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Marcel Beurskens

我在北京有个同学，她在荷兰留学时和我同班。我到北京的第二天，他们一家人邀请我到家里吃午饭。原本我打算再次搭乘地铁前往，当然，这次要错开高峰时间。但是好心的主人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据说搭乘地铁到她家需要一个半小时，而且他们决不希望我再次忍受交通带来的不便。这家的主人坚持开车来接我，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了。

来接我的是一位和蔼的中年男人，我想应该是我同学的长辈。开车的路上，他总是在按喇叭，几乎5分钟甚至更少的时间，他就要按一次。我们在道路上曲折地前行，冲着前边一位抱着小孩的妈妈按喇叭，这位妈妈好像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身后还有辆汽车。看起来鸣笛不仅是个合法行为，还是一种风俗习惯呢。我们周围其他的司机也常常按喇叭，警告他们周围的汽车、自行车和行人。就好像所有的司机都在用一种莫尔斯电码和彼此说话。在我的国家，汽车喇叭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你在街上很少能听到有人鸣笛。

在路上，这位接我的叔叔告诉我，家里所有的人，包括我同学的所有平辈和长辈，都在为我的来访做准备。我到同学家的时候，菜已经做好了，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位主妇正在指挥这些工作。我多少有点不自在，我实在不觉得自己值得他们花这么大的心思来接待。我一进门就受到了一家人带着好奇心的欢迎。如果是在我的国家，这种好奇心会被认为有点“管闲事”，探听别人隐私的嫌疑。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和他们交谈的，并且尽量诚实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在餐桌上，这家的家长让我看到了中国人令我吃惊的另一面。这家的家长是一位80多岁的老爷爷，我同学的外公。他告诉我他们一家为欢迎我做的这些努力不仅仅是为了我个人。不，这个隆重的欢迎仪式是为了欢迎作为荷兰王国代表的我。老人家说，今天这顿饭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人的聚会。老人甚至表示要亲自做我去八达岭长城或天安门广场的导游。虽然他已经年迈，他还是希望履行他的国家责任——促进两国之间、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

我从心底里不愿意让这样一位老人感到尴尬。可是我实在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该做什么样的反应才合适。幸好我的同学和她表妹出面解围，主动表示愿意代替爷爷做我的向导。我的同学和她的表妹，是在“只生一个好”的政策下出生的新一代。她们的成长环境和西方的同龄人更接近，这使我和她们交流起来非常容易。虽然她们有一些典型的中国习惯，但我还是觉得像是和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相处一样自然。和她们相处的一个发现是，在中国好朋友们总是一起“出去吃饭”。我被中国朋友们邀请到了很多个不同的餐厅吃过饭，多到我都难以记住这些餐馆的名字。在荷兰，我这个年龄的年轻人社交的方式，是约几个好朋友出去喝一杯，聊聊天，做些有趣的事。在中国，社交活动都是在餐厅的饭桌上进行的，美好的时光是在人们的闲聊和欢笑中度过的。

更著名的是卡拉OK。虽然我只和朋友去过几次，但中国人显然认为这是个消磨时光的好方式。西方社会的娱乐方式与此截然不同：在阳台上和伙伴们悠闲地喝几杯才是人们心里“娱乐”的缩影。我也试着唱了几首歌，但和我的中国朋友们相比，我觉得自己应该好好地上几节声乐课了，我的歌唱表演和他们相比实在是拿不出手了。我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娱乐了我的中国朋友们，每当我一开口唱歌，他们就笑得停不下来。我得承认，我喜欢和这样一群朋友相处。不过很遗憾，这样生动的聚凝和唱歌是典型的中国方式，我在家乡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