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荻晔

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西墙上，5月时多了一纸通告：拆迁。拆迁补偿由开始时的每平方米3万提升到了5万，但还有一部分不愿搬走的居民坚守原地：二环以内，稀缺地块，谈判谈判总还有些余地。

但进入7月，还没搬走的居民们反而开始有些忧虑：拆迁暂停了。与之相呼应的是，故居保护的呼声四起：此地曾是北总布胡同3号。抗战之前的七年里，梁思成与林徽因赁居于此，林徽因在这里举办“太太的客厅”文化人沙龙而名噪北平。

上世纪80年代，“太太的客厅”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座三层小楼。东厢房与垂花门被拆，倒座房(临街的房子，门朝里开，一般用作下人、一般客人居住)的门被封死，原来正房现在那一溜平房，也都重修过。至于现在，所剩不多的雕花木板一片一片被拆下来，和建筑垃圾混作一堆，有居民觉得好看，自行拾掇起来了一部分。

50年代拆历代帝王庙的牌楼时，拆下的木料开始摆在后院东房里，但因为迁建地点未定，后来也不知去向了。梁思成原为保全牌楼几经争取而无果，痛哭了好几天。

当时他撂下一句话，对着北京市长彭真：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的，我是对的。

五十年以后，2009年7月28日，北京市文物局会同市规划委，责成建设单位调整建设方案，保留北总布胡同24号院，“对来自民间的呼吁给予充分肯定”。但对这个好消息，在那座四合院里成长的梁、林长女粱再冰却态度漠然。2007年时她去过那条胡同一次，现实跟记忆对不上号：“我根本不觉得那是故居，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林女士的客厅

1930年下半年，林徽因因肺病离开沈阳回北京疗养。先借住在大姑姐梁思顺家，而后搬到东城区的米粮胡同，因嫌地方太小，随后迁到北总布胡同3号。

梁、林二人的好友、美国画家费慰梅对这座中国建筑的印象是：“在高墙里面有一座封闭但宽广的院子，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沿着院子的四边，每一边都有一排单层的住房。它们的屋顶都由灰瓦铺成的，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木格子。木格子里面都糊了或者是挂着漂白的稻草纸，以便让阳光进来而又让人看不见里边。在院子的北端有一条通向起居室的中央门廊，起居室比别的房间大一些并且直接朝南。梁氏夫妇把一些窗户宽阔的下层糊纸换成了玻璃，以便看见院子里的树木花草，并在北京寒冷的冬天放进一些温暖的阳光来。但在每一块玻璃上面都有一卷纸，晚上可以放下来，使室内和外面隔绝。在前面入口处有一个小院子，周围的房子是仆人们的住房和工作区。”

在林徽因1936年致费慰梅的信中，手绘一幅住宅格局图，显示当时的北总布胡同3号是个两进的四合院，大大小小四十多间房，主体也就是现在的24号院。图中上南下北，宅门照例开在东南方，正对着影壁。东边是个小跨院，有一间房供厨子和男仆所住，西边即是倒座房，住着女仆、孩子及一些亲戚，现在则挂着北总布胡同26号院的门牌。

进门穿过西屏门，就能见到位于北侧的垂花门。垂花门的外檐柱悬于中柱的横木上，下端有垂珠，绘为花瓣之形，分隔内外院。在林徽因的手绘图上，体现为四个小圆点，以及一个象征穿行的箭头。穿过垂花门即到了内院，东厢房的大屋为餐厅，小间为林徽因的异母弟弟林恒居住，西厢房则分别是林母及护士所住。庭院里种着丁香、海棠和马缨花树。在这院内出生的梁从诫，小时候就常去爬马缨花树。

东西耳房分别是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工作室。正房靠东的小间，是粱、林卧室。徐志摩在济南殒命之后，梁思成谨遵妻嘱，亲往现场收尸，并拾了一块飞机残骸，供林徽因挂于卧室正中。而旁边的大间，林徽因在图上简单标注了沙发、茶几，名之为PubHcLouge。Louge有私人起居之意，因此林特地加上了“公共的”，亦即著名的“太太客厅”。客厅内挂着梁启超手书“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在图上未标注的另有一套后罩房，位于正房以北，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哲学教授金岳霖所住，现在是北总布胡同12号院。金岳霖终身仰慕林徽因，自言“择林而居”。客厅有门直通后罩房的院子，夫妇吵架时，金岳霖常借地利过来劝解。

刚赁下这套院子的时候，梁、林二人所住的时间并不长。梁思成当时为家人备下住处，即又赶回沈阳东北大学任教，等到1931年夏学期结束后才辞去工作回到北京。而林徽因1931年2月时病情加重，医生要求静养，遂在香山疗养，同年秋病愈下山。林徽因的堂弟林宣回忆当时徐志摩频繁上香山探林，“二哥(梁思成)给我的任务，就是陪徐志摩上山。”梁思成极尽东主之谊，徐志摩与林宣入住旅店的住宿费都是他掏的。林徽因自恋爱美，即便山居养病也着高跟鞋，下山时常由徐、林二人在两侧扶持，唯恐跌倒。

每年夏秋，林徽因基本上都同梁思成一同出外考察一些古建筑。林徽因尽管身体赢弱，但遇到需要攀高爬低的测绘，她也从来不假人手。两人共同走过晋、冀、鲁、豫、浙等省，考察了赵州桥、五台山佛光寺、山西应县木塔等建筑。后世通常缅怀的北总布胡同3号里的沙龙，其实算不上这位女主人的全部生活。

钱钟书“恶搞”太太客厅

作家萧乾在半个多世纪后仍清楚记得他被邀请去林徽因家时“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1933年秋，萧乾还是个大三学生，他的小说《蚕》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当时刚任主编的沈从文还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上了《蚕》，邀请他周末下午去吃茶。萧乾描绘为：“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客厅。”

这个受宠若惊的年轻人形象，后来被钱钟书演化进小说《猫》，敷衍出大学生齐颐谷初见李太太的场面。钱钟书顺笔提及齐颐谷与寡母相依为命，点的是萧乾是个遗腹子。

沈从文也在其中被影射为作家曹世昌：“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

据费慰梅回忆，沈从文与林徽因之间“发展了一种亲密的友谊。她对他有一种母亲般的关怀，而他，就和一个亲爱的儿子一样，一有问题就去找她商量要办法。”当沈从文因对“一位北京的年轻女作家”高青子产生爱慕，而与妻子张兆和不快时，“差不多是哭着赶到梁家，来寻求徽因的安慰”，而林徽因安慰、批评沈的时候，“回忆起志

摩如何同世俗的悲伤奋斗。”

除了上述二者，《猫》所指涉的人物未必真与太太有瓜葛，比如袁友春与陆伯麟通常认为指涉的是林语堂和周作人，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两位入过“太太客厅”的实证。至于说老先生赶着献殷勤，为李太太的小猫考证命名，自然是小说家的别样发挥。

指涉最明显的是沙龙女主人李太太。除了承认其美貌，作家对李太太并无正面评价。李太太相貌上两大缺憾，一是皮肤黑，二是单眼皮。在林徽因身上，皮肤黑倒是有所印证，徐志摩提过香山养病的林，“充印度美人可不乔装”，割双眼皮至今并无佐证，毕竟梁、林蜜月在欧洲度过，而不是小说里为了在脸上动刀而去的日本。

小说里八面玲珑的李太太只衬得李先生各方面的庸碌无能，梁思成却远非这个模样。虽然在其后妻林洙的回忆中，梁思成说做林徽因的丈夫很不容易，但林徽因也未见得事事都争强好胜。梁、林在30年代只有一台照相机，外出调查时，梁要拍斗拱，林要拍民居，胶卷有限，最后往往还是林徽因让步。

目前尚无资料显示钱钟书与林徽因有过旧隙：他们都曾经在对方好友的报纸杂志上发表作品，也有不少共同的朋友。值得一提的是，林徽因对此文保持了沉默。

1933年冰心有《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同样以林徽因的沙龙为原型，太太一样的擅使风情，诗人一样的一往情深，只是因为丈夫吴文藻与梁思成是多年好友，我们的先生则是一名“温蔼清癯的绅士”，保持着隐忍的美德。文章发表后，林徽因命人送冰心一坛山西陈醋吃用，并将自己的回赠作为趣谈。日后与友人通信中，将“冰心”一名直译为Icy Heart，指其冰冷无情。

在抗战伊始，汽油紧缺，冰心家里却托关系找到了卡车，将所有家当，包括席梦思大床一并带走。而粱、林，则是第一批前往昆明的北平知识分子。

在那段流转颠沛的战乱岁月里，林徽因肺病复发，元气大伤，并且再也没有康复。在儿子梁从诫的回忆里，母亲总是一副病容，从来没有感到她是一个美人儿。有过这段经历的林徽因，再不是北总布胡同3号的太太，能看淡的东西自然多了许多。而至于建国后，钱、梁两家不巧成了邻居，钱钟书还拿竹竿帮着自己家的猫“花花儿”打林徽因家的猫“爱的焦点”，已是后话了。

“你们要盖的会是假古董”

抗战胜利之后回到北京，梁、林成为清华大学教授，梁家下午四点半的茶叙，在新林院8号重新展开，而这一所在，托了北总布胡同的福，如今也被加入保护之列。

梁思成的续弦林洙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先修班，因同是福建老乡，在林徽因处补习英文。补习完毕后，往往就顺便一起喝茶，这时的茶会已经是每天举行。她的回忆里，“林先生自然是茶会的中心，梁先生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林先生则不管谈论什么都能引人入胜，语言生动活泼。她还常常模仿一些朋友们说话，学得惟妙惟肖。”

那时梁家的茶客，与10年前的仿佛，林洙回忆“有金岳霖先生、张奚若夫妇，周培源夫妇和陈岱孙也常来。其他多是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建筑系的教师”。

女主人已经大变。林洙第一次见到林微因，已不是她期望中的美人，她对林的第一感觉是：“天哪!我再也没有见过比她更瘦的人了。这是和那张照片完全不同的一个人。”林动了肾切除手术，肺结核已是晚期，林洙看到的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已经是眼窝深陷，打扮随便，不复她年轻时在香山养病时，夜里写诗还得端个熏香插花、一袭白袍的姿态。

在避难期间，林徽因卧床不起，梁思成脊柱软组织硬化严重，工作时只能拿一只花瓶垫于颔下以支持颈部，他们有去美国的机会，但拒绝了。

梁思成1949年9月30日写给梁再冰的信中，提到自己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时的心情：“我得以参加这个开国盛典，实在感到光荣与兴奋。……当晚散会之前，我们围着毛主席高声同唱第一次的‘国歌，高兴兴奋无比。那是最可纪念的一夕。”

因为粱思成忙于开会，由林徽因负责建筑项目技术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梁再冰说：“妈妈瘦了许多，但精神极好。”

从1949年到1950年，梁、林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们一同设计了国徽。国徽设计小组的成员朱畅中介绍，林徽因在此提出了精辟的意见，比如用色要着力精简，要便于雕塑、做证章和钢印与印刷不走样等。“梁先生和林先生以病弱之躯，不辞辛劳带头做方案，并带领大家讨论研究方案……先后做了二三十个正式完成的国徽图案。”在1950年6月23日，经过改订的国徽图案获得通过。

而1 949年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通过后，梁思成和林徽因一致要求以碑而非雕像的形式出现，唯恐苏联式的青铜骑士类雕像破坏天安门前建筑群的和谐感。1951年，他们的方案得到认可，林徽因于1952年，成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了设计小组的组织工作，并设计了碑座和碑身的全套纹饰，为了推敲其上一朵花一片叶，画了数百张的草图。

1954年冬天，林徽因已濒临病危，一直住院，最后于1955年5月1日去世。只是她极忌讳自己的肺病，不许别人提及，也不许别人与她分餐，导致梁思成也得了肺结核，但摧毁他的，不完全是疾病。

为了避免北京城古建筑被拆的命运，梁思成多处奔走，费尽心思地想替代方案。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只是痛哭。但1962年林洙与梁思成结婚后，却只见他哭了一次：“文革”期间，梁、林原来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草图被撕扯践踏，粱思成“点燃火柴默默地把它们烧了。最后一张他拿在手中凝视了良久，还是扔进了火堆。”

梁思成于1972年1月6日去世，他的性格已由开朗幽默变得忧郁胆怯，后来因为“脑子不听使唤”，他到了连一篇完整像样的检查也写不出来的地步。1972年元目，他听完《人民日报》社论后，叮嘱林洙，台湾回归之际，一定“家祭毋忘告乃翁”。

这两名建筑学家终身租房，名下没有房产，他们所住过的房子，也没有被列入任何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梁再冰平淡地解释：“我父亲保护的是北京城，而不是他自己的房子。”

为了这个愿望，林徽因直斥主张拆迁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将来，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当时是1953年，林徽因肺病已经几乎说不出话。

为了这个愿望，梁思成当着吴晗与北京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的面，对周恩来直言：“我对这两位领导有意见，他们不重视城楼的保护。”当时梁思成的“左膀右臂”——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已被拆，古建的拆除势不可挡。

林徽因说中了，2004年8月18日，“假古董”重建的永定门城楼竣工。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们的预言，政府开始保护梁、林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