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旭

站在先人古老的塬上，我哭着把你祭奠。这里，断送了多少个梦想，如今都化成飞烟。摇滚歌手郑钧在《苍天在上》这首歌中如此描绘西安，他与另两位摇滚歌手许巍、张楚都出生于西安，而张楚更是中国摇滚音乐界的代表人物，不过，这些听着秦腔长大的摇滚歌手，他们发自灵魂的呐喊，都来自于背井离乡、寻找梦想的苦痛。他们，犹如掠过西安青空的野鸽子，忧郁的身影映在这古老皇城的青砖碧瓦上。他们，描绘出了一个现代性古都的落寞和失意。他们，是西安城中有些异类的锐客，在他们的眼中，西安的摇滚和秦腔一脉相承，生存艰难的西北高原，西安城里一个个逝去王朝的模糊背影，这些元素都让西安的秦腔和摇滚带有浓郁的挽歌色彩。于是，摇滚乐里掺杂了秦腔歌者的狂飙和秦腔的曲牌，秦腔老调更成了摇滚乐的新元素。在摇滚乐队“秦乐队”的单曲《寒窑》中，秦腔中的“碗碗腔”与布鲁斯融合了。西安是个流动的城市，生活的压力曾经湮灭了许多人的梦想和追求。理想主义者的空间，是在前程茫然的路上。张楚、郑钧、许巍，以及许多不知名的摇滚歌手，他们便如野鸽子一般，抛开西安，远飞他乡，可是身上的色彩，依然与西安的城墙一般无二。但另外的一些锐客，选择了留下，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在生活的煎熬中努力地实现自我，并在宣泄中得到愉悦。

蛋壳屋酒吧

我在下午时分来到南门外的蛋壳屋酒吧。这家酒吧我是在一个搞行为艺术的朋友嘴里听到的。这个朋友的行为艺术是戴上防毒面具挤公交车，这行为发生在“非典”以前，但好像没引起什么轰动或反响，媒体的朋友倒觉得这人有神经病，照片见报与否我就不知道了。后来在一帮闲聊的朋友堆里，我又听见一个行为艺术者说要和一个女研究生在酒吧里喊着口号做爱，另一个朋友就说：“你想入非非，既想受活又想行为艺术！”

不过话也说回来，正是这些“有点乌烟瘴气”的行为，给了西安一个现代解释，那就是“宽容”、“多元色彩”。

我在午后的阳光里来到蛋壳屋，这蛋壳屋酒吧的周围是儿童的乐园，白天很噪杂，而酒吧里却很安静，木格子窗户阳隔出另一番天地，门边树立的MUSIC MAN酒吧的字样很跳很抢眼，推开带铃铛的门，一辆很久未骑的哈雷摩托车依然散发着金属的魅影。吧台在阳光的透射中明暗相间，一个女孩赤脚穿着拖鞋睡眼蒙胧地迎过来，脚下的啤酒瓶盖被踢出了响声，瓜籽壳也发出了迸裂的声音。在一瞬间，我感到颓废的气息弥漫开来，淹没了女孩和整个幽静的酒吧。女孩告诉我她叫李甜，她穿着一件男孩的运动装，她说：“你随便坐，我要洗脸打扫卫生了。”

没有人管我，我随意坐在短沙发上，看那女孩叠被子。她告诉我：“两张高靠背椅子一合并，就形成了一张床，大家叫这张床‘棺材，晚上就在‘棺材里睡觉，昨晚三点半打烊，所以现在才收拾‘棺材，要听摇滚，晚上10点来吧。”

细细看看这间酒吧，才知道名实相符，从墙壁到天花板，全镶嵌着装鸡蛋的那种壳子，大量地排列起来，凹凸得很别致。墙上还贴着关于摇滚乐的历史，以及“垃圾摇滚”的介绍，当然也少不了摇滚名人崔健的照片，还有酒吧主人摆pose的照片。

当晚9时，我见到了酒吧的两位老板：贺小强和杨谦。谈到做酒吧的初衷，他们告诉我，流浪歌手的日子已经让人身心疲倦，原来的商业演出是为了生存和糊口，其中有太多的痛苦，回到煎熬人的家乡——西安，在其他的酒吧听摇滚或者玩摇滚却有“脏”的感觉，索性大家凑钱自己做酒吧，“谁也别给谁装艺术家”，把西安给予的灵感和感悟用原创音乐的方式展示出来，虽然未成气候，唯美的光辉却在斗室中闪烁。今年的情人节，小小的酒吧里挤满了人，四个乐队轮番来这儿演出，在这里，歌手可以唱自己的歌，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酒吧里摇曳的烛光下偎依的恋人、宽容的听众，经得起摇滚的狂风暴雨，震颤的心灵会和鼓点一样昂扬。

贺小强和杨谦是同学又是战友，都是文艺兵出身，当兵前贺小强喜欢美术，名画家刘文西还给他带过美术欣赏课，后来年纪稍大，贺小强意识到音乐有更多的亲和力，具有更多人气的刺激，所以他选择了音乐作为自己的追求。在西安呆了这么些年，来自家庭、环境的压力很大，但重要的是，西安给了他们扎实的根基，给予他们接受新事物的宽广的胸怀，所以他们感谢这个老建筑和古树越来越少的城市，留给了他们自由自在的挥洒空间。

每夜蛋壳屋都是人流不断，客人并不太多，但老外和中年人也常常光顾这个外表并不起眼的酒吧。夜幕渐浓的时候，酒吧的歌手会登台劲歌，在这个摇滚俱乐部里，酒吧的元素被这样注解：野兽＋啤酒＋美女=酒吧。女歌手肖菲，对于酒吧的老板来说，她给予的，除去义演，还有爱。当然，有佛缘的光头张痴，也给酒吧清谈的人提供着智慧较量的机会，粗犷的歌喉颇受美眉的欢迎。

对了，还得说说酒吧门口的那辆哈雷摩托，这摩托的主人是“西安最大的朋克”，名叫李群涛。李群涛有一次去饭店吃饭，对饭店老板说：“你信不信我能咬死鱼缸里的那只大鱼？”老板颇感意外和不屑，李群涛捋袖上前，从鱼缸里抓起一条二尺长的大鱼，张口咬住鱼的脑袋，可怜那鱼被咬得眼珠暴凸，当时毙命。老板与众人面面相觑，李群涛将鱼往地上一扔，说：“给哥几个煮熟了端上来。”李群涛也是酒吧坚强的支持者，但我却未能在酒吧见到他，只是听贺小强说，李群涛一唱秦腔摇滚，能唱走两桌客人，可是光顾的客人中老有人自不量力地要点李群涛登台一展歌喉。

“野骆驼”王斌

在蛋壳屋酒吧，贺小强给我介绍“西安搞越野做得最大的王斌。”我说我知道但没见过人。和王斌握手，他的手很硬。坐在角落里，王斌和西安国旅的一位导游似乎在策划着下一次进藏区的行程。

我和王斌谈起了他经营的“野骆驼茶秀”，王斌有些黯然伤神，他说他已经退出了，合伙人与他的想法背离，他说去年丢失的太多，野骆驼茶秀算不了什么。他幽幽地说：“女儿走了。”王斌的女儿去年16岁，却得了白血病夭折了。女儿很想坐父亲的北京吉普去看看父亲迷恋的青藏高原，可是这个愿望却成了永远的遗憾。王斌在女儿最后的日子里，驾车去过秦岭深处，在那茂林深处，女儿对自然有着无法抑制的贪恋。烛光中王斌的眼睛闪烁着泪光，这个被视为“苦苦追求的锐客”难掩心中的苦痛。

而今，失去女儿的王斌要振作起来，做一家“越野酒吧”，追求理想化的生活，驾车探索四条进藏公路，并用DV记录沿途的风情风物，告诉生活在城市中的人那儿人们的生存状态。

“每次出行都是生命的延续，”王斌对我说。：“女儿在日记中写道：‘不能做一个崇拜人的人，而想做一个让人崇拜的人。现在，自已成了女儿未竟理想的托付人。”对于47岁的王斌来说，他愿意做一个“心跳加速的人”，愿意帮助女儿实现心中理想。其实这也是王斌找回自己的过程，讲述“车轮脚下发生的故事”的过程。

8个半酒吧

在蛋壳屋尚未兴办之前，8个半酒吧曾经是摇滚人的最佳乐园，它藏在地下的防空洞里，涂鸦的色彩跃动在幽深的走廊里。它曾经是西安摇滚乐现状的最好注解：西安无法让歌手活得滋润，摇滚音乐，更是只能以“地下”的面貌出现，混迹在酒吧、地下通道和防空洞里。

西安城里有“地下”摇滚歌手千余人，零零碎碎的将近30只乐队，这些年轻的歌手们差不多都是学生，他们标榜前卫、自由和崇尚个性，却要靠房产会、商品促销会来维持生计。一些来自美国、德国的留学生，对这些操着西方乐器唱着东方音乐的摇滚群体充满了好奇，在加入这个行列之后，西方青年才知道彼此心心相印，大家都有迷惘和烦恼，唱自己的歌，谱自己的曲，嘈杂狂放的乐音，一切只为了抚慰喧嚣中的心灵孤岛。其实西安只有一个理智的外壳，青砖垒砌的城池，似乎显得庄严肃穆，缺乏亮丽的色彩。可是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却都是人们释放热情的空间，蛋壳屋、8个半酒吧，其实都扮演着喧嚣空间的角色。

可是当我来到8个半酒吧时，它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酒吧，没有了防空洞的空间，这间酒吧已经变得逼仄和冷清。吧台上的几个年轻人告诉我，听摇滚需要很长的耐心，只要你想听，在这个地方你还是能听到。

喝酒吗？不喝。抽烟吗？不抽。聊天吗？没有伴儿。那么，走吧。我在下楼的时候，昏暗的灯光下，一首“床前明月光”吸引了我的目光：“朋友苟明军/写诗/是诗人/有一年他坐在重庆的监狱里/为了向一个小偷/证明自己是一个诗人/他背诵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小偷认为/如果能背诵床前明月光/就算是一个诗人/那么我也是诗人了/但那显然是不正确的/小偷打了苟明军/因为他欺骗了他。

张楚在十多年前将摇滚乐的种子播在了西安，摇滚以及摇滚的精神从此便怒放在各种各样的酒吧、迪吧里；每一个拥挤的舞池里，人们都在和着摇滚乐的节拍，手舞足蹈，一同分享着宣泄的快乐。

这个城市的边缘，冰冷的水泥建筑中逸出的摇滚乐声，戛然而止的呼号和琴声，和那从胸腔中吼出的秦腔，夜夜响彻于西安的市声之外，它刺破西安古城矫饰的面孔，将现代西安的另一面本真地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