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翀

对中古道教史的研究和追溯，颇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一方面，本身与巫术(巫觋)、方技(方士)密切相关的道教很难截然与其剥离，而且，巫术、方技的地域色彩也对道教起源的推断而产生了颇多的分歧；另一方面，汉魏以来的史料载体的变迁——纸张取代简牍、帛书，而使得史料的留存量大为减少，即受纸张留存时间的限制，实际上很难穿越一千多年的时光而走出地面，这种难以避免的缺憾无疑直接限制了研究的进展和深度。而南朝以来的文化中心——建康又因地势卑湿，禁碑，以及梁朝后期两次焚书的存在而大大恶化了这一情形。这一时期的考古发掘业已证实，即便是有幸留存下来的竹简也常因漫漶而字迹不清，无法识读。

为此，在追溯道教的源头，以及汉魏以来道教流播过程中的变迁，常常会力不从心，唐长孺在《魏晋间北天师道的传播》一文中就曾慨叹史籍的散佚，而只能从“非常有限的史籍和道经记载试加探讨”。由此，歧异纷呈也势所难免。这种情形下，在搜集尽可能丰富、全面的第一手史料，调研尽可能多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一种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当日的整体氛围和蛛丝马迹，还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刘屹《敬天与崇道——中古经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中华书局，2005年4月第一版)就是这样一本力透纸背的专著。

在中国道教史的研究中，往往会有一种情形，即在对一个论题论说时，尽管其大体是基于一些相同的材料，却得出差异较大、甚至相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