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燕

延安时期,毛泽东积极创构并最终成形的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对延安文学的形成、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延安文学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政治性影响,更在1949年后凭借其所属意识形态话语权威的延续而楔入到了共和国文学的血脉中去。

一

在延安文艺的发展历程中,文艺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在其政治意识形态性上已经成了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话语”的再生产场域,它的确立不仅依附这一话语,而且紧密依附于党的权力意志。从创作主体来说,个人化的写作方式在延安文学的创制中已经成为一个无法被照亮的黑暗领地,个人之小我隐匿并消融于集体之大我中,个性隐匿并消融于党性之中。个人只能凭借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指引去参与集体化的写作事业。

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政治与文学的纠缠总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诚如杨义先生所言:“现代文学史是与现代政治因缘很深的学科”。延安文学正是把现代中国政治与文学之因缘引向一个独异境地的文学。其独异性在于,当它发展到文艺整风之后,它已经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地缘文化和政治文化场域中,依凭政治强力和新的意识形态话语,把“左联”时期较为抽象、空泛并寄寓了各种知识分子自由想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实在在推进到了与党的权力意志紧密结合的政党政治。吴立昌先生认为,“五四”后三十年到建国后三十年,中国文学在政治的强力干预下,自由度越来越小,最后几乎等于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因之日渐呈现为一个死结,怎样才能解开这个结,关键不在文学,而在政治。“如果政治家还要迷恋‘武器的批判可以代替‘批判的武器,那么文学必将可悲地走入死胡同”。其间所言“政治”乃正是自延安文学发展至文艺整风后所曾遭遇过的政党政治。所以,讨论延安文学的意识形态化形成尽管难免要讨论具有普泛意味的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但重要的是要把“政治”推进到政党政治的核心层面来予以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政治”才切切实实构成了后期延安文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影响力,并使延安文学在整风之后呈现了与此前左翼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形态。

二

胡乔木曾在检讨“党的文学”这一概念时指出,“社会主义事业,它是人民的事业,不能因为它要有党的领导,就把它说成是属于党的。文学艺术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党需要对这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发展方向进行正确的领导,但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许多事情,不是在党的直接指挥下,经过党的组织就能够完成的,而是要通过国家和社会的有关组织、党和党外群众的合作才能进行的。而且,有许多与文学艺术发展方向关系不大的事情,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干预。因此,不能把文学艺术这种广泛的社会文化现象纳入党所独占的范围,把它说成是党的附属物,是党的齿轮和螺丝钉。”又诤诤告诫道,“党的文学这种说法的含义是不清楚的。把文学这种社会生活现象完全纳入党的范围是不合适的”。胡乔木是站在“党的文学”从延安时期的形成、发展再到转换为“国家的文学”后所带来的沉痛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说出这番话的。逆向观之,即可理解后期延安文学或整风后的延安文学及共和国成立后30年文学的真正面貌及其历史走向之必然了。

三

延安文学研究,绕不开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所体现的是当时一个革命家、政治家从他所领导的政治革命的利益的角度对他所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家提出的要求,而不是当时的文学家、艺术家从自身文学创作的角度对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文化环境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两个角度并不是完全重合的。但是,文学艺术并不仅仅是服务于政治家和革命家的,而更多的是面对读者,面对整个人类、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的,是直接作用于广大读者的内在精神需求的。越是伟大的文学家、艺术家,越不仅仅停留在政治实践的现实需要上,而是更关注人的内在精神需求。在这里,就有一个当下的政治实践和长远的精神发展的差异和矛盾的问题。“文革”前,将《讲话》提高到文学艺术圭臬的高度,所忽略的恰恰就是文学艺术的这种独立性、文学家与艺术家的内在精神追求,而离开了这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就只能跟在政治实践后面对政治实践做程序性的过程描摹,也就失去了文学家、艺术家独立创造的更广大的空间。革命家、政治家要有所承担,文学家、艺术家也要有所承担。正是这种承担意识,才能赋予文学艺术以思想的厚度和艺术的厚度。我们对《讲话》也需要进行重新的感受和认识。

参考文献:

[1]杨义.关于现代文学史编撰的几点随想[J].中国文学研究,2000(3).

[2]吴立昌.重评基点和论争焦点——现代文学论争两”点”论[J].复旦学报,2003(6).

[3]胡乔木.胡乔木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康濯.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小说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