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芳

老话说：人活七十古来稀，如今却不止七十了吧？我都73岁了。如有记者同志采访问：您人过70之后，最主要的体会是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笑！并自称“笑婆婆”。

笑？您年轻的时候不笑吗？

年轻时笑得没有这么多，这么透，现在几乎天天会笑。

那都笑些什么呢？有什么好笑的？

对呀，有什么好笑的！前不久我就是笑不起来。为什么呢？就这短短的几年，头一回听有“老年社会”一说。怎么？我怎么就活到“老年社会”了呢？中国数千年的人都没活到“老年社会”，我就偏偏活到了吗？我开始很悲观，很委屈。可是没过多久我便逐渐解脱了出来。“老年社会“有什么不好呢？这说明今后老年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的阵营扩大了，可以进行各种与老年人有关的社会活动了。不是吗？如今各行各业，哪一部门没有6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总监、董事、顾问、评委、教师，还有返聘、回聘、特邀。就文学艺术界来说，专业不讲，仅是离退休下来的知识分子、干部职工，谁不会绘画、写字、弹琴、唱歌、跳舞，现在他们学习的、排演的，个个比专业的还忙。于是，我便开始笑了起来。

回想过去，从1951年我未满16岁便参加了文工团。年轻时，除了艺术、技术上的学习、排练，还有定时的政治学习、个人鉴定等等。我们经常会写一些和说一些表信心、表决心的言词语汇，多数为赶超英美，要为共产主义为幸福的明天而奋斗！但这些理想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却比较迷茫，而在将近60年后的今天，这一切似乎比较清楚了。

1981年，我随中国电影代表团访问美国，感受最突出的是它们的汽车多，所有街道的两旁，随时都停放着排得整整齐齐的轿车。此外便是他们的超市又多又好，超市里的水果、蔬菜都包装得非常干净漂亮。而不到30年，这些我们也做到了。我们不但赶上了，我们还会超过的，难道不是吗？我一生力求谦逊、平实，最忌讳的是说空话说大话，但最近我却突然说了一句：咦？我怎么没感觉到经济危机呀？于是我便十分骄傲地笑了，而这种笑是坚定、实在的。因为听说党中央要给退休早的人员加工资，难道我不高兴吗？中国退休的职工有多少啊？一个人几百元，全国得多少钱啊？哟，我们的国家真有钱！我真心地笑了。

我还有一种笑便是见了观众的笑。比如每日出门，见了观众含着笑对我说：谢芳老师，我最喜欢看你演的电影了，我是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见观众说你好，你能不笑吗？而后观众又说：谢芳老师，我跟您照张像吧？你跟观众在一起照相片你能不笑吗？尤其演出完了，遇上成百上千的观众，一拨一拨地照，心想：上拨观众我是笑着照的，这拨观众我也得笑，不但要笑，内心还要装着潜台词：亲爱的朋友，祝你们一生好运！

当然，如今最令我开怀大笑的就是我的老伴儿张目了。他是在1951年从北京考去武汉的一名优秀的歌剧演员，我们俩在1953年第一次主演歌剧《小二黑结婚》，1957年结婚，1963年从湖北调到北京。我在北京电影演员剧团，他在北京中国歌剧舞剧院任歌剧团团长。年轻时各忙各的，相聚时间很少，如今离退休后倒是相依为命、形影不离了。年纪大了，除了爱情，还增添了怜情、悯情。岁数大了，动作慢了，但头脑仍十分清楚，由此便产生了矛盾，产生了许多由此而出现的笑话。我们互相理解，互相熟悉，彼此的缺点都是好笑的。张目快80岁了，仍早起早睡，每天为家奔波。天黑了，张目回家敲门，我会张大嘴笑着说：“哟，您还知道回来呀？”早上起床，我会向他竖着大拇指说：“您睡得真好，一觉到天亮，这都是您白天户外活动的结果。”张目夏天钓鱼，冬天养鸟，家里的活儿他都抢着干，他是个少有的好朋友、好丈夫，他聪明而宽厚，心地善良且无比坚强，我又快为他骄傲了：我要学习张目的优良品质，学习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与坚忍不拔的观点立场。世上一切老年人都是优秀的，因为他们无私无畏，他们会将自己身上的一切献给这个即将永远离开的可爱的世界。为此，笑婆婆在此献给老年人一首自己谱曲的民谣《上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