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登平

摘要: 思归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有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其实在《诗经》时代就已经开始形成。本文试从恋家情结、厌战性格、孤寂情怀等三个方面分析《诗经》中思归诗产生的原因及其文化意义,并经过以后的不断地积淀、融合,丰富了思归母题的内涵。

关键词: 诗经;思归;恋家情结;厌战性格;孤寂情怀

中图分类号:I201.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31—0177—02

周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和定型的重要时期,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点有许多都是在西周开始形成的”,“周代的文化与周代的思想已经型塑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1]。而孕育并产生这一时期的《诗经》必然流淌和隐藏着母体文化的特质,即我们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浓缩。

我们在阅读《诗经》的过程中会发现,多处有思归的描写,而这种思归的描写就是这种母体文化的一种体现,它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是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凝合了先民的心灵体验。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思归这一符号化了的意象进行深层次的解析,以便更好的把握《诗经》的精神。

一、恋家情结—对“乡土”的眷恋

对于我们每一位中国人来说,都有对“家”的依恋。“家”是心灵的港湾,当我们心灵受到触动,或孤独,或挫折,都会寻找“家”进行安慰,即使由于种种原因而离开“家”的,都会寻找机会返归故里或者构建自己的精神家园。这种对“家”的依恋不是从现在才开始,而是在原始思维中就已经出现,例如对祖先的祭祀、图腾崇拜等都是我们先民对自己身世的一种探寻和确认,他们这些探寻和确认的行为已经是“思念故土”的萌芽。而到了《诗经》时代,先民们懂得了以诗的方式表述出对家乡的思念,如《桧风·匪风》那么是什么原因使我们对“家”如此的依恋?

1.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家国观念。周代开始创立的宗法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天子是以长子的资格继承王位,是为大宗;其他皇子封为诸侯,是为小宗;每世的诸侯也是以嫡长子的身份继承,是为大宗……这种“金字塔”式的分封,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家族;与其说是君臣,不如说是父子。正是这种家族式的国家即家国一体对于臣民具有更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小雅·采薇》是一首征讨北狄的战士在归途中所做的诗。诗中描写了岁暮不能归家,“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内心非常痛苦,“忧心烈烈”、“忧心孔疚”,表现了思归不得的苦闷。造成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外敌入侵了自己的家,“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正是这种家国一体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使这位战士为了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中,不得不先保卫自己的宗国。正因为如此,诗中表现了这位战士的同仇敌忾和热爱自己的邦族,保卫家国的激情。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为什么具有如此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以孝为核心的亲情观念。《诗经》中对家的依恋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对祖先的崇拜、祭祀、对父母的孝敬、依恋,即以孝为核心的亲情观念。《论语·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这不仅仅是伦理“孝”的要求,更是一种亲情的关怀。“孝,作为一种情感,首先是建立在亲情之爱的基础上的,并进一步做到尽心和顺从。”[2]

《小雅·四牡》这首诗反映了作者整天为王事奔波,不得休息,“王事靡盬,不遑启处”,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首先不是叹息自己的艰辛苦累,而是忧思无法回家耕种土地,赡养父母“王事靡盬,不遑将父”,故伤痛异常,呼天长号“岂不怀归,是用作歌,将母来谂。”这虽然含有伦理道德因素的情感,但它是建立亲情之爱的基础上的。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重视人伦亲情的国度,对“家”眷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浓浓亲情的眷恋,正是“家”这种具有浓浓亲情的象征符号吸引着无数游子的思归。因此,“由对故土的眷恋而产生的对家人共同生存的期望,既是中国人最为根本的本性与本质的关系,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情感需求。”[3]

3.以农耕社会为基础形成的安土重迁心态。《汉书·元帝纪》:“安土重迁,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愿也。”周代是以农业发展起来的氏族部落,“周王室的始祖是后稷,后稷乃是农神或农官之称。周人推他为祖,则周氏族必是以农业兴起的。”[4] 在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农业民族对土地的依赖远胜于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被束缚于土地之上,从而使我们的先民习惯于在故土从事周而复始的自产自销的农业经济,不能离开给他们提供食物的土地。这种农耕的生产方式就把人的生活、生长和土地紧密的联系起来。“与此同时,诸如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落叶归根等话语反映出农业社会要把人类束缚于大地而建构出来的一种归根心态。这种心态一旦建立起来,你就不能离开生你养你的地方,即使你迫不得已离开,你也会想尽各种办法加以弥补。”[5] 正是这种对土地依赖的归根心态促使了安土重迁心态的形成。《小雅·黄鸟》这是一首流亡异国者思归的诗。朱熹《诗集传》“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流亡异国者受到剥削,“黄鸟黄鸟,无集于榖,无啄我粟”;因而离开自己的土地就无法生存,“不我肯毂”;想回到自己的邦族中,“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当自己因种种原因流亡异国无法生存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邦族”,这就是一种对故土的依赖,也是我们民族文化性格中的安土重迁心态。

二、厌战性格——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周代是以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过的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已经习惯于这种自然经济所带来的安宁与平静。钱穆先生在其《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前言中云:“人类文化,由源头处看,大别不外三型。(1)游牧文化;(2)农耕文化;(3)商业文化……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对于游牧民族来说,他们的生产不能满足自己的生活,不得不向外扩张。虽然我们的先民不善主动扩张,但是面对外敌的入侵,我们只能被动的去防御。

《小雅·采薇》展现了诗人对战争的感受。“曰归曰归”这种思归情绪的产生正是由于对战争的厌恶,但由于外族的入侵,扰乱了自己的平静而安宁的生活,“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自己不得不防御,恢复和捍卫自己固有的生活。《小雅·出车》“岂不怀归,畏此简书”,也是因为战争的盟书,使自己不得而归,影响自己宁静的生活,不得已而出征“自天子所,谓我来矣”。这些出征的战士厌倦了行役的生活。《豳风·东山》“制彼衣裳,勿士行枚”正是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诗经》中,还有很多诗表现了因战争所带来的艰苦生活以及造成的种种破坏。《豳风·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写出了征役生活的凄苦。其后“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畽鹿场,熠燿宵行。”出征多年,家园也因常年战乱不息、徭役不止变得荒凉衰败、惨不忍睹。尽管家园变得如此荒芜,征人的思归心情依然强烈 “不可畏也,伊可怀也”。《邶风·击鼓》“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足以表现战士的涣散,并无斗志,而且“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表现出了战士因战争使夫妻远隔久别而产生的怨愤之情。在《王风·扬之水》中尽管没有表现出独戍异地的怨思,反而责怪思念之人没有和自己一起戍守“彼其之子,不与我戍申”,更衬托出独戍之人对这种战乱生活的怨恨以及对团聚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在《诗经》中并没有表现因土地的扩张或财富的掠夺所带来的喜悦,相反却表现出来的对战争的种种怨愤和厌恶,这正是我们以农业为主的农耕民族的厌战性格。这种性格正如钱穆先生所云“然人类生活终当以农业为主,人类文化亦终必以和平为本。故古代人类真诚的文化产生,即在河流灌溉之农耕区域。而将来文化大趋,亦仍必以各自给足的和平为目的。”

三、孤寂情怀——对心灵家园的探寻

“家”是安全、温暖的象征,作为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因为在外不得志,加之生活上的艰辛和失去依归感所产生的孤寂情怀,这无疑会对家产生向往,这也是思归情绪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小雅·小明》是一位官吏自述久役思归及念友的诗。这位官吏至“艽野”行役,吃尽苦头“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而且诗中强调是单独在外行役“念我独兮,我事孔庶”,他思念朋友,想得“涕零如雨”、“ 睠睠怀顾”、“ 兴言出宿”。正是因为他孤独的在外行役,吃尽苦头,这种由行为上的孤独引发成为精神上的孤独,并给他带来了无数的苦闷和忧虑“心之忧矣”。但又归家不能“岂不怀归?畏此罪罟”、“岂不怀归?畏此谴怒”、“岂不怀归?畏此反覆”,才产生了思归及思友的情绪,因此,与其说是在思归及思友,不如说是在探寻温暖、具有依归感的心灵家园。

思归这个文学主题在《诗经》时代已经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且已经开始作为一种文学母题不断的发展、积淀。“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这是屈子对思归的感慨,鸟兽如此,何况人乎?而且“将思归的主题从亲人之念提升到了人生价值的思考”[6],“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这在思想深度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杜甫的《登高》将古代游子的羁旅之思表达的淋漓尽致,成为乡思旅愁的典范。随着后世不断的积淀,在思归的主题中,“飞鸟”、“归雁”、“杜鹃”、“孤鸿”等一系列的意象随之诞生,愈来愈凝练、愈来愈典型,将思归这一文学母题表现的愈来愈动人。

参考文献:

[1]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7.

[2]褚斌杰.儒家经典与中国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211.

[3]聂永华.《诗经》亲情诗的文化蕴含与文学母题[J].郑州大学学报,2005,(38):6.

[4]童书业.春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4.

[5]叶舒宪.神话意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57-158.

[6]王立.文人审美心态与中国文学十大主题[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3:370.(责任编辑/ 陈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