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方友

老蒋婆就是蒋大贵的母亲。

老蒋婆生蒋大贵的那一年,我们那里打大仗,老百姓都到处“跑反”。所谓“跑反”是我们那一带的方言,大概是从清朝曾国藩在颍河一带打捻军时留下的,后来,凡躲避匪祸或战事都被我们统称为“跑反”。

那一年,老蒋婆正怀着蒋大贵,跑到颍河南岸的黄寨村时,在一家地主柴院里生下了蒋大贵。“跑反”结束后,人家不放她们母子走,说是分娩大生产破了他家的宅神,要他们祭宅神。

老蒋婆也自知理亏,便让人买了香蜡纸炮,割了十多斤猪腰窝,买了两只大红公鸡,还请了神汉,开始给人家祭宅神。那神汉先搭了神坛,口中念念有词,然后让人烧香点炮。炮声中,他挥刀将两只大红公鸡的头垛下,拎着滴血的鸡在院子里跑了一周。道场做过之后,产妇开始见门磕头,而且要磕响头。那家地主庄院三进深,有几十道房门和院门,门门烧香供纸,门门放炮驱邪,连牲口棚都要敬一敬。老蒋婆将几十道门跪拜完毕,膝盖和脑门儿上全是血。为此,她给儿子起名叫“蒋大跪”,上学时改为“蒋大贵”。

听上辈人说,老蒋婆娘家是陈州城南蒋湾人,娘家有几十亩地,中等户,嫁到镇上的蒋家,也是殷实人家。老蒋婆的丈夫叫蒋从戒,是个牲口经纪,还会给牲口看个常见病,能顶半个兽医。由于这等便利,他常以低价买些病牛或瘦马,认真将它们调治好,再卖好价钱。若碰上母牛或母马,还要让它们产崽儿。这等生意,一是靠手艺和耐心,二是靠运气和眼光。

蒋从戒一直运气不错,所以日子过得很可以。当然,男人主外,女人主内,蒋家兴旺自然少不得老蒋婆的功劳。据说老蒋婆年轻时又高又壮,帮男人给牛或马喂药都是由她抱牲口的头。有一次给一头病牛灌药,那牛虽又病又瘦,但力气仍不小。当老蒋婆扳牛头时,那牛极力挣扎,牛角差点把她的眼睛戳瞎。

大贵八岁那年,蒋从戒得了瘟疫,不足五十岁就离开了人世。从此,老蒋婆就寡妇熬儿。丈夫死后,她不懂兽医,也不会买牲口,便不再干老本行。可积累的钱财顶不住娘儿俩怎么吃,坐吃山空不到半年,就所剩无几了。没办法,老蒋婆就给人打短工,给人帮橱或洗衣,有时候,还去杀猪宰牛的地方帮人倒脏。她身高马大,担一挑子牛肠猪肚下河,又倒又洗,从不嫌累。

只是常年干这种活,身上不免就沾染上了一股臭味儿。为避臭,她学会了抽烟,抽很便宜的水烟,一把铜烟袋,像个瘦公鸡,一手把着,一手拿着火煝子,装一袋,“呼噜呼噜”抽了,憋足气吹一下,一个小火球从烟袋锅里飞出来,踩灭,再装一袋,男人似的,身上就有了烟草味儿。她有时还故意打扮得像男人,理由是自己是个寡妇,不能女人味儿太浓,浓了会招男人。守不住节,对不住男人是小事儿,主要怕对不住儿子。等儿子长大了,人家在他背后戳脊梁骨,让儿子不好混。

日子虽然苦了些,但由于老蒋婆能干,也能过得去。时光很快,仿佛是一转眼间,儿子大贵就像墙头一样立在了娘的身边。

蒋大贵八岁入学堂,学习很刻苦,到了上洋学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立中学。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刘邓大军南下。那一天,蒋大贵从学校回镇上,在路上碰到了南下的部队,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因他有文化,很快受到重用,等老蒋婆得知儿子的确切消息时,蒋大贵已升为连指导员了。

全国解放后,蒋大贵转业到地方,先是在商丘专署当科长,几年后升为处长,后来就被任命为物质局局长。1964年成立周口地区,蒋大贵被分到周口任工业局局长。1965年冬,当上了行署副专员。

镇上人都说这蒋大贵是个有福之人,十几年工夫,就官至五品了。镇上懂周易的伊先生说,蒋大贵虽然投胎蒋家,却生在富贵之门,他母亲跪着给人家祭宅神,感动了上神,因屈得福,“大跪”真的变成“大贵”了。

可令人想不到的是,蒋大贵升任行署副专员不久,却来了文化大革命。行署一帮专员们全被划成了走资派。因蒋大贵主抓工业,工人造反队还抽时间拉他去吃“小灶”。所谓“小灶”,就是到工厂里挨批斗。工人阶级号称无产阶级,而新社会的小城工人多是从农村挑来的,有无产阶级的名号,却少无产阶级的品质,斗争蒋大贵时,下手非常无情,毒招儿一个挨一个。蒋大贵最终没经得住考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破窗跳楼自杀了。

老蒋婆那一年已年过六旬,刚跟随儿子进城不久,没想竟出现这等变故。儿子死后,儿媳妇还年轻,不久就嫁了人。儿媳妇一嫁人就成了人家的人,虽然也有孙子和孙女,但都太小,离不开娘,娘嫁随娘也都成了人家的人。可怜老蒋婆,孤零零就剩下一个人。又因为儿子的住房也是公家的,儿子没有了,早被新掌权的造反派盯上了,没几天,就有人勒令老蒋婆搬家。这一下,老太太算是一无所有了。没办法,她只好又回到了小镇上。

可能是苦惯了,老蒋婆竟然没被这重大的变故压倒。回到镇上,先给人家看孩子,后来就成了五保户。85岁那一年,她的孙子当了县长,专程回镇上接她进城,她很果断地谢绝了孙子的好意,对孙子说:“奶奶是个苦命人,连累过你爹,再不能连累你了!”

老蒋婆虽然命苦,但寿长,活了96岁,也算奇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