过甘斯影响到马克思。麦格雷格引用法国黑格尔研究专家德霍特的观点指出,黑格尔实际上有三个《法哲学》版本:一是公开出版的《法哲学》,它艰难地突破了出版审查而得以发表;二是由黑格尔的朋友和门徒通过字里行间读出来的《法哲学》,它的内容由于黑格尔口头所说的话而变得更加丰富,其真义也由于黑格尔的朋友和门徒熟悉相关论述的事件背景而得到更准确的诠释;三是黑格尔在日常生活中践行其准则的法哲学(参见Jacques DHont, Hegel in his Time (trans. John Burbidge)Broadview Press,1988)。就第二个版本的《法哲学》而言,黑格尔晚年在柏林大学的亲密同事和追随者甘斯,在黑格尔去世后对阐发其学说中所包含的激进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甘斯在1833年黑格尔《法哲学》第二版序言中明确指出,黑格尔的文本并不是对现存秩序盲从的辩护,而是对专制主义的民主批判;黑格尔在困难时期号召说只有公开的司法程序、公开集会和有陪审团的审判才是符合理性的制度。甘斯在1830年和1831年也曾访问过英国,对工人的悲惨状况有亲身观察,同时也受到圣西门主义的影响(尽管他并不同意圣西门主义关于公共所有制的理想)。在1832年至1833年柏林大学演讲中,甘斯曾讲授过阶级斗争和法人社团理论,其观点与黑格尔非常接近。甘斯是青年黑格尔派形成的重要环节,包括卢格、马克思在内的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都曾听过他的法哲学课,他们通过甘斯而直接感受到了黑格尔学说中包含的“革命怒火”。1837年11月,马克思听过甘斯的法学课一年后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明确说,他“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7]。按照麦格雷格赞同的德霍特的说法,黑格尔是一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所构建的政治方案25年后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所取代了。

笔者认为,麦格雷格通过对黑格尔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文本尤其是海德堡演讲的深入解读,特别是通过对比其中所包含的真义与马克思思想的类似之处,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理解,应该说是一个很有见地也富有成效的思路。但在麦格雷格的论述中,我们也明显感觉到他拔高黑格尔并夸大黑格尔对马克思影响的现象。实际上,正如麦格雷格自己承认的那样,马克思只读过黑格尔公开发表的著作,对黑格尔的思想存在着“片面理解”,既然这样,那么即使黑格尔海德堡演讲中包含着许多深刻的思想,那么实际上只能靠今天的学者慢慢挖掘,却很难对当时的马克思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直接来自于黑格尔,甚至说黑格尔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先驱,就言过其实了。

三、卡弗对马克思黑格尔关系叙事的解构

卡弗提交黑格尔-马克思关系研讨会的论文题目是“黑格尔与马克思:反思这一叙事”。该文后来成为他《后现代马克思》(Terrell CarverThe Postmodern Marx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一书第九章“哲学与政治:马克思的黑格尔”。与其他探讨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论者不同,卡弗既不强调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也不试图把黑格尔从马克思思想中清除出去,而是从后现代主义出发反思“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这一叙事结构本身。他提出要解构这种叙事结构,以便从马克思本人出发,而不是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

卡弗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从来没有相遇过,也没有通过信(黑格尔去世时马克思才13岁)。马克思在其浩繁著作中多次提到黑格尔,但马克思也提到过无数其他著作家。如果非要把马克思与其他哲学家联系起来的话,那么还有其他候选人,如亚里士多德。马克思经常利用中世纪及早期现代“经院哲学”在十九世纪初的残余,利用诸如本质-现象、运动-静止、潜在-现实、质-量等范畴,而没有明确这些范畴的出处。即使那些马克思明确引自黑格尔的东西,实际上也不是黑格尔独有的,而是此前哲学家的共识。换句话说,马克思是把黑格尔看作诸多流传下来的观念储藏室。实际上,黑格尔确实写了通俗化其思想的哲学全书,概括和重新整理了以前的哲学以及历史学、科学等。因此,他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也确实是有用的“知识”来源。现在的人对这些观念已经很陌生,因而也倾向于把这些观念看作是黑格尔独有的。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就容易形成一个过分黑格尔化的马克思形象。

在卡弗看来,所谓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并非是对所发生事实的反映,而是建构起来的叙事。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只是与青年黑格尔派有直接联系,而且是处于其外围。马克思与黑格尔只能说有间接联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关于“费尔巴哈”而非关于“黑格尔”的提纲,马克思在此并非是为了澄清与黑格尔哲学立场的关系。马克思虽然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只是想借对黑格尔的无情批判阐述自己的思想。实际上,马克思批判的黑格尔与黑格尔的真实思想有很大距离。马克思之所以选择黑格尔作为批判对象,是因为当时人们熟悉黑格尔的著作,而马克思写书当然是为了能够出版。

卡弗认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宏大叙事”,是由恩格斯1859年在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书评中造出来的,以帮助读者更好地把握马克思所要传达的信息,同时也是为了提高马克思的知名度。一方面,把马克思放在令人难懂的黑格尔与读者之间,马克思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另一方面,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很少读黑格尔的著作,但黑格尔的学生已经几乎完成黑格尔著作全集的编辑,而把黑格尔著作摆满自家书架是可以赢得声誉的事情。恩格斯之所以选择黑格尔而不是其他思想家,其中一个原因是恩格斯自己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恩格斯早年写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扩展到关于自然、历史和思维一般规律的想法,而黑格尔是很好的榜样。

卡弗指出,马克思在1873年《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取笑说他卖弄了黑格尔的术语,人们该在多大程度上来严肃对待马克思的这些话呢?尽管马克思1858年确实说过黑格尔《逻辑学》对他的经济学研究有帮助,但黑格尔《逻辑学》的术语非黑格尔所独有。黑格尔的《逻辑学》只是对当时教学的逻辑,即源于古希腊但经过中世纪经院哲学传统改造过的逻辑的修订。诸如质-量、分析-综合、真实-表象、本质-偶然、主体-客体等,都是现代数理逻辑家不感兴趣的传统逻辑术语。黑格尔和马克思著作中所使用的一些人们现在不太熟悉的术语,其实并非黑格尔学派特有的,而只是传统逻辑的技术性术语,这些术语的定义,在《牛津英语词典》中就可以找到。

在《大纲》这部被认为是黑格尔化的著作中,马克思在探讨利润特别是在阐述“货币的矛盾特征”理论时,确实借用了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做的概念分析。但这并不证明马克思对经济学范畴所做的分析中包含着某种必然的逻辑,或者反映了人类行为的某种内在必然性。马克思分析的力量之所在,是他准确地把握了思想与行动之间的联系(即马克思的社会矛盾理论),而不是对其做人为的区分。实际上,《资本论》第1卷就舍去了许多《大纲》中黑格尔化的概念分析,但这并不影响《资本论》的理论力量。“去黑格尔化”可能并非解读马克思的正确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马克思普遍“黑格尔化”。卡弗提出一种“最小化黑格尔”的阅读战略,也就是说,马克思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要借助黑格尔来理解马克思。

卡弗关于解构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叙事的说法也许是极端的,人们也很难苟同。但作为一家之言,了解一下他究竟是如何论证这一观点的,对于开阔我们的研究思路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TONY BURNS,IAN FRASER EDSThe Hegel-Marx Connection[M]MaCmillan Press Ltd, 2000.

[2]DAVID MACGREGOR Hegel and Marx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M]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8.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1-28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0-61.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6.责任编辑:何敬文

猜你喜欢

弗雷泽伯恩黑格尔
黑格尔评理
黑格尔评理
挂在嘴边的人生就是你的人生
考特妮和龙
《冷山》中的大地伦理思想
绿眼睛
对弗雷泽与霍耐特关于承认思想的异同的研究
没有人能救下一只羊
辩证法家的形而上学
“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