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磊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发动了新的侵略,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同年12月,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而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从此华北和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都随之走向高潮。为了开创华北抗战的新局面,党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后指派刘少奇领导北方局的工作。刘少奇到达北方局后,果断的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灵活地开展各种形式的统战工作,迅速掀起了华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本文就以刘少奇对二十九军开展的统战工作为例,重新认识刘少奇的统战思想在华北抗战中的作用。

“拥护宋委员长抗日”

宋哲元当时是华北的头号实力派,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的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两项要职,掌握着北平、天津及河北、察哈尔的军政大权。1935年12月,日本帝国主义继占领东三省后,加快了侵占华北、吞并中国的行动。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平津地区爱国学生和群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然而,以宋哲元为首的国民党冀察当局仍然对日妥协求和,抱定“不战不降不硬不软”的宗旨。刘少奇到达北方局后,随即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宋哲元虽然有向日本侵略者妥协的一面,“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

刘少奇的这个判断是有事实为根据的: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的横冲直撞、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宋哲元的统治,迫使他不得不考虑其自身的利益和前途。他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曾经表示:“若日军仍增兵占领华北,必将与二十九军将士实行抗日”,“在二十九军内部,不乏在喜峰口参加过抗日救国的爱国将士”。加之宋哲元身处北平,对学生抗日救国活动耳闻目睹,这种情绪对宋哲元有一定的影响,因此具有比较强烈的抗日情绪。“五二八”、“六一三”学生抗日大示威,对宋哲元也是强大的压力。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曾要求二十九军镇压天津学生运动,但宋哲元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并发表讲话说:“平津学生游行事件,日方表示颇为严重,实则学生尚无轨外行动,不便取缔”。这表明宋哲元的立场有所变化,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1936年6月,刘少奇派人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讲到:“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与学生民众的关系改好,宋哲元的态度亦有进步”。据此,刘少奇制定了争取宋哲元,使之转向抗日的方针。

争取宋哲元的工作,首先是从改变有关的策略口号开始的。在一二九运动中,宋哲元曾动用军警镇压过学生,这就导致宋哲元与北平学生之间处于对立的状态。因此,当时的学生在游行示威中,总是愤怒的呼喊“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但是随着宋哲元态度的转变,刘少奇及时地引导学生改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抗日!”等口号。

12月12日,北平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当游行队伍走到西单北槐里胡同时,意外地遇到了宋哲元的小汽车。学生们于是一拥而上,递给宋哲元一张传单,上面写着“拥护宋委员长抗日”。宋哲元看后,微笑而去并让学生们到景山集合。当天下午,宋哲元派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的秦德纯来向群众讲话,他表示:“二十九军一定本着光荣的喜峰口战役的英勇精神,响应全国民众的要求,和一切不要作亡国奴的人们合作,担负起解放民族的重大责任”。这时,会场弥漫着激动欢快的气氛,数万群众唱出了同一首救国歌曲。北平这些情势的变化,充分体现了刘少奇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灵活运用,同时也使群众的救国活动有了取得进一步合法地位的可能性。

“把抗战思想宣传到军中去”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着重指出:“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刘少奇明确提出:“学运目前也要以争取武力到抗战方面来,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把抗战思想宣传到军中去”。

当时,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北平地下党和学联通过多种形式向二十九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1936年6月2日,北平学联派师大、平大、东大、镜湖、大同等5校学生代表到南苑二十九军兵营请愿,向二十九军的尹副官长递送了请愿书。在谈话中,学生代表指出:“现在平津的情势是万分危急,已经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实在也是二十九军的生死关头。为今之计,只有全力奋战才有生路。”学生代表又继续讲到:“为了国土的完整,为了二十九军的安全,人民一致拥护二十九军继续以往的抗日精神,抗战到底。”尹副官长对学生代表说:“二十九军对学生运动极为同情,每见同学们示威的英勇,深自惭愧。现在华北危亡日甚,我们对于爱国学生的行为更表同情,我们真愿与爱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和学生们站在一条战线上,齐心用力的干一下。”尹副官长还表示:“日本若一定逼我们南撤,我们必与之一战,我们是国家的军人,我们誓死保卫平津,决与平津共存亡!”学生代表接着说:“民众决以全力支持二十九军继续抗日,无论在精神方面,或物质方面,中央不接济也不要紧,只要抗日,民众一定一致的帮助,拥护到底。”最后,尹副官长说:“我们一定要干的,只要是对于国家有益的,我们将不顾一切的干!”

北平各校学生还积极参加二十九军在西苑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官兵交朋友。学联指派了爱国学生去军中做球类教练,教唱歌,或与二十九军官兵联欢,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剧,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1937年4月,中共领导下的天津学联成立了一个“通信剧团”,每周一、二到附近农村和军营中演出爱国剧目。他们多次给二十九军演出,深受官兵欢迎。有一次,同学们在台上唱《大刀进行曲》时,台下的士兵们也同声高唱,台上台下融为一体,一首歌一唱再唱,还喊了许多声“杀!杀!杀!”学生和官兵都激动地流下了热泪。此外,学生们还多次与二十九军开展联欢会、交谈会、演讲会,并与之开展篮球赛、足球赛等联谊活动。1936年9月18日,正当各校学生沉痛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的时候,驻防丰台的二十九军一个连士兵与日军发生冲突。9月20日,学联动员了数万群众,向穿越北平城的二十九军官兵夹道欢呼,称颂其抗日举动。学联派代表见宋哲元,宋表示:“绝不作汉奸”。同年11月,二十九军先后在北平红山口和河北固安举行军事演习,北平各校学生组织了大规模的参观团去慰劳参观。演习后,学生和士兵交谈,并高呼“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等口号。接着举行献旗典礼,北平学生团体向二十九军赠送锦旗,上书“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等字。清华大学学生把绣着“国家长城”四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二十九军。宋哲元接过锦旗,十分高兴地连声说“好!好!”二十九军全体官兵表示,要维护领土主权,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

中共与宋哲元的秘密联系

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内还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所以对宋哲元的争取工作,既要通过群众性的半公开的活动来进行,又要通过地下党的秘密联系来进行。

1936年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与中国共产党接洽。中共中央决定派张经武为驻宋哲元处联络代表,同宋保持经常的联系。刘少奇随即通过华北联络局王世英派遣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工作,后来刘少奇又选派了中共党员朱则民、刘昭等到二十九军去做宋哲元和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张友渔,192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五六月间由山西调到北平,负责华北联络局的工作。他的公开职业是中国大学、燕京大学教授,还是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成员。他接受刘少奇委派的任务后,除了协助张经武开展工作外,还通过张克侠、刘治洲的关系去做宋哲元的工作。原来,在刘少奇的安排下,中共地下组织早在二十九军的4个团建立了士兵支部,二十九军的情报处长靖任秋和排长沈中明等都是在这一个时期被吸收加入中共的。并且还与3个团长和两个师的参谋长建立了秘密联系。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八师参谋长的张克侠,就是其中一个。他早年在冯玉祥部工作,1927年曾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为二十九军统战工作做出杰出贡献的特别党员(秘密党员),由中央派人与之单线联系。刘治洲当时是冀察政务委员会高级参议,也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抗日。还有二十九军南苑军事训练团第三大队长冯洪国,在莫斯科读书时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1927年回国后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致力于抗日救亡运动。党通过他们对二十九军上层施加政治影响。张友渔是应邀去张克侠主办的参谋训练班讲授日本问题的课程,内容主要是宣传抗日救国。当时,在日本的逼迫下,蒋介石曾多次命令二十九军南撤保定,宋哲元犹豫不决。摆在他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抗日,二是退让,三是投敌。张友渔等通过张克侠向宋哲元揭露蒋介石妥协、退让的言行,指出只有抗日才有出路。

据张克侠回忆:1937年4月的一天,二十九军的军部里,宋哲元、张樾亭、张克侠、秦德纯等二十九军主要将领十余人,聚集在一起,研究制定对日作战的具体方案。参谋长张樾亭根据国民党中央的意向提出了一个消极的方案:“必要时撤出北平,保存实力,以待全国抗战。”张克侠不赞成,于是另拟了一个以攻为守的积极对日作战计划:“准备以二十九军10万兵力编成几个集团,分为天津、北平、察哈尔3个战区部署,以保定地区作为总预备队集结地区,计划首先歼灭各战区内分散部署的日军,然后相机主动出击,全力向山海关挺进,一举打败在华北的日军。”张克侠把这两个作战计划同时交给他的联系人肖明报送党的领导同志。不久,肖明口头通知张克侠:“组织已同意,批准了你的作战计划。”并给张克侠一张很小的白纸字条,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意是:同意你的作战计划,可照此执行。张克侠随即根据这一计划,积极推动了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官兵的抗日。结果,宋哲元拒绝执行蒋介石要二十九军南撤保定的命令。1955年夏,张克侠在青岛休养时,刘少奇曾派王世英去找他,问及当年批示作战计划的白纸字条的事情。据此,张克侠认为当年代表党组织批准他的作战计划的人,就是刘少奇。

1937年春,日本军方再次向宋哲元提出修筑沧(州)石(家庄)铁路和开发龙烟铁矿的无理要求,宋哲元既不敢明确拒绝,也不敢公然出卖国家主权,处在犹豫动摇之中。这个时候,刘少奇正在延安开会,不能回来,于是在5月19日刘少奇电示林枫:“应派人去做宋哲元的工作,促使他反对日本修筑沧石铁路及开采龙烟矿,并推动宋与南京合作,共同抗日”。

中共与二十九军的联合抗战

1937年7月7日晚,日本侵略军驻丰台的第八中队,在宛平县城北侧距卢沟桥不远的大瓦窑村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当夜,演习日军以“仿佛听到枪声,丢失一名士兵”为由向中国守军提出要进城搜查。当这种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便于7月8日晨向中国守军开枪开炮,中国守军当即进行还击。这就是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开始的“卢沟桥事变”。

事变一爆发,党就领导组织起北平各界抗敌后援会,发动群众团体开展各项救亡工作,并派人与二十九军吉星文团取得联系,给他们送去慰问品,鼓励他们英勇杀敌。8日下午,北平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亡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派出4名代表,带着大旗和花圈,冒险来到前线慰问抗日勇士。9日晨,北平市学生救国联合会冒雨慰劳守卫北平各城门的二十九军官兵。在各校抗敌后援会的领导下,同学们积极参加情报、战地服务、募捐、慰劳等工作。第一批战地服务团很快出发上前线,未出发的六七百人,均已做好准备,日夜待命。当学联得知前线需要麻袋后,马上发起捐集万条麻袋运动。城内居民纷纷响应,把面粉倒进缸里,拿来面粉袋;把谷子摊在地上,送来装谷子的麻袋;还有的妇女赶着用麻绳、稻草编织草袋,很快就超额完成了任务。全国军民、海外华侨、国际友人纷纷捐款捐物,大批战争物资运到了前线。还有许多爱国学生在中共的号召下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武装队伍;十几位北平的磨刀匠来到前线义务为二十九军将士磨刀;城内黄包车夫无偿抢送伤员、鼓励他们奋勇杀敌;红十字会等26个团体组织起庞大的战地救护队,在前线枪林弹雨中救死扶伤。这一切不但从物质上支援了二十九军,更在精神上给二十九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在保卫南苑的战斗中,一支没有作战经验的特殊部队顽强地抗击着日军,用热血和坚定的信念筑起了一道钢铁长城。这支部队就是在党的发动组织下成立的大学生军事训练团,成员大都是优秀中共秘密党员和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卢沟桥抗战的枪声打响后,他们立即选出代表向军训团团长佟麟阁递交请缨杀敌书,表示“誓以热血保中华”的决心。学生们的请求被拒绝了,但他们再一次上书愿效前驱。代表们涕泪俱下,热情如炽,深深感动了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们。结果,学生军被编入了战斗序列,负责协助守卫南苑阵地。7月28日,日军首先从南面发起陆空联合进攻,首当其冲的就是学生军的阵地。学生们奋力还击,打退日军一次又一次进攻,顽强地扼守着阵地。半天的激战过后,军训团伤亡严重,但阵地寸土未失,官兵士气仍很旺盛。午后,敌人以铁甲车作掩护,向南苑西北角猛攻,企图切断南苑与北平的联系。不久,日军攻占了大红门一带,掌握有利地形,对学生军训团形成全面包围。这时,邻部递次传来撤退命令,学生军分几路向不同方向突围。突围中,军训团又伤亡了许多人。战斗结束后,军训团仅存700余人,1000多人光荣献身。

卢沟桥事变后,在痛击日寇的这场战斗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师长赵登禹与5000多名二十九军官兵为保卫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然二十九军最后还是不得不撤离了北平,但是刘少奇所做的统一战线工作却在该军广大爱国官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鼓舞着他们日后在全国各地抗击日寇的侵略。后来,刘少奇在回顾这一段历史时说:“我们为了争取华北的军队抗战,进行了艰苦的工作:通过各种关系同中、上层军官进行接洽与联络;通过群众救国运动向军队进行各种宣传鼓动;用各种形式在军队中进行秘密的宣传组织工作,把许多半公开的刊物输送到军队中去。这些工作对于当时在华北的二十九军、五十二军及宋哲元本人的转向抗日,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