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俊

［摘 要］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边区乡村变革的两大重要变量。革命根基牢固的晋绥抗日根据地，虽受日本侵略破坏，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性政策是其乡村变革的主要原因，亦是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的外在动力。党在乡村实施一系列的革命措施，改造乡村社会，其影响巨大。然乡村之变化并非按党的政策合理演进，出现某些负面效应，引起地主、富农阶层的抵制。

［关键词］ 党的政策 晋绥边区 日本侵略 乡村革命

深处内陆的晋绥抗日根据地，在抗战时期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仅是“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枢纽，是前后方的交通要道，是华北五大战略要地之一”［1］P16，也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战时环境动员农民、知识分子和地方士绅的试验场”［2］P193。党入驻晋绥边区后，根据其乡村固有之特征，进行阶级划分，推行革命性的政策，积极着手改造乡村社会，以纳入中共的革命体系，领导民众抗击日本侵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最大之特征，是乡村未经过土地革命。因抗战与革命的需要，党为了最大限度团结和吸收乡村各阶级，未在该地推行土地革命，实行了比较温和的“减租减息”与“四大动员”等政策，这些革命性的措施给乡村带来了影响，导致乡村社会结构变动，然乡村变化的轨迹若何？至今学界鲜有人问津。本文拟以晋绥边区乡村社会结构变动为切入口，揭示党对于乡村社会改造、发展所做的努力与尝试，以及乡村社会的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