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军

摘要:FDI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其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已有的关于FDI与国内投资关系理论综述和对FDI在华投资概述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协整分析技术,对FDI、国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进行实证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相比国内投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弹性较小,但FDI的投效率明显高于国内投资。

关键词:FDI;国内投资;Granger检验;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005-03

就FDI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最早可追溯至新古典增长模型,后经内生增长理论及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就FDI与东道国国内投资的研究也散落在这些研究成果之中,目前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尚无形成统一的结论。

MacDougall(1960)在研究FDI的一般福利效应时,首次把技术外溢效应作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FDI对国内投资具有技术示范效应,有利于国内投资的技术效率提升。Koizumi&Kopecky(1980)构建了一个国际资本长期流动的模型,用于研究FDI对一国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的影响。该模型假设外资中内含的技术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能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和国内投资的积累。而E.Borenszatein、J.De Gre-gorio、J-W Lee(1998)等学者建立了一个动态均衡分析模型,他们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有着明显的挤出效应。Markesan和Venables(1997)发现FDI与国内的投资具有互补性。由FDI带来的革新将增加而不是减少原有的技术租金,即通过知识的外溢总体上会提高要素的报酬,国内投资对应的产出也将扩大。

国内学者诸如陆建军(2003),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投资存在“挤入”效应。杨柳勇、沈国良(2002)认为,FDI对内资存在“挤出”效应。王志鹏、李子奈(2004)认为,在中国FDI对内资的挤入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地球差异,东部外资对内资存在“挤出”效应,在中部外资对内资存在“挤入”效应。薄文广(2005)利用1980—2003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其认为国内投资和FDI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格兰杰因果关系[1]。

在对外开放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积极创造条件引入外资,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大,投资企业不断增加,投资领域逐渐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利用外资的最主要的形式之一。

截至2008年底,中国共吸收外商投资项目659 800项,实际利用外资累计达15 717.96亿美元,是1985年14.6倍。中国利用外资的规模多年稳居世界前列,并有持续扩大的趋势。据商务部统计,尽管全球遭遇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大幅下滑的背景下,2009上半年中国吸收外资金额同比下降,但在全球FDI总量中的占比没有下降,中国仍是全球外商直接投资首选地,2009年1—5月,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340.5亿美元,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 890家。

从三大产业合同使用外资情况看,第一产业占比仅为1.9%,第三产业比重为41.4%,第二产业比重高达56.7%。从产业内部看,FDI对一产业投资主要集中在农业,尤其是种植业上,而对林业、牧业和渔业等部门的投资极少;在第二产业中,FDI主要集中于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高达53.1%[2],工业化趋势非常明显;第三产业内部,FDI对房地产业投资占23%。由此可见,跨国公司对中国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房地产业两大块,这与中国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加快、尤其是制造业迅猛发展有关,同时也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趋势基本吻合。

1.理论模型。根据John.Maynard.Keynes总需求决定理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包括:消费(C)、投资(I)、政府支出(G)和净出口(NS)四部分,即:

GDP=C+I+G+NS(1)

其中,消费和投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投资又可以简单的划分为国内投资与FDI。为分别考察国内投资和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们将公式(1)简化为只包含GDP、国内投资、FDI和国内消费四项,建立如下模型(为消除异方差,所有变量均取对数形式):以上模型中,GDP代表年度国内生产总值,PI代表年度国内投资,即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减去FDI的余额来近似代替,CS代表年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消费,FDI代表年度外商直接投资e 是误差项。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为判断FDI、国内投资与GDP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我们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log(FDI)、log(PI))、log(GDP)分别进行检验,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检验结果如下:

由以上检验结果发现,log(FDI)和log(PI))均构成对log(GDP)的格兰杰原因,而log(GDP)不是log(FDI)和log(PI)的格兰杰原因,同时log(FDI)和log(PI)之间也无因果关系,这个结论与实际经济意义是相符的。

3.协整检验。利用ADF方法,对变量log(GDP)、log(PI)、log(CS)、log(FDI)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变量均是一阶单整序列,我们可以进行协整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我们在对协整回归的残差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4。

检验结果表明,残差RESID的ADF检验统计值在各种显著水平下均通过检验,即残差不存在单位根,可以认为是平稳序列。因此我们可以说变量log(GDP)与变量log(GDP)、log(PI)、log(CS)、log(FDI)之间确实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回归方程为 :

log(GDP)=1.530511+0.353788log(PI)+0.481091log(CS)+βlog(FDI)(3)

利用(3)的回归系数以及样本数据,我们计算出变参数β在1982—2008年对GDP的投资弹性系数Investment Elasticity,简称IE,如图所示。

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国内投资PI对GDP的平均弹性约为0.35,即国投资每增长1%,将带动GDP 增长0.35%,国内消费CS对GDP的平均弹性约为0.48,即国内消费每增长1%,将带动GDP增长0.48%,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拉动作用事十分显著的。而对FDI的变参数计算发现,其对GDP的投资弹性系数介于0.12～0.17之间,表明FDI每增长1%,将会带动GDP增长0.12%～0.17% ,明显低于国内投资和国内消费对GDP的带动作用。

同时,我们从图1可以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FDI对GDP的投资弹性大致处于0.14～0.17之间,其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大,实际上,这一时期中国正处在资金短缺时代,对外资的需求比较大,另一方面外资增长的速度也比较快,1990年外资流入总额是1982年的6倍多,而国内投资这一时期增长为3.6倍。20世纪90年代以后至今,外资的弹性系数大致介于0.12～0.14之间,其对GDP的带动作用有所下降,反映了中国经济在一段高速增长后,国内资金已经逐渐充裕,国内投资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FDI的作用明显下降,但是从总量上和增速看,中国FDI的流入是逐渐扩大的。此外,2004年后,FDI的投资弹性系数又有一定程度的上升,2008年底已经达到0.15左右,这一方面反映了近两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了的投资预期收益的上升,吸引了更多的外资,另外随着加入WTO各项承诺的兑现,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跨国金融资本的大量流入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资流入的一个重要特征,尤其是在全球经济因金融危机持续低迷情况下,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稳定的经济增长环境,成为国际资本首选的避风港。

尽管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限,但是这并不能说明FDI的投资效率低于国内投资。同样,FDI的投资弹性系数较小也不能说明FDI的效率低,这是由于内外资在绝对数量的巨大差距造成的。为进一步分析内外资的效率问题,我们引入两个指标:投资—产出效率(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per Output Units,简称EIPOU) 和产出利润率(Output Margin,简称OM),即

EIPOU=工业增加值/工业固定资产投资(4)

OM=工业利润/工业增加值(5)

由于FDI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因此,用工业产出和利润指标来比照国内投资和FDI的投资—产出效率是比较适当的。从图2、图3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投资的产出效率或是产出率润率,FDI的效率都要明显高于国内投资、尤其是单位产出的投资效率上二者的差距越来越大。事实上,国内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沿袭了过去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高耗能、高污染、重规模、轻效益,重复建设十分严重,资本—产出比例较低,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加快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型、可持续性和环保型转变是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我们面对的重大战略任务[3]。

在对FDI、GDP、国内投资、国内消费模拟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国内投资PI和国内消费CS对GDP的平均弹性分别约为0.35和0.48,远高出FDI对GDP的平均弹性0.2～0.3个百分点,这说明,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拉动作用事十分显著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有限的,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内需拉动型经济体[4]。但是通过引入单位投资的产出效率和产出利润率两个指标,我们发现FDI的投资效率相比国内投资而言要高一些,尤其是单位投资产出效率,FDI要平均高出国内投资1～2个百分点。

第一,FDI与中国企业相互竞争生产要素和产品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必定会与中国国企业之间相互竞争稀缺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本等生产要素[5]。很多情况下,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其产品和国内差别不大,技术也不是最先进的,之所以来中国投资,除了因为中国经济发展潜力大,市场容量大,投资报酬率高以外主要是为了利用中国廉价的生产要素,因此会形成与国内企业对人才、熟练技工、进出口许可证、贷款等要素资源的争夺。

第二,提升国内资本的效率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国内资本无论在产出效率还利润率指标上都明显落后于FDI,这种效率的差距不单单是核心技术的差距,也是管理理念、投资体制和企业组织制度的差距[6],实际上就是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的差距。因此,在推进中国企业改组改制、转变经营理念等方面,我们还大有文章可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