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娟

福柯曾将话语权与权力意志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在任何时代，掌握了话语权，也就掌握了统治权。然而，自文字产生，似乎都是男性把持着主流的话语权，即便是在以自由与民主著称的古希腊时期，虽然拥有被柏拉图誉为“第十位缪斯女神”的女诗人萨福，但在叙事的历史经纬中却始终难觅女性的踪迹。(M，102)”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女性视角的缺失。黑人妇女受到种族和性别的双重歧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这样的一群妇女是失语的。艾丽丝·沃克在《紫色》中充分体现了自己提出的“妇女主义”理论。重视文学创作中黑人女性话语，突出了黑人妇女寻求自我个性与在逆境中保持人的尊严的主题，指出了黑人女性只有建立具有女性特质的语言，在相互交流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才能颠覆父权话语，发现新的自我，重建女性主体。

黑人妇女要在双重压迫下生存，首要的就是要寻求自我、寻求身份，然而父权制的种种暴力令女主人公茜莉几乎不能存活。父权制牢牢掌握着由语言建构而成的权力象征系统。“由于命名大权操纵在男人手中，所以语言是男人制造的，它传达男人的价值。妇女使用男人制造的语言难免要内化男性的价值。在父权制社会中，语言本身就对妇女构成压迫，它一直使妇女处在沉默状态中，这即是所谓的女性‘失语症(M，82)”。她在写给上帝的信中划掉“我是”，改成“我曾经是一个好女孩”。这一下意识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了她对自我及女性主体的否认。沃克让茜丽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写信，目的就是要给她以说话的机会。艾丽丝·沃克的小说策略的基本出发点是她认识到了父权制的真正力量在于它的语言。如果想拥有自己的女性主体，女性就必须挑战并颠覆长久以来压制她们的父权话语象征体系以推翻男性赖以维持权力的工具。由于声音已经成为身份和权利的代称，因此要想成为有尊严的个体并重建女性主体，就必须不仅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而且要与他人进行语言的交流实践。在茜莉给上帝的求助信中，刚开始，她下意识地划掉了应说明身份的“我是(I am)”字样，出于一种复杂的心情否定了自己。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和莎格的到来，倔强的茜莉目睹了自己的身份，从下意识发展到有意识，从不自觉发展到自觉。在无力自强的十几年间，茜莉给上帝写信从未署过名。年届五十时得到妹妹仍健在非洲的消息，满怀激动地写回信时，她依然没有署名。而她自觉追寻身份的转折点则是从离家出走开始的。离开家乡远行意味着主人公的成长。茜莉自由的身体使她拥有了自由的语言。她变得更擅于表达自己。一度她曾用诗人般的语言描述她的所见，并倾述了她在继父和某先生那里受到的虐待以及继父强奸她的经过，打破了继父不让她说话的禁令。到了小说结尾处。茜莉可以把信写给任何人：“亲爱的上帝，亲爱的星星，亲爱的树，亲爱的天空，亲爱的人们。亲爱的万物，亲爱的上帝。”此时她成功地进行了另一种变换，她的声音成了公开的声音，虽然她说的还是自己的话，但自我意识和女性主体意识却更加清晰了。失语是女性的现实感受，但深层地看，它体现的是女性在社会历史文化中的处境，因为语言不单单是一种表达的工具，它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构成知识、社会实践、主体性、形成权利关系的方式(陈，23)。

《紫色》的小说结构也体现了文字对主题升华所产生的中心作用。作品的书信体裁将读者的吸引力集中到写作这个行为上，也就是文字的力量中。我们可以非常明白地发现对语言的把握程度常常代表了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掌控程度。沃克不光强调了口头表达出来的话语的重要性，并且将这个理论扩展到了书面表达上。《紫色》中的两姐妹都通过她们的信件表达自己的想法，她们用语言记录并分析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进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以及所处的境况。十四岁的茜莉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是一个她必须依靠文字的力量才能够存活下去的地方，因此在写给上帝的第一封信里，她天真地提出自己的疑问：为什么父亲不断迫使自己干不愿意做的事，生下来的两个孩子也被强行带走送人。由于继父警告茜莉最好不要告诉任何人，她便从此成了一个沉默的人。绝望中的茜莉无法开口告诉任何人自己的苦难和困惑，只能借助手中的笔来减轻心中的羞辱及孤独无助。当继父将茜莉嫁给艾伯特，一个视其为会说话的牲口的男人时，当艾伯特迫使她离开南蒂，这个世界上唯一爱自己的人时，茜莉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写信给上帝。多年以后，在莎格的帮助下，茜莉发现了艾伯特藏匿的南蒂写给自己的信。这些信忠实地记录了南蒂离开茜莉之后的经历和所思所想。尽管两姐妹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但是语言无论对于谁都是无比重要的。茜莉写得越多，对自己的经历和生活分析得也就越深刻，继而深刻影响了对自身的认识。茜莉和南蒂都意识到了挣脱开这个冰冷无情世界的力量来自于文字，而文字也是保持两人联系的纽带，是在男权至上的黑人社会里黑人妇女共同向命运抗争过程中结成的深厚姊妹情谊的重要工具。因此，当南蒂被迫离开茜莉的时候，她发誓只有死才能阻止自己写信给姐姐。这样的生死相关，如此意义重大的写信行为表明了文字对于彼此生存的重要性。同时，文字也是表达自己情感与想法的工具。在小说起始部分茜莉对上帝的乞求就向读者描绘出了一个陷入困惑的人物形象，她在寻找自己也试图在这个世界上定位自己。通过写信给上帝，茜莉试着用文本的方式清楚地描述自己的遭遇。然而后来即使摆脱了继父的蹂躏，她并未得到自由，艾伯特完全代替了继父的角色，茜丽依然是家务奴隶和泄欲对象。这种悲惨的生活正是黑人妇女受男权制压迫的一个缩影。在这个父权制的社会里，女人是物品。是奴隶，是生育和劳作的机器，是一切微贱的东西，她唯一不是的便是她应该是的“人”。她们还不断被灌输女人是一个劣等性别的观念。从这一时期的信件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茜莉卑微的地位和被践踏的灵魂。当南蒂建议茜莉反抗的时候，茜莉只是说她不能，因为艾伯特是自己的丈夫，妻子是不能违背丈夫的意愿的。她的想法还是依旧受到传统的制约和女性角色的限制。读到南蒂的信后，对自己的重新认识赋予了茜莉一种前所未有的能力，从而她可以在话语上对抗艾伯特的专制。在最后一次反抗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语言的作用，表达能力的加强或者丧失是自我意识增强或受到威胁的鲜明体现。现在一个语言表达流利安全感极强的茜莉能够建构一种富含隐喻和明喻的语言来描述自己的处境和内心的真实情感，艾伯特面对茜莉如此大的变化反而无所适从，变得结巴起来，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茜莉不再写信给上帝而是给一个新的倾听者——妹妹南蒂。在妹妹身上她找到了真正的倾诉对象，对上帝也有了新的诠释，上帝应该不是一个男的，而是存在与万事万物之中(沃克，107)。在茜莉最后一封信的称呼中，她对自己的身份已经了然于胸并且能够在外界事物中看到自己的存在，将自己的观察和经历向宇宙间上帝创造的万事万物进行诉说。茜莉自我意识的苏醒和加强不光从自己的语词运用上可以看出来，而且是从阅读南蒂的信里得到的。在茜莉和莎格发现艾伯特藏匿的信件后，茜莉所苦

苦寻求的生命的定义开始逐步成形。南蒂通过自己的信件给茜莉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茜莉将此和自己已熟知的事物结合起来，姐妹俩开始为自己的祖先和文化感到骄傲。越多地记录非洲传统与文化，南蒂就越多地将非洲历史和美洲非人文化联系起来。因此就更加强了对自己和姐姐身份的认识。因此，南蒂恰是使用文字和写信来调查、记录和保留自己文化身份的。在茜莉和南蒂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字的力量，它们在加强个人意识和文化身份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茜莉写信的时候，她就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个人价值体系。

除此之外，沃克提出的“妇女主义”也进一步强调了所有被压迫者之间的和谐，以进一步争取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她曾指出这是“献身于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Walker，58)她的这一思想在《紫色》中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主题在对女主人公茜莉的刻画上得到了强有力的体现。在谈及种族问题时，沃克曾经写道：“我周围的一切都被一分为二，被有意地一分为二。历史被一分为二，文学被一分为二，所有的人也都被分成两个群体。这就使人们做出蠢事，而黑人女性更首当其冲地成为这些蠢事的受害者。”(walker，72)妇女主义思想强调两性间和谐融洽的生活，全力争取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平等权利以造益于全体男人和女人的生存与发展，重建人类的伊甸园。沃克认识到黑人妇女要争取平等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进行重新定位，在为黑人妇女鸣不平的同时，她不懈地探讨和寻求黑人妇女解放的方法，鼓励女性通过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和寻求真正的自我而获得独立和充分的人性，歌颂她们的顽强生活能力与在逆境中奋斗的坚强意志。在小说中，莎格、茜莉、索菲娅和斯贵克互促互进，开阔眼界。加深了解，达成共识并结成妇女同盟：是茜莉和索菲娅的倾心交谈化解了她们的误会，是莎格帮茜莉重建自我，是觉悟后的茜莉促使斯贵克自立，是索菲娅照顾了斯贵克的孩子。妇女们的积极行动迫使x先生们反省并纠正传统的偏见和恶习。事实上，任何人只要冲破人为和世俗强加给女性的传统观念。她们就能成为自己的主人，茜莉的自强自立就是典型的例证。由此，沃克进一步鲜明地指出了黑人解放的步骤：首先只有黑人妇女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结成联盟，促使男人反省并转变，正确认识和对待妇女，才能根除黑人内部的性别歧视问题，再以此为新立足点。使黑人男女统一起来，共同奋战。怀着这样的理想，沃克的目光已然投向遥远的非洲。奥林卡就是作者笔下非洲的缩影。总之，《紫色》作为一部优秀的开拓性小说，它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蕴含了厚重的历史深度和批判力度，具有极其深远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