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博　吴晓芳　薄　旭

别了，司徒雷登

1949年8月2日。一大早，司徒雷登带着秘书傅泾波及其他随从人员赶到南京近郊的明故宫机场，在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的警戒下，登上美国空军的运输机。

送行的人寥寥无几。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跟随国民政府迁往广州，可谓老谋深算。他想着，新生政权建立后，一定急于争取各国的承认和支持。利用这个机会，正好跟中共讨价还价。在中国出生的他一厢情愿地想着能用“友好人士”的身份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维护美国的在华利益。因此，解放军一进城，司徒雷登就千方百计想同新政权建立联系。

司徒雷登不知，从解放战争全面反攻开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就早在酝酿中。这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主席先后明确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三项方针，为建国后开创新型外交指明了方向。

早在1月19日，毛泽东就起草了《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指出：

“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做外国侨民待遇，但应予以切实保护。”

4月25日，中共中央又专门致电，对南京解放后将面临的诸多涉外问题给予明确指示，并派黄华担任南京市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黄华193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读书时就与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相识，又有着丰富的外事工作经验，无疑是去南京主持外事工作的最佳人选。

5月13日，经批准，黄华以私人身份与司徒雷登会晤。黄华首先告知司徒，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其安全自会得到保护。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参与内战。黄华表示，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

这次会见后，司徒雷登又派秘书傅泾波两次面见黄华。6月6日，黄华再次与司徒雷登及傅泾波会晤。两天后，司徒雷登给国务卿艾奇逊写报告称：“从这次讨论中我得到两个明确的印象：一、中国共产党急于想让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抛弃国民政府，二、对中国在外交领域独立自主权的高度敏感。”几番交锋，司徒雷登始终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人民政权“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美国想将中国拉离社会主义阵营的企图随之成为泡影。因此艾奇逊7月1日急电司徒雷登，命其回国。

司徒雷登走后，美国国务院为了推卸对华政策失败的责任，于8月5日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司徒雷登的离去表明了新中国外交的独立和帝国主义干涉政策在华的彻底失败。正如毛泽东在之后不久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说：“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从东交民巷到外交部街：外交部的组建

尽管有着丰富的外事活动经历，但王炳南清楚，跟以往的工作比起来，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意义非凡——1949年10月1日，从这一天起，一举一动，对外就代表着拥有四万万人口的新中国、代表着浴火而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王炳南曾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开国大典结束后，中共中央外事组的人员匆匆赶回东交民巷的御河桥——这是外交部成立以前外事人员办公的主要地点，另外一处办公地则在松树胡同。跟着王炳南忙碌的这些人便是新中国第一批外事工作人员。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在10月1日这天将新中国的第一份公函送出，函中指出：“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必要的。”

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队伍还没有散尽，街上交通不畅，而时间又如此紧迫，大家不免有些焦虑。

“周部长来了!”终于有人惊喜地说。随即，王炳南带上未签字的公函随周恩来到北京饭店的临时办公室。周恩来认真审阅了打印好的公告和公函，然后挥笔在每份公函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当王炳南带着签署好的文件赶回东交民巷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于是把柯柏年、韩叙等外事组懂外文的同志召集在一起，让大家马上分头发送公告和公函。

柯柏年、韩叙等立即分头骑自行车出发，一个小时之内，留在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七个国家的旧领事馆就收到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发表的建国公告和外交部长周恩来的公函。骑自行车送出第一份公函，这后来成为外交界的趣闻。

另一些同志则带着公告和公函从北京分别去往南京和上海。与此同时，南京、上海两市外事处主任黄华和章汉夫召集各国驻各自城市的原外交代表们谈话，向他们口头宣布了建国公告和公函的内容。各国旧外交人员接到正式文本后，纷纷向本国政府发报，有的为了节省时间，甚至索性用明码电报发出。

建国前夕的外交筹备工作，主要由中共中央外事组完成。据时任外事组研究处一科科长的凌青回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一天，王炳南召集了解散中央外事组的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还由王炳南宣布了即将组建的外交部科长以上的干部名单。“柯柏年是美澳司司长，伍修权是苏欧司司长，沈端先(夏衍)是亚洲司司长。当时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副部长是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任办公厅主任。”

1949年11月，外交部的组织机构基本建立起来，共和国外交部第一批司局级领导名单也正式确定：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董越千、赖亚力；苏欧司司长伍修权，亚洲司司长沈端先；欧非司司长宦乡，副司长温朋久；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国际司司长董越千(兼)，副司长龚普生；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龚澎；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章汉夫(兼)；外交政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周恩来，副主任委员乔冠华，秘书主任杨刚。

新中国的外交干部有几个重要来源。首先是解放军的一批高级将领，如袁仲贤、王幼平等，主要被派往国外担任大使等领导职务；第二就是原中央外事组的干部及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干部，如乔冠华、龚澎、陈家康等，主要是在部内工作；三是从大学里挑选的一批优秀毕业生，作为外交队伍的后备力量；四是从地方上抽调的干部。除此之外，还聘请并留用了一批对外交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和从国民党外交部门转过来的外交官，如梅汝墩、何思敬、林其翰等，担任外交部的顾问。

11月8日傍晚，大家聚齐到外交部的第一个部址—北京东城区外交部街33号，参加外交部的成立大会。脱下军装换正装：将军当大使

袁仲贤(三野南京警备区司令兼政委)、姬鹏飞(三野七兵团副政

委)、黄镇(总政第一研究室主任)、耿飚(华北野战军十九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韩念龙(三野上海警备区副政委)、王幼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外交部建部之初，11位军队干部被调来北京，准备被派往国外担任大使等领导职务，这一批由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组成的外交官，被人们称为“将军大使”。

1949年10月5日，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第五天，湖南邵阳二野五兵团政治部，王幼平正在听取下属汇报行军情况。秘书送来一份电报：“着调王幼平星夜来京。”令王幼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长沙刘、邓的驻地，他得知中央竟然是要他去当大使。王幼平当场拒绝。但是邓小平政委很坚决：“中央从我们部队调了三个大使。阎红彦(二野三兵团政委)提出不去，中央同意了。调三个去两个(另一位是刘志坚)还可以。调三个去一个，不好交代。”一旁的宋任穷(二野三兵团政委)也插话了：“你当大使可以，就是邋遢一点。”就这样，王幼平“满腹委屈”地当上了新中国首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其实，一开始“不情愿”离开部队当大使的不止王幼平一个。韩念龙接到调令的时候正在浙江参加解放定海的作战会议，他立刻去找陈毅司令员表示不愿意当大使。陈老总直接回绝：“少说废话，执行命令，赶紧动身!”被任命为新中国驻朝鲜大使的倪志亮曾经如此感慨：“中央要我当大使，是拿黄牛当马骑，难啊!”的确，要这些勇将们离开硝烟弥漫的战场，脱下戎装换上正装，文质彬彬地行事，心里难免有落差。不过，中央的命令不可违背：别的都可继承，惟独外交不能继承，要另起炉灶，另建队伍。于是，一批将军大使走马上任了。

由于这些将军大使缺乏外交方面的知识，不熟悉外交礼仪，赴任前必须进行培训。培训班请北京大学教授张奚若、王铁崖，人民大学教授何思敬、张志让等人，分别讲授国际法、外交史、领事条约、外交文本、国际法庭、联合国宪章、外交特权与豁免，请胡济邦、阎宝航等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还请来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匈牙利驻华大使法朗柯、波兰驻华大使布尔金等讲述他们各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介绍使馆工作情况以及外交工作体会。

“我们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到北京饭店学吃西餐和摆台常识。”王幼平大使曾回忆。在北京饭店西餐厅，阎宝航抖着餐巾示范时说：“平时参加招待会，不是吃喝玩乐，德国要进攻苏联的情报，就是在招待会上得到的。”

大使们的夫人也跟着接受培训。这天，大使们穿上新的中山装，夫人们则穿旗袍或者连衣裙。大家自以为很漂亮，阎宝航、胡济邦等老外交官们却不满意地说，这个人的内裤太长，露在旗袍外面不雅观，那个汗背心露在胸前，不礼貌。还说，解放区女同志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的要求，要烫发、化妆。

1950年7月12日下午，周恩来召集即将出国赴任的大使黄镇、耿飚、谭希林、王幼平、彭明治等开会，商量与大使出国相关的一些问题。“任何外交政策的提议必须要向我请示，必要时我再向毛主席请示或交中央讨论。”周恩来说。对于去资本主义国家当大使的，周恩来还特别说：“我们同他们要用和平斗争方式进行外交战，他们之间有矛盾，我们要利用这些矛盾。”周恩来还解答了大使们提出的关于着装、使馆编制等问题。

对于年轻的共和国来说，外交是个新东西。60年前，交通条件远远不如今天，大使们这一次在战场外体验到了路途的遥远和艰辛。

王稼祥出使苏联乘坐的是苏联提供的专列，整整花了九天时间抵达莫斯科。

耿飚大使一行取道苏联前往瑞典，坐了七天八夜的火车到达莫斯科，而抵达瑞典却是两个月之后。这是因为，七八月正值瑞典的法定休假期，王室成员和外交部官员都去度假了，耿飚一行在懊悔的同时也只好留在莫斯科参观学习。

驻蒙古大使吉雅泰是乘吉普车赴任的。他先是乘车到中蒙边界，而后换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车去乌兰巴托，颠簸了几百公里。

而真正“走马上任”的要数罗贵波了。首任驻越南大使罗贵波接受任务后迅速启程南下，乘坐了40个小时的火车来到武汉。由于衡阳到桂林的铁路没有修好，当地部队只好派了一辆火车头送罗贵波一行。由于沿途铁路被破坏得厉害，只能边修边走，花了两天时间才到桂林，四天后又乘卡车抵达南宁。到了靖西，发现通往边境小镇岳圩的道路无法通车，罗贵波只好将行李架在骡马上，徒步行进。进入越南境内后，茂密的雨林更是无法通车，他们只好继续以步代车，一面在森林里穿梭，一面躲避法军飞机的骚扰，最终成功到达目的地。

到达目的国后，大使们来不及休整便马不停蹄地着手工作，递交国书，建立馆舍，拜会他人，熟悉业务，一边学习一边摸索。像耿飚担任驻瑞典大使又兼任驻丹麦、芬兰公使，事务极为繁杂。出使不久，就碰上丹麦内阁改组、外长易人，卸任的外长和新上任的外长都给大使馆来信。一时间，从未处理过类似事件的耿飚不知是否需要答复以及如何答复。于是，耿大使询问已在丹麦五年的波兰公使，对方说无需回复。保险起见，他又去询问罗马尼亚代办，结果答复说必须都回信。耿飚只好又去问苏联公使，最后才放下心来按照后两者的建议对来信一一作答。耿飚曾说，这些经历后来回想起来虽然有些好笑，但初创阶段的艰难却由此可见一斑。

将军大使也将他们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他们坚韧、认真的做事风格带到了外交工作中，韩念龙放弃了两年一次的休假，在巴基斯坦一千就是三年多。他说：“第一批大使大部分不懂外文，没有国际知识。外交对我们来说实在太新、太生、太难!当时国内一派新气象，使馆一派新气象，大家下决心要干一番事业，工作兢兢业业。”嘤其鸣矣求友声：与苏联建交

1949年10月2日，北京时间九点多钟，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的电报送到了周恩来面前。电文宣布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并断绝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关系，这无疑是对刚刚诞生的人民共和国的有力支持。

按照中共中央早已确定的“一边倒”战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立即建立同苏联的外交关系。10月3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苏联政府的复电。中苏宣布建交的当天，苏联政府便任命其老资格的外交官罗申为驻华大使，他因此成为新中国接受的第一位外国使节。中国政府亦随即宣布，任命外交部副部长王稼祥为中国首任驻苏大使。

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以新华社记者身份常驻莫斯科的戈宝权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命令他即刻开始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建馆工作。苏联方面则任命其原驻北平总领事馆总领事齐赫文斯基为苏联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参赞兼临时代办。

10月7日，戈宝权前往苏联外交部拜会了葛罗米柯副外长，随后，在苏联外交部官员的陪同下，

戈宝权前往位于莫斯科克鲁泡特金巷13号的原国民政府驻苏联使馆——幢苏联当年赠送给孙中山先生的别墅式建筑。戈宝权到达“使馆”后，表示从即刻起，宣布遵照周恩来外长的命令接收“大使馆”。

10月10日，罗申的到来享受了超高规格的礼遇。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亲自到站台迎接，在他身边有北京市市长聂荣臻、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兼交际处处长阎宝航，以及董必武、沈钧儒、廖承志等新中国党政领导和民主人士。

罗申之所以这么快到北京，是因为苏联方面从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那里听到英国政府有可能迅速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前英国大使馆一直有人留在北京，苏联人担心，如果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他们“近水楼台”，可以很快委任大使。为了能成为第一个向新中国呈递国书的人，罗申在中苏建交第二天就启程来华了。

由于罗申已经到任，中央决定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也要尽快到任。王稼祥此行非常仓促，以至于来不及办理护照。经同苏方协商，最后决定由我外交部出具一个证明书，证明王稼祥一行的外交身份，由苏方通知其各个相关口岸和检查站给予通行便利，这在外交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

10月31日清晨，列车驶入莫斯科。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波波夫、莫斯科军区司令阿尔杰米耶夫上将、莫斯科卫戍区司令辛尼格夫中将等苏联党政军官员，以及朝鲜、蒙古、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的驻苏使节，还有中国大使馆代办戈宝权在站台上迎接。苏方的礼宾规格相比中国欢迎罗申的规格，多少还是低一些，但苏方安排欢迎的隆重程度还是令不少到场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十分羡慕。

车站的欢迎仪式结束后，王稼祥在苏联外交部礼宾官的陪同下乘车前往中国驻苏大使馆。王大使下车后顾不上休息，立即主持了升国旗仪式。这旗帜向世界表明，新中国已经走上国际舞台。11月3日，王稼祥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周恩来外长副署的国书呈递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从这一刻起，新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节开始正式履行他的职责。

站稳脚跟：第一次建交高潮

世界各国对新中国的态度有所不同，因此在与之建交问题上我们也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有经过谈判就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一成立，各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都采取了鲜明的热情支持的态度，因此，中国同它们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不需要经过谈判的过程。

继苏联之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也相继承认新中国并互派大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于10月7日，在新中国诞生之后，周恩来外长于10月25日致电民主德国外长，通知中国决定同民主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并派遣大使衔团长。

新中国建国后，南斯拉夫也立即表示承认。但由于当时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情况缺乏了解，并受到欧洲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决议的影响，中南两国到1955年1月才正式建交。

面对新中国，资本主义阵营中大多数国家的反应都比较谨慎。在最初给我外交部发来的回函中，大多数国家只是做出比较含混的姿态，表示愿与新政权保持非正式的接触，静观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变化。而有的则想借此机会求得新政权对其原外交人员地位的承认。

根据《共同纲领》确立的外交思想，我们同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原则上是先谈判后建交。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凡外国与我建立外交关系，必须满足我方三个先决条件：必须先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外交关系”；在联合国中支持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把现在该国领域内的属于中国所有的财产及其处置权完全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缅甸是第一个明确表示承认新中国并希望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中缅建交谈判就成了上述原则的首次应用。1949年12月16日，缅甸外长伊·蒙电告周恩来外长，缅甸联邦政府“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期望外交关系之建立与使节之互换”。12月18日和21日周恩来致伊·蒙的复电表示：“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关系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缅甸联邦之间的外交关系，并望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1950年1月18日，缅甸新任外长藻昆卓电告周恩来外长：“缅甸声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日，国民党驻仰光大使已获得与他们断绝关系的通知，因此他们的大使馆即告关闭，随着第二天台北国民党外交部证实外交关系的完全断绝。”并告：缅甸原驻南京大使馆一秘吴辟将以临时代办身份同中国进行建交谈判。

4月29日，吴辟同章汉夫副部长在北京开始谈判。在谈判中，中方提出缅甸政府对前国民党政府留在缅甸的各种机构以及应属于中国的一切财产采取何种态度，请缅方明确告知。缅方答复：第一，除前中国大使馆外，缅甸政府从未承认过任何国民党机构。缅甸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后，随即撤销对前中国大使馆之承认，馆员被认为是普通侨民。第二，中国在缅甸的任何财产和资金将被认为已转属他们所承认的政府。中方对缅方答复表示满意。接着就交换使节进行磋商，中方提名姚仲明为中国首任驻缅大使，缅方提名原驻南京大使吴敏登为首任驻华大使，双方同意。双方商定于6月8日建交，谈判顺利结束。

在缅甸之后，新中国与巴基斯坦、瑞典、丹麦、瑞士等国的建交谈判也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比较顺利地完成了相关程序。经历这一波建交高潮后，新中国在国际上彻底站稳了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