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思

在给杂志编稿子的时候，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上正反两个有意思的故事。一个是《安徽日报》前副总编黎洪写的《我也批过彭德怀》，一个是《林彪与个人崇拜》。

黎洪的短文读来有一种痛彻肺腑的力量。他说，当年他仔细研读庐山会议文件，对批判彭德怀的决定怎么也想不通。《安徽日报》的四个编委也找他发牢骚，很愤慨地质问凭什么说彭德怀里通外国。黎洪说，他和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但是却严肃地警告他们，这话不能到外边说。黎洪不敢表达不同意见，还违心地批发了许多批判彭德怀的稿子。四十年过去，黎洪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回首往事，他在文章里痛切地责备自己，话也说得很重。他说：我在总的方面是奴性十足地服从谬误的，没有一次按照党性原则去坚持真理，反对错误。他说，当时在党员干部中，像他这样的至少要占到９０％以上。黎洪设想，如果情况反过来，９０％以上的人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中国的历史将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样子。

我非常敬重黎洪先生的忏悔诚意和忏悔深度。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当年他真错了么？他的设想真有可能出现么？我想，那９０％的人与他的处境相似，他们的不满只不过是个人的不满。没有组织的千百万不满，其力量与—个人的微小不满没有多少差别，难以对实际状况形成有效的影响。在这种情形之下，违心的表态，违心的拥护甚至参与，难道不应该看作人们合情合理的选择么？这只是一种潜规则。但这种规则是如此清楚，真实的奖惩是如此分明，实际情形又表明这个潜规则在《安徽日报》社的周围已经生效，在这种情况下，黎洪还应该拿自己的脑袋往花岗岩上撞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