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景行。

我原本没有资格写纪念吴坚同志的文章。

我尚未出生，吴坚同志已参加了革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我读高中（1959-1962）正为文学“发烧”，他已站在了全省文艺工作领导岗位的制高点上——他所领导的文艺（特别是戏剧）事业，正蒸蒸日上，屡立战功，屡获殊荣，取得了令全国瞩目并交口称赞的骄人成绩；我读大学中文系（1962-1966）并做着“文学梦”时，“文革”骤起，他成了全省最早被揪出来的“阮（迪民）、吴（坚）”黑帮，进了“牛棚”——在批判汪锋的十万人大会上，我第一次目睹了他的身影，之所以说是“身影”，因为以汪锋为首的一大排在台上的“走资派”都是低着头弯着腰，根本看不清他们的面目；之所以又能在众多“走资派”中区别身份，是因为他们胸前挂着姓名打着“红叉”的大牌子，比他们本人更清晰……

如果历史至此戛然而止，我同吴坚阅历的不同、年龄的差距、职务的悬殊、岗位的各异，我们的人生轨迹犹如两条平行线，此生很难有交会的一天。接触尚且不能，更遑论写纪念文章！

感谢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恶贯满盈，他们的覆灭，也是历史的必然。感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返正，使我们国家这载着十几亿人口的列车，重新行驶在了正常的轨道上，从此开始了不可逆转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航程……从此，吴坚同志又回到了他驾轻就熟并且具有高超领导艺术的岗位，而我也因几篇不成样子的论文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被文艺界的“伯乐”错爱，将我调至正在筹办中的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