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 良

“在我家屋后的荒山上，有一座木板搭起来的小屋。”小说在一开始写道。然而在最后：“我爬上山，满眼都是白石子的火焰，没有山葡萄，也没有小屋。”小屋不存在于这个现实的世界。它是心灵中的存在。它由梦搭建起来。“我坐在围椅里，把双手平放在膝头上……”，这是凝神入静的状态，我由此进入梦境，灵魂出窍，获得了另一种视觉与听觉。

一切皆由梦所生：山上的小屋、风的呼啸、狼的嗥叫，以及妈妈、父亲、小妹。

他们之间构成怎样的一种关系?这关系的实质又是什么?

这一种心灵结构的图谱，已不是分析所能进入。它在要求着读者灵魂的敞开。要求我们敞开的心灵的各部分在相似的运作中对号入座。

人的梦，生命内部的心魂，与肉体俱来。久远的梦境，代代相继，一种渴望构成了我们深刻的根性与自发的机能。

现在，这个梦在“我”身上苏醒了。它从肉体、从现实中分裂出来。于是，山上的小屋潜入了我的心界，成为了我生命中的真实存在。它在山上，在我的蒙眬意识的深处深切召唤。生命的各部分力量开始了敏感的萌动：风的呼啸、狼的嗥叫，无数小偷在窗外骚扰，“被反锁在小屋里的人暴怒地撞着木板门”……一种本能的突围。

但是这一切引起妈妈的紧张不安。她千方百计阻扰我清理抽屉(清理、探索隐秘的生命)。一种对此中苦痛与折磨的切身感受，一种出于本能的守护，使她对我萌发的将通向无止境的疼痛的梦想感到心惊肉跳(“我开关抽屉的声音使她发狂，她一听到那声音就痛苦得将脑袋浸在冷水里，直泡得患上重伤风。”)，她本能地想要摧毁这苦难的种子：她发出了“抽屉永生永世也清理不好”的警告，她时刻窥视着我，甚至粗暴地重新清理我的抽屉。把我的心爱之物全部扔掉，乃至一直打主意要弄断我的胳膊……然而，阻扰无效，或者说，这阻扰反而助长了我探寻的热望。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妈妈。是灵魂中世俗理性的那一面。

父亲呢?对于我，他的态度有些矛盾。他也担心(“每次你在井边挖得那块麻石响，我和你妈就被悬到了半空，我们簌簌发抖，用赤脚蹬来蹬去，踩不到地面。”)。然而，我的心魂，我的梦幻，不正是父亲唤醒的吗?(他“每天夜里变为狼群中的一只，绕着这栋房子奔跑，发出凄厉的嗥叫”。)他也引诱式地把自己的挣扎和追求向我坦陈：

“那井底，有我掉下的一把剪刀。我在梦里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它捞上来。一醒来，我总发现自己搞错了，原来并不曾掉下什么剪刀，你母亲断言我是搞错了。我不死心，下一次又记起它。我躺着，会忽然觉得很遗憾，因为剪刀沉在井底生锈，我为什么不去打捞。我为这件事苦恼了几十年，脸上的皱纹如刀刻的一般。终于有一回，我到了井边，试着放下吊桶去，绳子又重又滑，我的手一软，木桶发出轰隆一声巨响，散落在井中。我奔回屋里，朝镜子里一瞥，左边的鬓发全白了。”

梦想如早年掉到井底的一把剪刀，无法确证，然而让人魂牵梦萦。从清醒的白天——单一的现实视角，人会怀疑梦境的真实(觉得是自己“搞错了”)，但只要心魂不死。梦想总会生长，并且介入现实发出扰乱式的召唤，让人在惊惧和遗憾中寝食难安，促使人一次次从现实中突围而出，走上梦的征途。

但梦想却是一条恒途，它只在追寻中存在——一次次打捞的尝试，又一次次地走回到现实，人在两头的拉扯和奔忙中备受折磨，苦恼不堪，鬓发全白。永无得救……

多么残酷的人生!在这痛苦之中，父亲曾“动过自杀的念头”。然而，被梦想抓住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绝望的，于是唯有游走于此岸与彼岸、生与死的两界。他在现实中经受着种种的煎熬，发出惨烈的呻吟，但是，活着就意味着不屈从。在夜里，他化身为狼，奔跑突围。发出虽凄厉却富有震撼力的嗥叫。他始终执著地打捞，而只要在打捞，他就在虚无的同时拥有希望与信仰……

父亲的形象，正是有力的灵魂在展开和绽放的经典范式!

现在，这亘古的行魂流贯到了我的身上。事实上，是父亲从我的灵魂中显身，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在一切的漩涡中，我看见和感受一切，所有的“痛”与“快”都将传递过来。而前方，是隐约可见的生命那光明的核心……

接力赛在继续。而这只是开始。

以上仅仅是对结构框架的粗略的复述。这样的复述，无疑于从活人身上抽出骨架，血肉已失。而实际上，灵魂深处的风景是任何文字也无法复现的，它只能由人自身去体验和洞见。写出的文字和真实的体验之间有着遥不可及的距离，有时未免让人绝望。然而，这种体验如果不经呈现，怕体验者自身也无从确证。对于借由死神的光照而看清了肉体与尘世的虚无性质的生命而言，抓住这份灵魂之光，就是抓住活着的唯一的希望，否则，生命将被无尽的虚空所吞噬!……这样，写作乃成了唯一的拯救。站在这绝望的边缘，在梦境所带来的战粟和快感之中，艺术家不顾一切地写啊写啊，不断地刷新着语言的方式，而最终，一切只能以暗示的方式向读者发出召唤……

这就是小说为什么只能以这种形式呈现的根本原因。语言是为了生活而准备的，灵魂的书写只能经由暗示。在一种曲折中，小说实现了语言的新的功能、创造了语言新的神奇：结构来自灵魂的内部生成与自然敞开，作家的切骨体验则直接化为形象得以鲜活地呈现。内容与形式没有界限。要求作家整个心魂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敞开，像萤火虫发光那样从内至外转化为文字。中国传统太缺乏这种毫不转弯地直接深入灵魂的言说方式，也太缺乏敞开个人灵魂的自省的阅读习惯，因而，导致敞开的小说形式反倒成了封闭——对读者的封闭。

《山上的小屋》是1985年发表的。到2009年的今天，24年过去了。在这24年里，残雪一年一年耕耘，在精神的世界里经历了无数的博战，翻越了一座又一座高山。拿她晚近的作品来和最初的这篇《山上的小屋》比较，精神面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解读她最初的这些作品对我们而言依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非常显明的事实是：经过了24年的时间，我们所谓的文学界，还远远没有走到她当初的起点。

就这篇文字来说，它曾经被热烈地讨论过，但事实已经证明了期间绝大部分的评论文字不过是浅薄的曲解。因为传统文化以及个人头脑的双重惰性，我们已经失去了深度反思的力量，无法窥见鲜活的灵魂的行迹，无从突入这灵魂自身的结构。

当种种的概念分析均被证明无效之后，这几年，评论家们不约而同地对残雪采取了缄默与回避的态度。然而，也许我们应该问一问：残雪是否可以被我们绕开?这样一种文学是否可以被我们绕开?

笔者在这里想错开一步。谈谈我们的一些文化心理结构。我想，只有理清这个层面，我们才能体认到残雪小说的意义。

从来，我们就是社会主义(这里指的是儒家的思想核心概念，而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国家。这也许没什么不好。但社会本位的意识却也从中生长出来，成了我们根深蒂固的顽症。“人”被搁

空了。我们忘记了生命本身的使命，而把生命普遍地处理成了社会的服务器。如果我们认真，如果我们勇敢，我们应该看到：服务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文化唯一的心理机能!

我们的文学是在一整套道德标准的规范下争着往社会贴的文学。大部分的文字背后都是一张向社会争功邀赏的面孔。包括那些抗争现有秩序、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文学，它的思想核心也不过是在寻求社会正义、同情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领域。

以文学反映社会、关心社会。这自然好。人道主义更是必需的。这里要审视的是另一种东西。需要提问的是：人道主义之外，是否还有一个“人”的问题?——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灵魂的问题?

除了生存、物质、社会以及社会关系中的感情这些领域，显然，还有纯粹生命内部的灵魂的领域。肉体被钉在大地之上，但灵魂却要腾空飞翔；作为肉体的生命是永远受限的，但作为灵魂的生命却要冲破一切的局限，向着无限拓展……

就根本意义而言，社会并非真实的存在，存在的只是一个一个的人。社会不过是人与人的欲望的交错投影。那么，生命的最高使命，不正在于自我灵魂的铸就与完善、一种生命可能性空间的拓展吗?

生命必须进化，否则就是腐败枯萎。

因而，激活灵魂，让生命走上进化的旅程，不正是文学乃至文化的最重要的使命吗?

世界大部分的哲学和宗教，一直走在这条路上。在文学这一领域，自《神曲》而至于莎士比亚、歌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包括我们的鲁迅先生，他们都前赴后继地走在这条路上，写下了伟大的篇章，组成了光辉的星群，激发和启引着我们的生命加入探索追寻的旅途。可是，因为观念的落后和思想的僵化，这些文字在我们这儿遭到了浅薄的曲解。我们的生命因懒惰而故步自封，一日一日地僵化而毫无自觉。这说起来是多么沉痛的事实!

毫无疑问，残雪是伟大的先行者中的一个，她继承了前辈大师的血液，听从了生命最深处的召唤，让灵魂直立起来迈开大步，进行了勇敢的突围，向着未知的远方，向着生命的故乡、向着真理的家园……

这种艺术，召唤的是那些强烈地热爱着生命，心甘情愿地要把它放上实验台的人。这是有意识地走进炼狱的痛苦煎敖。这是向着死亡进进以换取新生的搏斗。然而，这也是生命走向自身的光明核心的唯一通道。

24年之中，残雪写下了几百万字的小说和文学评论。在粗陋地误读和忽视了她这么多年之后，我们是否愿意更新我们的视角，开放我们的灵魂，来完成对残雪的一次重读，并借此让我们接通一种灵魂文学的传统?

笔者认为这是意义极其巨大。甚至是关系到民族文化前途以及民族灵魂的有效革新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