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殷红

十七、吴秉杰

文学评论家吴秉杰在中国作协创研部当主任“主事”的年月里，始终把我定位在他的“友好邻邦”之列，后来被创研部的人通俗地称为“创研部的亲戚”。之所以给我这么个称谓，实在是因为吴秉杰终生配戴眼镜视力不佳，况且那镜片不仅看上去很厚，而且永远油腻腻，所以他很难做到慧眼识珠。因此，他选择我，把在任经手的各类奖项、重点作品扶持工作、重要作品研讨的报道统统“责成”我来写，然后认认真真地审改一稿。我每次都请他签上大名，每次他都很不自信地说：“我签管用吗？还是写一句，送建功审吧。”我自然少不了奚落他两句：陈年的“豆包”就不是干粮啊，你这主任等同于村长，签字划押，这是程序。此时的吴秉杰唠唠叨叨：很多事都是这样，只有自己知道自己工作的意义。

秉杰是上海人，但属“非典型性”。因为他确实不具备“海派”官员和学者的“洋范儿”，从来是随随便便，衣冠不整。虽然近两三年已不再接受上海亲属“捐赠”的衣物，但至今他的全部“行头”还是那些年里背回北京的旧货。

秉杰毫不掩饰上海人的节俭，而且会很开心地让我们看女儿发来的短信：“老爸，我给你买了一件19元钱的衬衣，很好看的。”听他那口气倒真的很赞许女儿的孝顺和俭朴。秉杰其实并不“抠门”，机关发的水果、月饼，外地带回的土特产品，他常常直接送到我们办公室，给那些家在外地的年轻人分分。长此以往，秉杰混出很好的“女人缘”，只要他中午在机关食堂吃饭，总有想节食减肥的女同志把那一份肉菜让他带回去晚上吃，时常好几个女同志一起送菜给他。这时他会不好意思地、操着永远改不过来的上海话说：我为什么要那么多，老吃剩菜也没什么意思的啦。你们不能随便就降低我的生活标准吧。

秉杰好喝两口，尤其热爱黄酒。每天喝一顿，一顿喝二两，如果他中午喝了酒，再接上晚宴，就是天王老子也难劝进一口酒的。有一次会议结束后大家聚餐，陈建功对秉杰说：对不起阁下了，今天没黄酒。秉杰一本正经地回答他：算啦，就凑合喝这茅台得了。全桌人瞠目结舌，然后哄堂大笑：谁说这年头儿“无大师”，秉杰实乃大师是也！

吴秉杰是60年代北大数学系学生，放着数学不研究，不知哪根筋搭错，利用对文学的业余爱好，“挥斥方酋”起来，写文章与当时把握着话语权的笔杆子姚文元商榷，反对批判电影《北国江南》和周谷城“时代精神汇合论”。这一“挥”二“斥”的结果是被取消学籍。自此，他颠沛流离，被遣送安徽做了十几年的农民。1979年改正错案，重入北大读中文，直至研究生毕业。他说话口音极重，声音不高，语速很快，听起来费劲儿，但他写得比说的好，写论文比写“红包批评”好。《现实主义沉思录》、《各还命脉各精神》、《两种不同的文学话语》、《历史小说长篇创作的探讨》一部比一部研究深入，学术扎实。有一次，一位“愤青”找到他门上，一点不谦虚地表达一个观点：中国作协就没有一个真正搞文学理论的人。秉杰原本温吞的笑脸立时板起来，只见他眼睛不住眨巴，却不见他说话。那厮马上说：当然你还算一个。这下“貌似忠厚”的吴秉杰不干了，毫不客气地说：你不要算上我。告诉你，我们年年出理论文选，一大批搞文学理论的人，很多好文章，但就是不选你的，因为你连观点都搞不清，不知道你的理论是什么。然后，愤愤不平地扭过头对在场的人反复说：这人，真是的。

秉杰心态特好，语言特经典。他说出的话常常要让我们惊呼：吴秉杰语录啊，写下来，挂墙上。在他退休进入倒计时的时候，忙碌多年的创研部副主任“修成正果”，他荣登创研部主任位置。那个“才华横溢的家伙”蒋巍和他成了搭档。秉杰说，蒋巍和我搭档最好，我不想说话时他把话都说了，决不会冷场。尤其是在饭桌上，我最不愿意去推杯换盏、挖空心思找客气话说，有他在，我对会议的全部贡献就剩下吃饭了。有一次，他和蒋巍分在两桌就餐，只听蒋巍眉开眼笑地评说中国作协创研部有史以来的“四代”名流，说到吴秉杰，蒋巍刻意放大声调冲着临桌调侃秉杰：“当然，吴秉杰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代。”大家面面相觑，不知秉杰做何反映。他根本不抬头，嘴里嚼着一大块肉开始“自卫反击战”：我不在乎是哪一代，只要是你上一代就行！一向自诩才华横溢的蒋巍，这回“才华”殆尽，只落得酒水“横溢”，噎得险些把酒喷到别人脸上。

吴秉杰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多年，参加和主持过无数作品研讨会，但他时常为“人情”所困扰。必须“说好话”时，他自嘲说：作家还是需要鼓励的。必须批评时，他解释说：是因为有可批性。但他骨子里认为研讨会就是“一个人的会议”，只有被研讨的对象自己在乎，评论家们是互相折磨，谁也不爱听别人怎么说。所以，只要不是他主持会，他经常借故不影响会场环境溜到外面吸烟。有一年中国作协在江苏召开农村题材作品座谈会，吴秉杰认真准备了近两万字的讲稿，他的发言也确实令一些与会评论家汗颜，而由于他认为自己完成了“使命”，又不愿接受被别人“折磨”，借着中午的酒劲午睡不起。主席台上的领导发现吴秉杰不在会场，传话下来让去找他，待把他从酣睡中叫醒至会场，已是曲终人散。吴秉杰自语：我在不在有那么重要吗，我不在会议不也结束了嘛。当时吴秉杰的样子特别好笑，有点不自在，也有点不在乎。我马上添油加醋：一个官至正局的业务干部，在一个与你所在职能部门有关的专题会议上，你的“水土流失”不亚于“丧权辱国”。论“罪”，你该“引咎自杀”。吴秉杰嘟喃着：别瞎讲，哪有那么严重。

秉杰不把官当官，也没人把他当官，他自己也不拿自己当官。江苏会后，我们一起到青岛参加另一个活动，到了青岛秉杰才想起得向领导请个假，就和我商量说：我不会发短信，你署我的名字代我发一个行吗？我耍滑头说，那不行，短信的手机号反映出来是我的，肯定暴露我也“赶场”呢！吴秉杰只好求胡平，胡平按他口述：我在青岛开会，特告知，吴秉杰。没一分钟收到回信：你在江苏就溜会，我替你圆了场。你到青岛去，应该是请假而不是告知。这下秉杰愣了，郁闷得半天无语。我和胡平劝他再给领导回信解释一下。吴秉杰坚定地表示说，不解释。我说你是“先斩”，领导也算把你“揍”了，扯平啦。吴秉杰苦笑。我又说：你看你，好歹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官了，自己不拿自己当官也罢了，不拿领导当官也没什么，请假和告知两词通用，太有“北大”风格了。这回惹出秉杰一大堆话。他说，当了十几年农民，我就没有领导。80年代到中国作协，我有生以来面对的第一个领导是顾骧，只是和他上下级很多年也没总结出怎么和领导对话的经验。

时至今日，接了创研部主任位置的胡平说起这事还总是窃笑。想来，不是胡平当时“犯坏”，就是他真预测到了他自己的今天。

杜甫曰：“由来意气合，直取性情真。”这年头儿，秉杰葆有“书生意气”已属不易，他不再“挥斥方酋”，我们也该谅解他。

十八、张贤亮

张贤亮，80年代红极一时，90年代新作不断的著名作家，如今，尽人皆知的西部影视城老板。他带着累累伤痕创作的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留下了“扩大版的伤痕文学”印记。他的小说曾把我们这代人拉到时空的错觉里，肆无忌惮地煽动过我们的青春，搅动过我们“蠢蠢欲动的情怀”。自从他改行为老板，只要在网上点击张贤亮三个字，与他相连的关键词就是他在“山穷水尽”那地方读过的《资本论》。年轻人觉得他一生畅情适意，就是在劳改农场那地方生活，披上一身树叶也能演亚当夏娃，只要如火如荼地想写字就能成作家。觉得他读过三遍《资本论》就可以开创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要我说，无论张贤亮的文学成就，还是他当老板的成功事例，都比飞机失事的机率还低，他仅仅是个特例。

第一次见张贤亮是20年前在文怀沙夫人在北京的“株事会社”里。文怀沙和夫人一起在自己装饰得有点日本风情的办公室接受我的采访。傍晚时分，文老打电话给另一个房间说：你过来看看，我这里有一个可人儿。不一会儿，张贤亮出现了，他瞥了我一眼，旋即就和文老“光天化夜”之下讨论起审美标准，说，这种类型的女孩子，不仅费时间，而且费口舌。他俩你一句我一句，就像两个“不良少年”在任何场合都要争着吐出点智慧的唾沫，以显示他们过人的才华。我当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人相看“牙口”的小毛驴。我狠狠地用白眼球瞪他们，尽管张贤亮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后背还遭受过那么严重的敌意。

他们谈得越多，“技术含量”越高，以至于初涉“文学”的我根本不可能完全听懂。但张贤亮的锋芒毕露，他对一些人和事的“傲谩与偏写”，让我觉得许多人不如撞墙而死，也一定会有很多人想把他扔到墙上撞死。我心想，年龄真是个“霸权”的理由，这年头儿不用比谁活得比谁好，不用比谁写得比谁好，就比谁活得比谁长。文老看我愤怒地瞪着张贤亮，冲我哈哈大笑说：你是不是心里骂，这俩老不死的。

那次见面后，我开始收集张贤亮的所有作品，《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奠定张贤亮文学地位的重要作品，两部长篇《习惯死亡》和《我的菩堤树》都曾入围茅盾文学奖，也注意到他的作品总是会在受到欢迎的同时遭到批评。但他从不怕批评。我想，大概是因为他过早地经历过暴风骤雨，心理被锻炼得素质特别好，面对批评，他从不在乎，他有男人的胸怀和气概，所以我也很喜欢他的小说《男人的风格》。

后来的十几年里，我在中国作协的会上听张贤亮发言次数就多了，他总是在很庄严的会场一本正经地发表讲话，但说出的大都是我们记者永远无法“使用”的“废话”。尽管如此，但我还是心存敬意的，因为他毫不掩饰地把那种知识分子的状态，通过形形色色的谈话表现出来。他嘲弄与自嘲的风格也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状态。每当听他让会场爆发笑声时，我都会想：生活真是充满严酷的讽刺，它可以让有张贤亮这种历经磨难的人还能保持一种具有生命色彩的躁动不安，并不断产生“兼济天下”，心向往之的追求，真是太奇特了。

我从不怀疑张贤亮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的重要位置，和他对一代作家产生过的巨大影响，但他投资西部影视城的举措我当时并不看好。早些年《文艺报》银根吃紧，广告部想找张贤亮给我们点儿资助或广告。广告部主任就想让我给他做一个整版专题报道，先期做点事，然后再张口。报选题时领导们一致认为，采访和拉广告没关系，张贤亮肯定不会出一分钱。广告部坚持认为不能放掉这条大鱼，又派了别人去写张贤亮，最终报社也没拿到他一分钱。我说，张贤亮是照着《资本论》经营的，咱们这套“骗钱”的方法就像过了期的天气预报和去年的台历，他才不“买单”呢！事实上张贤亮的确接受不了这种方式。换了作家们去采风、中国作协去开会，他真像个阔绰的老板，决不吝啬，而且热情周到。

张贤亮是一位能说出文学之秘密的作家，但张贤亮在文学之外，在一个全新的领域，也是一位懂得保持秘密的老板。有一次谈到作家怎样当老板，张贤亮告诉我他使的“绝招儿”：在影视城，张贤亮只管他该管的，不该管的绝对不管。比如个人隐私，在中国的企业里张贤亮是第一个将个人隐私权制度化的，而且写进规章制度：任何人不得干涉、揭发别人的隐私。

张贤亮说，我们影视城有位女职工跟外面的一个有妇之夫好上了，有一天她突然失踪了，搞得我很焦急，派了所有的员工去寻找也没找到，只好向派出所报案。过了三天，她回来了。我没过问她去干什么，那是她个人的事，要管就由道德、社会、法律来管。但是她违反了影视城的纪律，我必须罚款。至于她的隐私谁也不许问，谁也不许传。现在这小姑娘跟当地的一个小伙子结婚了。看张贤亮为自己的“创举”得意，我说，你这叫顺理成“张”，一个作家深知水到渠成的结果才是生活的常态，这就是作家的优势嘛。

张贤亮作为作家，积累了他的名气和人气，但搞企业仅靠个人的名气肯定是不行的，没准还把他的那点名气全赔进去了。当然，张贤亮的名气对企业也是一种宣传，起码读过张贤亮作品的读者，都知道他下海搞了个西部影视城。

张贤亮从不炫耀低调，所以他总是高调地让别人去替他炫耀。他让周星驰、张曼玉、巩俐、林青霞、张艺谋替他做广告，他们用过的道具全部收藏起来展览。游客手机不小心掉进厕所，水一冲就进了化粪池。明知捞出来也肯定报废，但张贤亮硬是叫三个员工花半天时间在粪池里掏，洗得干干净净退还游客，这位游客对影视城感激不尽。我说，这就是你的广告理念，难怪不在我们《文艺报》做广告。旅游是什么？旅游就是找感觉。旅游经济是什么？旅游经济赚的就是感觉的钱。

张贤亮身为作家却抓到了“赚钱”的门路，大会小会“煽乎”得不少写字之人误以为有感觉就能当老板，有想法就能赚大钱。我心想，对钱的感觉好的多着呢，不还是得靠写字赚点散碎银两嘛。不服张贤亮不行，他的过人之处别人学不来的。

十九、胡 平

胡平自打80年代到中国作协工作，就以文学评论家的面目示人，虽然他研究生读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的第一本文学理论专著是《叙事文学感染力研究》。他以扎实的文学研究功力为自己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位置。干了十几年后，调鲁迅文学院当常务副院长，再往后，他讲课在文学界就成了一绝，不少人听他一次课就成了他的粉丝。其实，哪一任院长都不“坐阵”院里，他当然地成了那所小院的“一哥”，手下几十号教职员工，有人沏茶，有人倒水，有人打扫卫生，还有一部小车归他使用，这种状态一晃又是八、九年，桃李熟了一季又一季。无论胡平到什么偏远地带，无论到哪个犄角旮旯开会，总有学生找上门来，即便日程安排不过来，饭店前台也会留下学生们给他的信或各色当地土产。凡到这时，胡平就会假模假样地说给我们听：这玩意儿，带着太费劲，可又不能把学生的情意扔了是吧！

胡平在鲁院师生面前挺有威严的，但在同行、朋友面前完全是两码事。别看他说话总是慢悠悠，从不大声喧哗，但没他在真是不热闹。有他，还得有男、有女，偶尔出现“清一色”的场面，胡平也出不来彩儿。

说起“通俗”的胡平这个称谓，也是我一气之下想起来的。胡平聪明过人，但他常常装傻充愣，总是选择特别“无聊”的话题，而且以反复论证为乐。比如我和牛玉秋大姐在一起，他就会在任何场合，无数次地问：两个女的好，能真好吗？好得长吗？有一次正好我和我的同事在一起，他又嘻皮笑脸地说这俗科。那女同志当时正对我有点意见，我也正在纠正自己的想法。胡平这么反复追问，气氛就变了。我低声地冲胡平说，你能说点新鲜的吗？几年来就这一个问题反复问，你俗不俗啊！他看我生气的样子，也小声回答说：俗。我说，你以后还总说这个吗？他说：不。我们的对话让大家哄堂大笑。胡平解释说：我和我老婆一天得说三遍“活着吧”，这么多年几千遍都得有了，她也没说我俗，说明我的话很有哲理很深奥，你们怎么这么没品位啊！闹半天他惟一的哲学就是“活着吧”，净说实话。

后来很长一个阶段他不再拿我“开涮”，目标改为吴秉杰。在北师大开会那次，我们能聊天说话的人坐位分散，胡平耐不住寂寞，隔着位子给吴秉杰写条子：你心目中什么样的女人最可爱？吴秉杰回条写：“温和、聪明、漂亮。”胡平嫌他回答太不“具体”，接着递条，要求举例说明。大概是吴秉杰烦了他，写了句气话，或者是举了某女球星的名字为例，安静有序的会场突然爆发胡平前仰后合的大笑，弄得发言人以为自己说了什么可笑的话，全场都愣神地看他。胡平自知过分，把向后翘起的椅子两腿落地，身体归位，但仍是窃笑不已。后来很长一段里胡平还是旧话重提，有一回吴秉杰沉下脸说：你老说这个我回答都没劲了，别老那么俗气。

胡平的通俗实在是他自己故意装出来的，揣着明白装糊涂，但装长了，习惯就成了自然，他的每句话都可以成为笑料。比如，胡平从来都把橙汁叫成橘子汁。把蟋蟀说成蛐蛐。凡到这时大伙儿笑得不行。胡平知道由于他的表达给大家带来快乐，因此，他把笑声当鼓励，也就大大加剧了胡平向通俗化发展的进程。

还有一阵子胡平但凡开会出场，就宣称要写一部《会议学》，重点研究举办研讨会的各种学问，并扬言要列出若干章节，申请重点作品扶持工程项目。说研讨会上什么人可以晚来，什么人必须早走，什么人不看作品也能发言，什么人看得再仔细也出不了彩，什么人只能开会不能留下吃饭，什么人吃饭适合坐主桌，以及坐主桌人的责任与义务等等，都大有讲究，不得乱来，大家听了捧腹而笑，说会议学确可成为一门显学。当然，胡平既然研究这个，自己必是有底气，他很少抢着发言，但不怕别人把可说的都说了，即使谦逊到最后，他的发言也仍然语出不凡，颇有见地，和别人不重样，这就是功夫。只可惜，他的会议学项目至今没见审批下来。

关于“活着吧”这三个字，是胡平的经典俗科，实在没话题了，他就拿这三个字说事。胡平有自己“通俗”的活法，有他的生活观。中国作协的七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中国作家网要留各个组的图片资料，拍摄到胡平那个组，看别人都衣装整洁挺庄重的，就他“趴”在桌上听人发言，叫他出来拍照吧，差点没把我们笑死，一件70年代流行的圆领内衣，领口泛黄就不说了，肩上开线，胸前全是菜汁油渍，袖子松垮得可以再装两只臂膀。这种内衣平时是需“藏拙”的，因为会场太热，被迫露出。我说，你去换件衣服吧，你不在乎，我们照片怎么在网上用啊！他居然不管不顾，只顾痛快。我们让他把会议出席证摘下来，别破衣烂衫的给作代会丢人。他不，非戴着照，说，我就这本色。想起来，他的“俗”其实可能就是实在，说别人羞羞答答不敢说的话，做别人遮遮掩掩不好意思做的事。

这种俗，不是媚俗，不是庸俗，更不是恶俗，是他自己故意给自己设计的通俗。他的通俗风格让周围的一切变得有趣，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十几年前那次茅盾文学奖评奖时，胡平还只是评奖办公室工作人员，一位女记者为了早些得到情报，施了美人计。胡平你不是不告诉我评奖的结果吗？我就在你办公室坐等，你不是催我离开吗，我就装肚子疼。胡平也是怜香惜玉之士，赶忙倒水找药，还拼椅子让她躺下休息，然后警惕性丧失，自然而然办起公来。待“情报”拿到后，那人趁胡平不备溜了。第二天胡平接受采访并透露篇目的消息就由这美女记者见报了。胡平大呼冤屈。今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胡平是评奖办公室主任，以前他中过计，吃过亏，所以这次他特别谨慎，尤其认真，防范女记者。

其实不仅在文学批评领域卓有建树，他的长篇小说《末日》、《原代码》，报告文学《犯罪升级》也颇受好评。《犯罪升级》是写高智商犯罪的，这部书成了他标志性的作品。后来他自己动手把这部作品改编成电视剧，20集他一天写一集，一个月交了稿。电视剧播出后收视率很高。他后来又写了《威胁》等剧本，多次重播，都挺成功。

胡平的通俗是有技巧的，也是有道理的，他可以把心中的那些无奈甩给聚会、甩给同事和朋友当笑谈，然后一身轻松地再回到现实生活中，而且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实现高智商的自己，最可贵的是，胡平把通俗提高到一个新境界，直刺生活中的虚伪。

如今，胡平从鲁迅文学院调回作协创研部当主任，没了专车，没了假期，成了创研部的“勤杂”、评论家的“陪练”。但胡平风格如昨，耐人寻味地展示着通俗时代通俗的魅力。

二十、臧克家

这些天，报纸和网上到处是“谁盗卖了季羡林的藏品”的报道和题为“被拍卖的季羡林藏品”的照片，其中一幅书法的题款是臧克家老人赠季羡林先生的。这件事使我无数次地想：臧老啊，您的书法是真是假，天知否？您知否？臧老驾鹤西去整五年，我从来没忘记过他。首先是我亲爱的父亲与臧老同年同月同天去世，他们的追思会在同一个场所，他们的墓地相隔不远。其次是臧老的大女儿臧小平曾是我在文艺报工作时的同事，小女儿郑苏伊是我现在的同事。苏伊的办公室与我门挨门，她天天在我眼前晃，她天天会说起病着的郑曼阿姨，我也就天天会想起臧老。关于前面提到的报道和照片，我和苏伊以及她的家人都看到了。我让她回家问妈妈，苏伊回话说，我们全家人都看了，认为这张照片上的“臧克家手迹”，从内容上看，是我爸爸1991年为《百寿长卷》题写的一首诗，也正式发表过，他也曾为朋友书写过这首诗；从字迹上看，诗本身的四行字比较像爸爸的笔体，但左上角“羡林先生雅正”这六个字，绝不是他亲笔所写。我问苏伊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是什么？她说，我爸爸和羡林叔叔是极好的朋友，两人有着近六十年的深厚友谊，他们之间，这么多，凡我看见听见的，都是直呼其名，书信往来或赠书赠诗，题款时也都是用“老友”，从不互称“先生”。“羡林先生雅正”这六个字笔迹明显不是我爸爸的，这样称谓也是不可能的。

看到眼下轰轰烈烈争论臧老书法真伪的报道，我想到两位可亲可爱的老头儿都曾和我谈起过他们之间的友谊。2001年年底我去看望臧老，那天，臧老的夫人郑曼阿姨违医嘱特许臧老到客厅接待我们。老人被夫人和家庭服务员搀扶着坐到一个垫着厚厚椅垫的藤椅上，那时臧老身体非常衰弱，瘦骨嶙峋。他看到老朋友们显得很兴奋，像个孩子似的向我们“告状”：他们不让我站，也不让我坐，就让我躺着。

去看臧老前几天我才去拜访过季老，进到客厅我就问，臧老你和季老关系那么好，客厅里挂了这么多书法，怎么没有挂他的字？臧老说，我们俩是几十年的老朋友，是打出来的交情，都在心里挂着呢，不用挂墙上。

臧老家客厅的四壁挂满友人赠给臧老的书法条幅，充盈得那间十来平米的小客厅“墨气逼人”。臧老指着他的恩师闻一多和郭沫若、叶圣陶、茅盾、俞平伯、唐弢、何其芳、端木蕻良以及他的叔叔王统照的题字，充满感情地说：这些都成了历史，都是历史啊。他指着沈从文先生的题字说，你看，他的字有隶书的味道。我说，看上去草了些。他叫劲儿似地说，那也是隶书。他又让我看老舍先生的字：“学知不足，文如其人。”看到冰心先生的一首赠诗，臧老说，冰心的这首格律诗也写得很不错。所有条幅中最抢眼的是一个大大的“寿”字。这是刘海粟先生90岁时为臧老80岁生日写的，落款是“年方90”，臧老反复说了几遍：一个“方”字用得多有意思，多有意思啊。看臧老那么高兴，我又追着问他为什么说和季老“不打不成交”。

季老和臧老都是山东人，年轻时就都好舞文弄墨，但他们认识比较晚，原因是从1935年到1946年的十一年间季老在欧洲。臧老乐呵呵地告诉我，那些年他们虽未曾谋面，却有机会打笔墨官司。臧老的诗集《烙印》里有一首写洋车夫的诗：“一片风啸湍激在林梢，/雨从他鼻尖上大起来了，/车上一盏可怜的小灯，/照不破四周的黑影。/他的心是个古怪的谜，/这样的风雨全不在意，/呆着像一只水淋鸡，/夜深了，还等什么呢？”这首八行的诗发表于1932年。臧老笑说，最后两句我用的是设问句，羡林当时就写文章批评我，说我不了解劳苦大众，是站在旁人的立场写穷人。我没反驳他，心想，这是诗的一种表达方式，我怎么会不知道洋车夫是想多拉几次，给家里的老婆孩子多带点吃的东西填肚子呢。他那时就批评我是手持宝剑追苍蝇，说我滑稽，认为最后两句是败笔。臧老说这话时笑得可开心了，就像回忆老哥俩儿时的游戏。这场没有结论的官司导致了老哥俩终身挚友的缘分。

听苏伊说，臧老去世的消息一直没敢告诉季老，怕他受不了。其实，没能瞒住他。因为季老的秘书发现了他悄悄写下的“痛悼克家”一文，文章深情回顾了他们几十年的情谊。我去拜望季老时，他还谈到，他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喝醉酒就是1946年中秋节和克家在一起。季老说：“忘记了是从什么时候起，我们有了一个不言的君子协定：每年春节，我们必然会从西郊来到东城克家家里，同克家、郑曼等全家共进午餐。克家天生是诗人，胸中溢满了感情，尤其重视友谊，视朋友逾亲人。好朋友到门，看他那一副手欲舞足欲蹈的样子，真令人心旷神怡。他表里如一，内外通明。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半句假话会从他的嘴中流出。”臧老年年春节都等他，在他心中，“羡林不来不是春”。臧老去世后，郑曼阿姨带苏伊去看季老，季老让秘书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说是给小平和苏伊的压岁钱。其实，小平和苏伊都是50多岁的人了，她们当然不肯再收这份压岁钱。季老急赤白脸地说，你们就是到了七十岁、八十岁，在我眼里也是孩子！苏伊和我说这话时泪汪汪的。

每次看望臧老都怕他累着，都不能和他多说话。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臧老，和他告别时，臧老感叹地说：“我年近期颐，老朽矣。”并用两句诗表述自己的现状：“老来病院半为家，苦药天天带绿茶。”臧老兴致很高，他不愿说再见，他孩子般地扭动身体，使劲靠到椅背上，做出不愿走的样子。临行我为他拍照，他指着自己的嘴说，我不笑的时候你再照，我的牙掉了不少，一笑照出来不好看。我忙说还是笑的好看，你的笑是你重要标志之一。老人一听更是呵呵地笑个不停，那么开心，那么单纯，那么感染人。

送臧老回房休息时，他指着客厅里一盆品种非常特殊的草科植物，边走边说，这是一位老工人送来的，也不知道这花叫什么名字，这位工人50年代和我探讨过诗歌，今年不知怎么又找到我了，我已经96岁了，几十年了，这位工人还是常常惦念我，千方百计送来这盆花。说到这里老人又开心地笑了。

如今，这位爱笑的老头儿走了，但我常常想到他笑的模样，正如他自己的诗句所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也让我想起我母亲用这诗句怀念我父亲时所诠释的：只要你想他，他就还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