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通

在我父亲赵祖康所有的回忆文章里，他对自己的定义常常是“我是一个工程师”，或“我是学土木工程而以市政与道路工程为专业的”。父亲曾被人称为“公路泰斗”、“道路大王”，但平心而论，他从不同意诸如此类的名头。父亲从平民子弟凭借自己的努力，谱写了丰富多彩的人生篇章，但他自始至终为人低调。父亲毕业于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又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室进修道路与给排水工程，之所以选择攻读这个专业，是因为青年时期的他受到了中山先生所著《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中关于发展中国市政建设和公路建设的伟大理想的感召。父亲平生的志愿是“交通救国”、“工程救国”，为此，在解放前他始终固守技术岗位，连他在抗战期间以国民政府交通部公路总局副局长的身份，与同仁们集体加入国民党，父亲也特意表白，强调仅仅以研究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为前提。解放前，父亲规划、主持、督造了全国联络的公路网：先后督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南京、上海两市联络公路；组织修造西北主干公路并踏勘甘青(兰州至西宁)公路路线；抗战时组织抢修了前线军用公路和桥梁，筹建滇缅、甘新、中越等国际道路，先后主管川、滇、黔、陕、甘、宁、康、青、藏各省后方公路的修建。他制定了全国公路技术和概算的统一标准，创立了省市间互通汽车的制度，建立了全国公路的监理体制，还两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道路会议。解放后，他先后以上海市工务局长、规划局局长以及上海市副市长的行政职务，将中山环路、人民大道、肇家浜路、曹杨新村、西郊公园、人民公园等蓝图展现在上海市民眼前。他用毕生的精力和行止，努力实践“致力工程，为民服务”的誓言，为中国现代交通事业的开拓与推进，为上海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作出了贡献。

即便如此，如果没有1949年5月那难忘的五天四夜，父亲可能仅只是一个性格温良、业务精通的技术专家，最多除了专业，大众还会觉得他是奉公守法的技术官员。而恰恰是因为这短短几天的非常时期，使父亲这个工程师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使他作为第九任国民政府上海市代理市长，配合解放军完整地保存了大上海，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充分肯定，被永久地记录在了史册上。

让我们回望一下上海解放前夕父亲的心路历程吧，看看是什么促成了父亲在人生紧要处的明智选择。

抗战胜利后，父亲接受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任命，期望把这个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能够按中国人民自己的意愿，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的、整洁美丽的城市。但在只顾打内战的旧政权的腐败统治下，这种美好的愿望想得以实现只能是缘木求鱼，因为市政建设经费无着，父亲空有抱负而施展无门，使他逐渐认清旧政权已是日薄西山，崩溃在即。随着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的节节溃退，父亲和所有人员一样都在思考自己的出路何在，是去台湾?去香港或南洋?还是留在上海?但是无论去留如何，有一点他是肯定的，今后自己还应该以搞自己的老本行为事业。

1949年3月，中国工程师学会董事会推举代表五人，晋京(南京)向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及行政院长何应钦呼吁维护工矿交通公用事业及厂站设备，同时委托张治中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作同样的请求，父亲是代表之一，其余四位是侯德榜、茅以升、恽震、顾毓瑔。此后，父亲随时与上海各方面联系，计划并推动如何使上海到危急时期水电公用及交通设备不受破坏，工厂建筑少遭兵燹。

之所以父亲一介书生有如此举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1949年2月4日，父亲在思想进步的一位远亲家第一次接触到了两位中共地下党员“朴先生”和“李小姐”，特别是人称“李小姐”的王月英，在以后的日子里从各方面帮助父亲提高了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而在此前的某一天，陕北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呼喊，曾指名要父亲和另外两人留沪共建人民的新上海，据史料记载，这是中共华东局和陈毅报告毛泽东同意的。当时共产党外围或民主人士对父亲的鼓励和指导也很大，如张元济、颜惠庆、黄炎培、徐寄顾等先生。至此，父亲下决心留在上海，开始积极帮助中共地下党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并带动工务局其他一些骨干包括徐以枋同志也留了下来。父亲曾向地下党提供了上海《市郊大桥地址图》和转请一位交通大学校友提供浙赣铁路方面的资料。当时国民党军队正在上海周围构筑碉堡，想向工务局征借沙石等建筑材料，父亲采用拖延的办法拒绝了。父亲还多次向地下党反映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动态以及上海科技界情况，并草拟提供了《接收上海市公用事业计划大要》。

1948年年底，上海人心浮动，很多人害怕国民党军队溃散时秩序混乱、兵匪害民，纷纷易地暂避。母亲带着年老体弱的祖母、8岁的我、我的三姐和小弟离开上海，去福建朋友家暂住，较年长的大姐、二姐则留在上海，陪伴时任工务局局长的父亲。没想到就这样他们在上海迎来了解放，有了60年前的5月28日，父亲和陈毅在汉口路原市政府大楼举行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的历史性的一幕。

在父亲的回忆文章中，他把这段经历描述成七天七夜，以5月30日大印移交作为担任代理市长的截止日期。还有一种说法是以5月27日解放上海的军事行动结束为截止期，而称之为“四天三夜”。我比较同意以5月28日下午2时父亲与陈毅同志举行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作为截止期，24日临晨1点陈良找我父亲谈话是做思想工作，24日上午市长办公会议陈良宣布由父亲代理市长算正式开始，那前后就是“五天四夜”。不管怎样的算法，对父亲而言，这肯定是他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日子，也正是伴随着上海这个城市新旧政权交替这一伟大转折的历史性关头，父亲个人也经历了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的选择和转变。

据说，当年选择父亲出任代理市长是出于如下三点理由：一是父亲在旧政府各局局长中工作年限最长，在同仁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纠葛；二是父亲办事认真，个人操守极好，是个得到市民信任的标准政府官员；三是父亲是个纯粹的技术人员，没有任何政治派系背景，解放军来了也不致对他为难。在那五天四夜父亲日理万机，沉着应对：在5月24日解放军发起进攻时，父亲命令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插白旗投降，应茅以升先生建议命令警察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进步学生；5月25日他布置了抢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统移交等事宜，与中共接收代表达成有关移交资料、维持治安、防止破坏、保管档案、恢复交通、厂点银行复业、补发工资等“八项共识”，并协调了全市电车、公交汽车恢复运行；5月26日他在市社会局大楼主持了最后一次处局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门不折不扣执行向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移交的决定，又参与说服邮政大楼、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放下武器，使得27日上海解放的战役得以很快结束。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上海市廛不惊、人心安定、有序移交，水、电、煤供应正常，电话从没中断过，地痞流氓恶棍也没有出来打砸抢，而历史就永远记下了父亲配合陈毅同志要求的“瓷器店里打老鼠”、以少量牺牲代价保全上海这座有500万人口的中

国最大城市基本设施和城市功能的业绩。

父亲这位上海新旧政权交接经历的历史见证人，经历了五天四夜后更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5月30日，他将国民政府上海市关防印信移交给新诞生的上海市人民政府。8月19日，福州解放的第二天，报上才公布了父亲被任命为工务局长，此后他又夹着公文包到工务局上班了，但此时他已是新中国上海市政府的工务局长了。

父亲1900年迎着新世纪的曙光出生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古城松江，他从容走过九十五个春秋，完成人生转折的这一年正好49岁，所以是名副其实半世纪活在旧中国，半世纪活在新社会。以后的几十年，他历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市建委副主任、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人大副主任、民革中央副主席、民革上海市委主委等职，为上海的市政建设和社会发展奉献了后半生的精力。他经常向人提起陈毅市长当年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他说：“这句话在我的一生中许多重要时刻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出了一种选择。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对了。”

“年高德劭，功在上海”，在父亲九十大寿的日子，父亲赢得了时任上海市市委书记、市长朱镕基同志这样的评价。如今，这幅题字被收藏在上海历史博物馆。

父亲在1949年6月写过一份《参加解放上海工作略述》，他在结尾处总结道：“回想自5月23日夜陈良交我手令之时起，至27日晨上海全部解放，28日下午陈毅司令到市府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接见我谈话勉励并向旧市府同人训话之时止，我无时不在戒谨恐惧之中，幸得地方各界人士之支持，市府同人之合作，市民之安定，与中共党方人士及解放军之指示协助，使这五百万人口的上海，在短短几天内以少量之牺牲，很迅速而安稳的达到解放，这是出乎我个人及上海一般人意料之外的，于此我对于陈良、陈大庆两位在撤走前所作顾念地方人民的布置，不能不寄予谅解与深深感激，中共及中共友党的事前事后之各种有计划的有办法的贤明而宽大的措施，并愿很诚恳地致最高的致意。”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参与推动上海解放的整个过程中，无论共产党人、国民党民主派、民主人士、广大民众，他们对保全上海这座远东第一大城市其实都是有功的。为此，也请允许我作为赵祖康的长子，并代表我的姐弟，再一次恳请新闻界及社会各方面，不要再把太高的荣誉和过多的功劳归在我父亲身上了，他不过是在风云际会之际做了他作为一个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应做的一切。

(作者为上海市政府参事)

责任编辑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