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庆祝祖国成立60周年这一光辉的日子里，不禁回忆起1946年年底(一说为1947年2月)父亲祝世康命我在上海南京路新雅饭店预订餐室，由他约期宴请宋庆龄、李济深午餐，从而使李济深如愿以偿，赴香港成立民革。追述这一史实，应首先从父亲祝世康和继母卢季卿的简历和多年从事民主活动，较长时间随宋庆龄的交往和活动说起。

祝世康(1901—1982)留美时，先在锡拉丘兹大学修经济学等获理财学硕士，因成绩优异获金钥匙，被选为该校经济学会荣誉会员，后获印弟安那大学哲学博士。他曾与威斯康辛大学冀朝鼎交往密切，受到进步思想影响。回国后，在上海曾为陈嘉庚主编英文《中国周刊》一年多。后任南京政府实业部劳工科科长，法规委员，并兼劳工司代司长。1930年去日内瓦出席第14届国际劳工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劳方顾问。在会上，他举出五卅惨案，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暴行，受到各国代表团的支持，引起了国外舆论的重视。他发言时，日本代表团退席，因而受到中国驻瑞士公使的指责，中国驻德公使蒋作宾则加以赞许。1937年，祝在沪与李公朴等组织抗敌后援会和王志莘分任后援会正副主任，筹集经费和慰劳品，宣传抗日救国，并组织聚餐会，经常讨论国内外形势，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同年，祝与马寅初被聘请为教官一起到庐山在暑期训练团讲经济和储蓄。在庐山期间，他认识了不少南京和各省军政要员和高级将领，和杨杰等交往，这对以后在重庆上层间搞民主活动，有很大帮助。1937年12月，祝赴重庆，携带整套开奖设备和带领六位职员，办理中央储蓄会迁川工作，并继续担任中央储蓄会副经理，后任经理。

卢季卿(1904—1975)岭南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女青年会工作，业余为邓演达搞英文翻译一年多。后人北京燕京大学社会系，研究劳工问题，下厂考察，用英文写《女工工作》论文，得硕士学位。任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图书馆主任。抗战初卢避难离沪去香港，婚后卢随祝到渝。卢为了救亡图存，和祝搞联共反蒋的民主活动。祝到棉花街八路军办事处访问董必武，见到林伯渠和吴玉章，并经常与董、林联系，还见到了王若飞。祝、卢久仰宋庆龄，1940年春，宋离沪莅港，祝、卢专程拜访宋。太平洋事变后，宋专机由港到渝。卢由乡村迁到春申路4号，距宋的住新村3号近在咫尺，卢每两三天去看宋。此时，国内权威军事学家杨杰辞去驻苏大使回到重庆。杨经常来祝家座谈。杨经常组织陈铭枢、谭平山、郭春涛、邓初民、王昆仑、章伯钧、施复亮、陶行知、张志让、沈志远、韩幽桐、张友渔等十余人座谈，卢也积极参加。

1939年5月，重庆遭到日军飞机大轰炸，祝腿部受伤，暂时移居歌乐山云顶寺。董老和林伯渠往访，谈到深夜，借华岩寺僧人一床，三人侧身而卧，以后经常往来，并常有书信往来。祝曾和王若飞、徐冰、杨杰、冯玉祥、陶行知等一起，从事民主活动，经常在家举行座谈会，广泛团结民主人士。曾为柳亚子祝贺生日，在家召开扩大会议，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等都到了。祝曾协助中共对一些国民党将领和川康地方将领刘文辉、潘文华等进行统战工作，并积极参加发起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农工民主党的筹建以及章程起草工作，曾任农工党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多次为该组织筹集活动经费。祝曾和卢多次参加宋庆龄、王炳南、杨杰等接待外宾和外国记者的活动，还筹款支持黄炎培办《宪政》，为该杂志撰写文章，积极参加宪政座谈会。祝还参与组织民主人士座谈会，邀请周恩来、董必武作报告。西北军总司令高树勋因不属蒋帮嫡系，军需分配不足，缺少医药，伤亡严重。妇女指导委员会存有大量美援，须通过赈济委员会核准，才能动用。卢设法让在该会工作的真光中学同学黄翠峰协助，通过该会余心清始获批准，拨给高树勋一卡车部队医药品医疗设备，运到前方应用。

鉴于国民党统治地区工人生活的惨苦，祝曾写了一篇《社会劳动者与社会保险》，于1940年“五一”劳动节在《新华日报》上发表。1944年冬，桂林沦陷，救国会的部分成员如金仲华、邵荃麟、宋云彬、秦柳方等，由桂林撤退至重庆，祝邀请他们座谈，交换意见，一致拥护中共提出的组织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祝多年从事财经工作，与孔祥熙极为熟悉，往来很多。在重庆时，祝几次去八路军办事处看望董老等，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祝由办事处出来，就先转往孔祥熙住处再折回家(春申路张家花园一号)。后来，祝自己的住处，也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45年8月，他因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愤而辞去中央储蓄会经理的职务。1945年11月重庆谈判后，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宴请爱国民主人士，祝应邀参加。

抗战胜利后，祝由渝回沪，他身患重病，两肺空洞，大口吐血，并患神经炎，骨瘦如柴。在休养中，仍带病继续从事三民主义联合会和农工民主党在沪的活动。当时李济深打算成立民革，曾三次写信给宋庆龄，始终未收到宋的复信。在某一场合，李和祝在餐会中叙谈，谈及此事，李显得焦急不安。祝答，卢常到宋家，可代为询问。卢到宋庆龄家问此事，宋答：“我不能，也不便复信。如果李收到我的复信，李就会有生命危险，因为我这边的一举一动，暗中有蒋帮特务就近时刻监视。”宋踌躇了一会，接着说有办法：“我们选择一个中午，到饭店餐室一起就餐，因属突击行动，可以避免监视。”祝卢遵办。

一天中午，父亲和我到南京路新雅饭店二楼吃饭，饭后一同到三楼环视了一周。回家后，他命我用祝文光名义预订某日中午三楼左首(即西首)第一间小室。他说原因是你的名字不见经传，无名小卒，不会引人注意。随后怎样安排，你不要过问。事后，父亲告诉我，请宋庆龄、李济深吃饭，并追述当时情景。

1946年年底某日，由卢陪宋，祝陪李，李还带了儿子李沛金和秘书余确(余解放后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他常到淮海坊我家来看望祝叙谈，我也熟识)到新雅饭店秘密会见。席间，李走向宋身边耳语，说他要成立民革，请宋带头。宋答，她不能带头，且不带头比带头更好，应由李带头，但不能在上海成立，赶快到香港去成立。1947年2月26日，李抵达香港，1948年1月1日李在香港成立民革。当宋庆龄获悉国民党企图暗害李济深，需要派员赴香港告知李，祝拨出美金500元作为去香港人员的旅费。李得悉后离港赴东北，转上北平。李派王葆真到上海设联络站开展工作。祝即说儿女住淮海坊57号，可以作为王半天工作的处所，并问我是否同意，因有风险，要我郑重考虑作答复。我当时不假思索就同意他的安排。早在“一·二八”时，父亲在八仙桥青年会时曾介绍过王，我对他坚决抗日，反对蒋介石的媚日和不抵抗主义，毅然辞去待遇优厚的立法委员，到上海寄寓青年会的高尚操守肃然起敬，十分钦佩。父亲嘱只要代他收信电、供应茶水，他来往的人，不要过问。我妹祝庆英有时为他叫三轮车，扶他上车，走了一段路，再下车，像侍候老祖父那样待他。

到上海临解放的时候，我家前后门不时有一两个黑色制服的人走动。父亲很警觉，便通知王把书信等文件转移。王也不再来了。隔了几天，听说王被捕了。再过一两天后，上海解放了。

我兴高采烈跳跃地沿淮海路走，过思南路口，看到空地上大批解放军，和衣着草鞋，一排排睡在地上，不动一草一木，秩序井然。我到寓所和父亲见面说，现在解放了。父亲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脑袋和头颈说，现在你的脑袋和头颈不会分离了，没有危险了。

追述这些，回想起祝、卢在祖国除旧迎新的关键时刻，命我预订新雅餐室，促成宋李会面，促进民革成立，我也在民主活动中起了小螺丝钉作用，这是我当时力所能及的，也是应该做的事情。

建国后，董老邀请祝赴京工作，宋庆龄、周恩来还两次为他安排工作，但他因患肺病、咯血，不能就任，长期在家休养治疗。卢季卿在沪担任宋庆龄秘书，并参加中国福利会工作，前后八年。后在卢湾区文化馆、图书馆任副馆长，重庆中学副校长。1953年祝任上海市政协委员，1956年曾赴京列席全国政协会议，同年起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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