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绍熙

摘要：为了考察宋明理学开创阶段社会与思想的互动关系，采用社会史与思想史结合的方法，通过对宋初思想家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胡瑗的思想既具有鲜明的经世务实特色，又具有明显的独断主义气质，这些特征在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性。

关键词：胡瑗；明体达用；理学

中图分类号：B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9)01－0041－03

宋代虽然在政治上积贫积弱，但却是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宋代的知识分子充满忧患意识，关注现实，不拘泥于注疏，用义理阐发儒家经典。理学思潮是从尊师重教开始的，宋初教育家胡瑗的思想对理学的发展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一、宋代知识分子的新风貌

北宋脱胎于五代，五代十国是唐末藩镇的延续，国家四分五裂，战乱频仍。五代“五十三年间，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弑者八，长者不过十余岁，甚者三四岁而亡”。武人对权力的炫耀和争夺，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正统文化所宣扬的道德伦理没落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祸而处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南犯，给本就纷乱的中原添加了诸多不稳定的因素。南方长江流域经过唐代的开发，经济已具相当规模，而此时地处南方的各割据政权也比较注重本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文化重心也随之南迁。

公元960年，赵匡胤建立北宋。宋太祖大力加强中央集权，收夺了一批高级将领的兵权，又将枢密院置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他削弱宰相的权力，使其不能过多干涉军权和财政，同时缩小地方州郡长官的权力。这些措施经过太宗的强化成为后世皇帝必须遵循的家法，所谓：“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逾越。”但这种通过分割权力来强化皇权的策略只能救一时之弊。到北宋中期的仁宗朝，内忧外患已成为统治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当政府的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候，社会文化却因和平的环境而渐趋繁荣。此时，雕版印刷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书籍不再是难得的东西。民间的才智之士开始活跃起来，这些人都有过刻苦求学的经历，在学术上也各有所长。他们或入仕为官或收徒讲学。政治的衰弱和文化的繁荣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具有明显的忧患意识。他们关心的主要有两件事：一是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正统文化以增强国家的文化凝聚力；二是改革弊政，治理国家。范仲淹喊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既包含着对现实的忧患，也折射出勇于进取，敢作敢为的精神。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不再羡慕汉唐的文治武功，而是言必称三代，他们不是简单地要求复古，而是把三代作为理想社会的完美形式，正如朱熹所评论的：“国初人已崇礼义，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他们又高唱道统，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行圣人之道，“夫圣人之制，所以治天下也，垂万世也，而不可易，易则乱矣。”国家之所以面临内忧外患，就是因为大道不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再墨守汉唐的章句注疏，而是把精力集中于阐释经典，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思路。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知识分子另有一番风貌。他们讲求修己治世的内圣外王之道，文化自尊与自强的精神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他们开始回归并努力提升正统文化。他们有着明确的任务，就是要丰富和充实儒学的内容，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在真仁二宗之际，这批平民知识分子形成了儒学复兴的集团，致力于开创宋学，这里所说的宋学是指：“在对古代儒家经典的探索中，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新学风。”在这股思潮中，“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是一位勇于进取和创新的先行者。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士大夫地主阶层在经历了五代时期沦丧失落的境地后，重新获得优越的社会地位，一跃成为赵宋统治集团的中坚力量。”

二、胡瑗的“明体达用”思想及其实践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今江苏泰县人)。早年往山东泰山求学。学成后，“以经术教授吴中，年四十余。”在苏湖教学期问，他创立了分斋教学法，科条纤悉备具。1035年(景韦占二年)，范仲淹知苏州，奏请立学，聘胡瑗为教授，并将其子范纯仁送入学中。此时，儒学复兴的浪潮已经渐渐兴起，“有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也，当时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雎阳戚氏之在宋，泰山孙氏之在齐，安定胡氏之在吴，相与讲明正学，自拔于尘俗之中，亦会值贤者在朝，安阳韩忠献公，高平范文正公，乐安欧阳文忠公，皆卓然有见于道之大概，左提右携，于是学校遍于四方，师儒之道以立。”11044年(庆历四年)，胡瑗结束在地方的讲学，带着苏湖教法进入太学。

胡瑗的思想被他的学生概括为“明体达用”之学。体用作为思想范畴渊源于先秦，“似乎是由‘本用观念衍化而来。”本的概念起源较早，《论语·八佾》：“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简；丧，与其易也，宁戚。”又《论语·学而》：“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孔子讲到了礼的本和用，也就是礼的内涵原则和具体运用。荀子则以体、用对举。《荀子·富国篇》：“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这里的“体”指形体，“用”指用处。在《天论》中他又指出：“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这里的“体”已具有伦理上的基本核心之意，即做人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胡瑗“明体达用”思想来源于他长期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虽然，胡瑗等人以义理解经在朱熹看来水平有限，“知尊王黜霸，明义去利，但只是如此罢了，于理未见，故不得中。”但是，他毕竟在努力超越章句注疏的束缚。

胡瑗在讲述《周易》的过程中阐述了他的体用思想。他说：“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故圣人于此垂教，欲使人法天之用而不法天之形，所以名乾而不名天也。且天之形象，人之魂魄也，天之用象，人之精神也。”胡瑗的学生刘彝明确表述了他的体用思想：“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体、文、用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儒家的伦理原则是精神修养的必备要素，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作用。“在胡瑗的影响下，当时学风为之一变。”一反唐末五代逃避正统文化，浮华无用的空疏，变得敦厚笃实。

胡瑗所说的“明体”，就是要明白“君臣父子礼乐历世不可变者”，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其思想基础是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性者，天所禀之性也，人禀天地之善性，至明而不昏，至正而不邪。至公而不私。”人由正变邪，主要是因为有“物”的诱惑，有“情”的作用，“喜、怒、哀、乐、爱、恶、欲七者之来，皆由物诱于外，则情见于内，故流之于邪

情。”要制止邪情的萌生就要向圣人学习，因此，他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人之幼稚，其心未有所知，蒙昧之人，其性不通，必得贤明之人举其大端以开发之，则其心稍通，通而不已，遂至大通。”他的“明体”思想正是基于弘扬圣人之道而提出来的。在他看来，“明体”就是遵循儒家伦理道德规范，树立人格尊严，内重修身，外立师道。这和现实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从唐末到宋初很长一段时间内，教师和他们的作用没有受到社会的足够重视。胡瑗对这种现象极为不满，他评论道：“学校之兴莫过于三代，而三代之兴莫过于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艺教万民，三代以下言治者称汉唐，然未知先王教化之意而人自为学。”

在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体系中，“明体”居于核心地位，它是“达用”的基础和基本要求，胡瑗对现实不是漠不关心的，他曾积极为边防事务建言献策，“虽老于训导，在丹州实与帅府事。建议更陈法治兵器，开边地为营田，募士人为兵。给钱使自市劲马，渐以代东兵之不任战者。”

胡瑗在“明体达用”思想的指导下在湖州创立了分斋教学法，“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其田，历算以明其术是也。”这种方法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得以在全国推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实际上是近代教育分系分科的一种胚胎形式，对学术的发展有其重要的作用，而这种教育方法同样说明了它是如何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的。”

三、“明体达用”思想的特点与不足

胡瑗是理学的先驱，他在宋初理学开创的阶段提出“明体达用”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教育实践，创造出“分斋教学法”。

在思想理论方面，首先，胡瑗使用的体用范畴，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开阔了后继思想家的眼界。因为，“体用的功能和作用，与代数学的原理公式有着某些相似之处，诸如道器、无有、理气、心物、形神以至中西等等范畴，只要纳入体用范畴，就可有体用范畴已有的规定性和关系，而推演出诸范畴的规定性和关系。”其次，“明体达用”又有一种内敛的思想特性。体是万世不变的，而现实生活却多姿多彩，“明体达用”是以不变应万变，用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加工现实。这样，对“体”的过分强调削弱了“用”的实际效果，“明体达用”之学在现实面前退化为“重体轻用”之学。因此，胡瑗的学生都因循保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其理由是认为变法过于重利轻义。最后，胡瑗“明体达用”思想带有明显的独断主义色彩，它过分强调道德律令的绝对作用，从而阻碍了实践活动中理性精神的发挥，“坚信道德律令才是理性自觉的依据和基石，这即是说，一个人是否达到理性自觉，要看他对某种道德律令的遵信和践履的程度。”这使得实践活动难以发挥功效，明体达用的思想也就势必退化为一个教条。这种思维方式是儒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在宋明理学思潮中，这一特征被进一步保留和放大。

责任编辑刘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