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　爽

纸

一旦离开“白”这个定语，“纸”就突然衍生出无数个名字。文件。报表。档案。车票。地图。宣传单。报纸。名片。有一段时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在相互传递一个时髦的词：无纸办公。但是实践证明，这个词只适宜作为一个隐喻。因为这世上还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比纸更便于保存又便于销声匿迹。保存当然是重要的，但是销毁和重建，也是人生中最有必要的策略之一。

现在，一沓纸出现在我的手上，我面前的茶几上还有另外的两沓，其中一沓正面向上，另一沓更厚一些的则反扣一旁。有经验的人已经看出来了，我手中拿着的纸正是茶几上两沓纸的联结部分；再进一步讲，我正在进行的工作是造成两沓纸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从我微皱的眉头上看，我并不喜欢一沓完美的纸在我的干预下手足离散，我希望尽快把它们归拢于一处，恢复先前纸家族的整齐和圆满。

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有一件事情被我忽略掉了。我不应该草率地称呼它们“纸”，这只不过是一个含混的姓氏。虽然它们仍旧保留着家族生活培养起来的谦逊和清爽，一张是一张，并没有表现出急于组建集团公司的意思，但是既然它们的上面已经有了图案和文字，它们也就不再只是一张单纯的纸。而且，这些图案和文字已经使这些纸之间产生了秩序和联系，那么，我应该遵照编辑学手册中的规定，礼貌地称呼它们的学名：校样。

现在，这些校样上除了电脑打印的图片和文字，又被我标注了许多字句和符号。事先准备的材料远远多过了需要，在赛义德·戈麦斯的故事旁边，我的笔徘徊半晌，终于狠下心肠划下了删除符号。天空中璀璨的星辰太多又太过拥挤，人们只肯对眼下最亮的几颗暂时记忆。在北京残奥会上，赛义德·戈麦斯颗粒无收。这个44岁的巴拿马男子，尽管他至今仍是他所在级别的10000米和5000米两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尽管他拥有一颗世界上最坚强光明的心，他到底还是败给了他的年纪。今天的胜利者是“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和“单腿美人鱼”纳塔莉·杜托伊特，他们胸前的金镶玉奖牌上聚焦了所有的光荣和赞美。而一个前冠军恰似一个逊位的王，即使他不屈的灵魂足以让全人类心生敬仰，但是他退出了王位，也退出了鲜花和歌唱。

我多么惭愧，我眼前的纸页无法记录下一部完整的历史。关于残奥会，我了解得越多，越不知道该如何在有限的笔墨间从容取舍。而在此之前，我野心勃勃，以为纸张可以铭记和承载眼前正在消失的一切。我知道历史在穿过坚硬的甲骨和竹简时已经饱经创伤，又在脆薄的丝帛上洇染和碎落。残存的历史的一小部分坚持着抵达了纸张和书页，支撑起我们今天的阅读和冥想。我知道历史这条大河其实是一条河流的反向——它流经的距离越远，越有更多的支脉在空气和泥土中缓慢消散。越来越多的人和物事离开了我们的视野，他们的形象从此再也无法转换成今天的语言，在纸张上被记忆和拼写。

纸的命运是静止的命运。纸的承诺：它身体上的花纹，仅仅浮现出时光的某一节切片。北京残奥会开幕这天晚上，我在镜头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在这一刻，我确信我的表情与身处“鸟巢”现场的朋友们一模一样。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世界依照既定的规则谨慎运行。而我们早已从先哲那里得来了真知灼见——中性是生活的常态，正如大幸运和大不幸都出自偶然。但是无可否认，人生的某些时刻可能被偶然主宰。金晶化身为“轮椅天使”完全出自一个偶然事件。百年奥运累积下来的激情之花终将在华夏大地灿然盛开，整个中国是多么需要一个年轻美丽的惊叹号，用以释放滚烫的赞美和期待。我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记住牵着导盲犬入场的第六棒火炬手平亚丽，这个中国首枚残奥会金牌获得者，有谁会记得她完成的与许海峰同样辉煌的“零的突破”？踏上火炬台的第一步，平亚丽紧张地停顿了片刻，下意识挽紧了手中牵着的“lucky”的绳索。我的心脏随之紧缩。

2006年5月，中国导盲犬大连培训基地正式落成。我花了几天时间搜集整理的这一事件，最终并没有收入书中，只在相关篇章做了一个百余字的简短链接。一部《非常精神》上下册共38万字，仅为总信息量的几十分之一。lucky是大连导盲犬基地培训出来的首批五只导盲犬之一，培训费用约为20万元人民币，工作年限六至十年。这是在北京正式上班的唯一的一只导盲犬，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法规认可它的中国公民身份，也就是说，包括地铁和商场在内的公共场所，禁止它自由出入，即使它实质上作为一个人的“眼睛”而存在。

北京残奥会开幕式结束后，一位朋友对我说，当时他身在“鸟巢”现场，脑中电光石火，对即将点燃主火炬的人选作出了种种猜测。我说，因为担心平亚丽，我根本没有来得及去猜，而屏幕上已经出现了侯斌的特写。我当时只觉得这一段设计得太完美了，包括侯斌拉动钢索攀援而上的细节，他咬紧的腮肌和涔涔汗水，远比北京奥运会上李宁的空中漫步更动人心魄。早在2008年1月，侯斌被国际残奥委会聘为首位国际残奥大使，在编写这一事件的时候，我无意中搜索进入了侯斌的个人博客，他诗情浓郁的笔触让我暗吃一惊。我猜，有两个人同时隐藏在他的身体里面，他把其中的一个展示在公众眼前：高大，笔直，向上，满脸灿烂的阳光盛开；另一个留给他自己：沉郁，徘徊，敏感，无边的忧伤缠绕着最微小的伤害。

2008年9月17日晚，我目睹无数枚红叶自“鸟巢”上空纷扬而降。无数颗来自天庭的星星，它们摄人心魄的美，是一场首次在人间现身的大雪。这场曼妙的雪花落在我面前的纸页上，仍旧携带着秋日里香山的声响和呼吸。我甚至心疼它们将被邮差带走——虽然邮差的出现同时带来了时空上的广袤诗意。

接下来，我看见菲利普·克雷文出现在画面中间。作为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克雷文的名字显然并不像罗格或萨马兰奇那样尽人皆知。但是我相信，但凡观看过北京残奥会开幕式的中国人，都会对他激情洋溢的致辞记忆犹深。2008年8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残奥会动员誓师大会上，菲利普·克雷文为此前一天刚刚出版的《非常精神·2008年北京残奥会全景记录》上册亲笔题词：“This is a great book!”（这是一本伟大的书！）这个洞悉一切的老人（虽然我不能把他当成一个老人），我只是在无意间，看见了他内心深藏不露的执拗和波澜。我还看见，在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上，他与北京奥组委主席刘淇并肩而行，从他上身前倾的角度和手臂的挥幅，我的身体紧张地感受到他的吃力。我想，这不对。他一向腰身笔挺，气质儒雅而高贵。我看到过他与年轻乒乓选手对阵的场面，他已经年近六十，仍然保持着一个优秀运动员出众的敏锐和强健。为了让走在他身旁的刘淇步态更洒脱自如，他上身前倾，奋力催动身下的轮椅。就是在这一瞬间，我忽然发现，我们一向热爱的华美地毯仅仅为人类行走的双脚提供了舒适，而为轮椅的行进制造了意外的阻力。北京残奥会闭幕这天晚上，类似的情景再次出现。只不过这一次，克雷文在行进中略作停顿，他俯身拾起两枚红叶，一枚递给了刘淇主席，另一枚则插在他自己的西服口袋里。他俯身的动作优雅自然，仿佛事先经过千万次推敲和排演。这是一条从严谨的大树上突然横生出来的枝节，携带着它诗意饱满的汁液，穿越人类语言的千山万水，不需要任何解说与旁白。它将被纸张重现与铭记，被我们永远珍藏和怀念。

建筑

上午九点，北方秋日的阳光倾斜着越过南窗，轻轻在两只藤质沙发上栖落下来。其中的一只沙发里有我，正埋首翻阅手中的一沓纸页。早在这天清晨，我从公园跑步回来，只向着这沙发和窗子投去一瞥，马上就明白了：这是我一年中最明媚的周末。它像一幅正在缓慢展开的棉布，平纹的，有一点点碎花。它鼻息温暖，打算把宁静和安详均匀地涂满整个房间。

于是我坐了下来，把厚厚的一沓纸放到茶几上面。

这些纸，确切地说，这些纸上生长起来的建筑物，已经整整四个月，我参与了它施工的全部过程。此刻，我在这幢建筑里的游走弄出了比往昔稍大的动静。因为它即将完工并交付使用，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可能有所作为的巡察和走动。我的职责是检测其中的每一块砖瓦，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尽可能对不完美的地方提供弥补和修复。同时担当起建设与检验的双重角色，使得我的劳作看起来与普通的技工略显不同。事实上也是如此，我甚至想，或者正源于这番劳动，我的生活才得以呈现出一副与往昔不同的、饶有意味的面目。

我的巡视工作进展顺利。虽然发现了一些隐患和纰漏，均被我随手化险为夷。对我来说，这幢建筑已经熟稔无比，连同构成它的每一种材质，钢铁，水泥，门以及窗子，我知道应该在哪儿看到它们，并熟谙它们中任意一个的禀性和气息。这差不多是我参与种植的一座花园，这儿和那儿，有那么多花草从我的手中生长或移植过来；我的手已经无数次抚过了它们，像抚过一个个亲人的脸。但是变故发生在突然之间——当一个人走在他熟悉的路上，仍然有可能，被他无数次看到过的景物迷住了双眼。

现在，有必要对我置身其间的建筑作一番交待。与几乎所有的现代房屋相仿，它的内部被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单元，每个单元又隔离出若干小间。只不过，划分这些单元的依据不是通常的平方米，而是时间。如果把时间简化为一道梯子，每个事件都将在这道楼梯上找到一个对应的点，并在那儿生长出它自己的房间。沿时间拾级而上，向左，或者向右，我们就进入了某个事件的三维空间。事件有大有小，同一时间的内部也有可能繁衍出不同的事件；这样，整个建筑就有了一个错落起伏的外形，像一棵长出了不同枝叶的大树。我的眼光扫到了这树上的一枚叶子，并被它牵住了脚步。

我在哭。这种描述不够准确，更确切的短语是：我热泪盈眶。

是的，“热泪盈眶”，就是这个词。没有人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四个月里，这个词已经多少次对我实施突然造访。在它动身之前，偶尔会有一点点暗示，比如一幅照片或一个句子；但多数时候，它的到来让我猝不及防。那些隐藏在我眼睛深处的泉水，忽然间就要喷涌出花瓣，就要展开翅膀俯冲和飞翔。

这飞翔有个不合时宜的开始。时间在七月。七月的北京八王坟长途客运站，等车的经历向来是一杯白开水，我决定暂时把包里的三本书当成三块饼干。这是三本工具书，一本是《北京残奥会志愿者手册》，一本是《残奥运动在中国》，还有一本《残奥会知识读本》。眼光犀利的读者已经看出来了，这三本书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残奥”。没错。按照责任编辑赵学良先生吩咐的，我必须在短时间内把这三本书里的知识融会贯通，以便在刚刚开始的编写过程中娴熟应用。而在此之前，“残奥会”这个名词还没有被收入我的个人已知词典。这是人生最有趣的遭逢之一：在前一秒钟尚远在天边的事物，在这一秒突然迫到了眼前。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最先翻开的是哪一本，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五分钟之内，我苦练多年的阅读技艺开始发挥效能，带领我迅速沉潜其中。这是平生第一次，我看到了侯斌。看到他纵身一跃，跳过1.92米。就是在这一瞬间，我忘了我置身何地，我身旁潮水一样暗暗涌动的陌生人。

——在陌生的人群中间，我泪流满面。

从北京回来，我在一式两份的编写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我还没有把一本书和一幢庞大的建筑联系在一起，也没有意识到即将开始的劳动需要多大的体能付出。我所看到的只是两页轻盈的纸，纸上的书名是：《非常精神·2008年北京残奥会全景记录》。关键词：残奥会；记录。那时候，我忽略了两个重要的字：“全景”。

我常年居住的城市是一座小城。市区内最高的建筑物是24层的网通大厦。据说位于其顶层的圆形餐厅俯瞰全城，但是我至今对此深怀疑窦。人类的目力本来已经日渐衰退，何况还有那么多景物在制造遮掩和屏蔽。大的遮掩了小的，近的屏蔽了远的。如果这眺望中再有时间加入，相当于加入了飘移不定的重重雾气——所谓的全景拍摄，显然越发难以实施。

2008年9月9日到22日，这个时间段的起始和结束，与我今生度过的首个带薪年假的全部时光刚好重合。在北京朝阳区万里路青年宾馆，316房间里的笔记本日日运行到深夜。偶尔我会从房间里出来，到走廊尽头的小阳台上站一站——在那儿，有一道陡仄的梯子通往下面的平台。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简陋的平台得到了阳光更多的宠爱，它终日空旷而灿烂。平台上飘荡着楼下餐厅炒菜的香味，而对面是几张略带沧桑的居民楼的侧脸——这是距离我最近的北京烟火人间。我知道我没有机会渗透得更深了，这期间，北京残奥会已经隆重闭幕，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在纸上呈现出它的全部景观。

许多年后，我会发现它刻在我心中的影子，像植物柔软的根须在地表下层层深入。这幢建筑，或者说，这部名为《非常精神》的书，因为“非常”，它实质上跳出了多数人的视野和经验。这也是生命的局限：一个人所能感受到的，实际上只有岁月真正降落在他自己心灵上的那些。疼痛，温暖，恐惧和欢乐，谁能描摹出它们在另一个人身体内的形状和颜色？我庆幸我有机会看到了此前从未看到过的世界：盲道，低位柜台，无障碍坡路，轮椅洗手间……它们像一簇簇微小的光亮，散落在街头，在各个建筑物的深处，至今才被我惊喜地发现。

仍然是在八王坟客运站，我意外地被京城某机构选中，来回答一份调查问卷。调查者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对北京的城市建设是否满意？”我说：“嗯，非常好——无障碍设施建设得非常好。”

——这是北京时间9月22日下午两点二十分。候车室外阳光灿烂，我穿的是牛仔裤和一件运动恤衫。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