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斌

[摘要]文化形态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和实际内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一切有效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文化构造要素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其精神实质在于激发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动力机制；精神实质

[中图分类号]B1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372(2009)03-0052-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实践、传统文化及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实现本土化的历史性飞跃并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其本身就内蕴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本身是以一种文化形态存在和出现的，它在中国传播、接受、运用和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作为一种有效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文化形态不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和实际内容，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一切有效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文化构造要素的有机组合，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当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及其精神实质，无论是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动力机制的理论研究，还是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新的历史性飞跃，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以一种具有较强实践价值的文化形态存在和出现的，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主义能否实现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还需要具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中国社会实践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程度，这是因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需要，主要是一种革命性的实践需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积极寻求现代表达的实际需要，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中国近代文化在黑暗中彷徨、求索和抗争后的必然选择……20世纪初的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先进文化的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中国在当时的文化选择中追求先进、追求真理的文化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

(一)经世致用的文化传承与西学东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时，正逢鸦片战争以来的西学东渐与经世致用的文化传承相互交融与碰撞的历史性关键时期，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文化背景。众所周知，起源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经世致用学说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经世”的内涵是“经国济世”，强调要有远大理想抱负、志存高远、胸怀天下，侧重“形而上”；“致用”的内涵是“学用结合”，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脚踏实地，注重实效，侧重“形而下”。强调务当世之务，康济时艰，反对脱离社会实际：在政治上，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揭露封建专制君主的罪恶，并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启蒙因素的主张(如顾炎武的“庶民干政”)；在经济上，针对封建的土地兼并，提出了各种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在教育上，激烈地批判束缚思想的科举制和八股时文，注重学校教育，要求培养出真正有学问、有实际能力的有用人才；在思想上，强调各有所宗，各有所创，维持思想活跃的局面。而西学东渐指的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对西方事物的态度由最初的排拒，到逐渐接受西学甚至要求“全盘西化”。西学主要指的是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近代以来西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理性化、世俗化，与中国传承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念不谋而合。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主导下，经世致用的文化传承与西学东渐形成T--种文化融合状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之一。

(二)民本主义的文化传承与市民社会理念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中还有一种较为优秀的文化传承，那就是民本主义的文化传承，也就是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早在战国时期，孟子就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思想，提倡，“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民，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则进一步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唐初统治者李世民则在此基础上把君和民的关系比作舟和水的关系，认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由此得出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结论。近代以来，民本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谭嗣同认为，君臣皆因“卫民”的需要而设置，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君末也，民本也”，民可举君，亦可废君，这些观点无疑赋予了传统“民本”思想新的内涵。近代以来，西方一个较为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就是逐步步人了市民社会，而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在“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日益独立出来的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紧密相连并协同作用的私人活动领域与非官方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良陛运行和协调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功能系统。”市民社会因为摆脱了政治国家的专制统治而拥有巨大的社会自治权，极大地调动了个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极大地推进了民本意识和民主意识的觉醒，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市民社会的文化观念逐渐渗透到中国的文化土壤之中，这样，民本主义的另一文化传承与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之间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文化融合状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背景。

(三)大同世界的文化传承与社会主义观

大同世界的文化传承一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精华，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社会理想。孔子的大同理想，集中反映在《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自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世界的文化传承除了孔子的大同理想之外，还有老子迷恋的“小国寡民”、庄子神往的“在宥天下”、孟子心仪的“王道乐土”，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在社会理想方面的理论建树。近代以来，随着鸦片战争的深入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的建立，整个中华民族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出于救国救民的美好愿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寻求济世救民的真理，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西方流传的社会主义文化观。“五四”时期马列主义传进中国之时，西方的空想社

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工读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等诸多思潮也以“社会主义”思想流人中国，经过问题与主义、社会革命论与社会改良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经过反复的对比和选择，更为主要的是大同世界的文化传承本身与社会主义观具有相似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意识得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扎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文化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

实践表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一种文化动力机制，即一切有效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文化构造要素的有机组合。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

(一)“视域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发生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视域同中国传统文化视域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历史过程，“视域融合”是哲学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视域融合”指的是解释者在进行解释时都是带着自己的前见、“前理解结构”或“偏见”，从自己的当下J隋景出发，去和文本的“视域”相接触，去把握文本所揭示的意义，从而发生了解释者的视域、文本的视域和当下情景的视域融合现象。所谓前见、“前理解结构”或‘偏见”指的是同一个意思，它表征着历史与传统进入主体的一种先在性基础，是主体进行解释的前提和基础，总的来说，进入主体的传统文化、时代特征以及心理状态等都是前见、“前理解结构”或“偏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偏见或先见也有“合法”与“盲目”之分，“先见”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合法的先见，即来源于继承历史文化的先见，这是不应该否定也无法否定的，否定了它们就否定了历史，否定了发展，从而造成历史的中断；二是‘盲目的先见，即个人在现实人生中接触和吸收的先见，它们是可以、也应该清除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解与解释，邓小平早就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而当我们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之时，就会发生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之间的“视域融合”，而这种“视域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驱动力量，可以看出，正是“视域融合”使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阻力而是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视域融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发生机制。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视域融合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视域融合的主体性，尽管视域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同中国社会历史主体的视域之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但两者之间的主体性是不相同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的主体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作为历史存在的主体，不具有选择性，而中国社会历史主体视域中的主体则具有选择性，它有选择性地促进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其二，视域融合的客观性，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还是中国社会历史主体的视域，其赖以存在的先见、偏见或前理解结构都是客观存在而且无法改变的，整个视域融合也可以说是一个客观的历史过程；其三，视域融合的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视域融合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有着多种可能的路径和视域融合结果，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不是一次性、整体性呈现出来的，而是分阶段、多次性地实现与中国社会历史主体视域相结合；最后，视域融合的过渡性，视域融合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我们实现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手段，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实质上只是起到T--种发生学意义上的过渡性作用。

(二)“释义循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运作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同中国社会历史主体视域之间的碰撞与融合，还不能确保文化形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动力，它只不过是它成为动力的发生学条件。文化形态要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动力还必须依赖释义循环。释义循环又称为解释学循环，所谓解释学循环指的就是在对文本进行解释时，理解者根据文本细节来理解其整体，又根据文本的整体来理解其细节的不断循环过程。加达默尔指出，理解永远是从整体理解(解释的前理解)运动到部分(传统之一部分)又回到整体的理解，也就是说，文本期待解释者作出客观的解释，但任何解释者在解释文本之前已具有先入之见，故而，要理解全部就必须先理解部分，而要真正理解部分，就必须理解全部，可以看出，释义学循环是由理解的历史性所造成的。历史表明，正是在我们不断实现由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到整体的循环往复的理解过程中，传统文化发挥了较为重要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从而事实上成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同中国社会实践以及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个意义上，释义循环无疑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运作机制。

当然，释义循环不是随便就能发生，它的发生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其一，意识形态批判是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道路，正是因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意识形态构成该时期的理解和解释活动的总体背景，换言之，构成了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先入之见的基础和源泉。因此，当理解者和解释者对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意识形态缺乏反思和批判的理解时，是不可能正确地进入释义学循环的。”其二，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正确地进人释义学循环的前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解释，不是为了文本而文本，也不是为了单纯地、纯学术化地研究马克思，而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问题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是试图找到解决中国具体社会实际问题的出路和办法，也就是说，这个循环是有起点的，那就是中国具体的社会实际问题，同时这个循环也是有终点的，那就是中国具体社会实际问题的有效化解。最后，传统文化形态在释义学循环中承担重要载体的作用，是释义学循环的润滑油和催化剂，在这个意义上，要真正运用释义循环为中国社会现实服务，还必须从中国传统文化出发，坚持解放思想，尽量消除“盲目的偏见”，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与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之间的融合和循环，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三)“实践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塑造机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无论是视域融合还是释义循环都是实践的，这种实践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来源于实践、面向实践并服务于实践的理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首要的和根本性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其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现代表达的实践诉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致使其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需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其三，中国传统文化也有着现代化的实践需求，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它们都是在传统农耕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理想，其中优秀的文化因子随着时代的变迁得以流传至今，但这些文化传承必须经过与时代特征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其现代化进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历史进程事实上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表达和展现的机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形态在现代语境中寻求生存及发展的实践过程，而这一实践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塑造机制的形成过程。

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这是因为：其一，视域融合的历史过程不是简单的视域相加的历史过程，而是通过视域融合形成新的文化视域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过程，从本质上讲，解释的过程就是理解的实践过程。由此，加达默尔明确指出，“解释学不仅是一种技术的学问，它更是实践哲学的近邻。因此，它本身也包含着那种构成实践哲学的本质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都是视域融合基础上形成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其二，释义循环不只是以文化形态作为载体，其本身就是实现文化形态创新的实践过程，释义循环是一个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循环往复运动，每经过一次释义学循环就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或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呈现出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释义学循环不断向前发展并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运动所决定的。其三，实践活动是全部理解和解释活动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文化形态酝酿、形成和发展的力量源泉，是检验马克思主义文本视域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是否创新的惟一标准。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动力机制的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动力机制作为一切有效驱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各种文化构造要素的有机组合，其精神实质就是为了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正确前进方向的前提下，激发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动力机制的精神实质：其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同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相结合的实践过程，实质上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的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其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满足传统优秀文化现代表达的实践需求。其三，建设和谐文化，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文明风尚。其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和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