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炜东 赵 群

摘要:文学的社会批评模式其余这种信念:文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研究这些关系可以形成和加深对文艺作品的美感反映。把艺术和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是很自然的,这对于现实主义流派来说,或许是本质的。用社会批评模式来看艺术作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模式;费边主义;辨证唯物法;现实社会环境;社会价值

肖伯纳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生前就获得了“中产阶级”的代表的称号并得以普遍承认。无论在他的祖国还是在北美,肖伯纳的作品中的人物和语言例子在许多方面是令人深思的,从一个方面表明了资产阶级这个阶层所抱有的的幻想是非常强大和持久的。资产阶级对现行的社会制度极为挑剔,并且急于改变它,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因为资产阶级深信人是生而自由的。

肖伯纳早年是无政府主义者,素食主义者,费边主义人士,后来变成了社会法西斯主义分子,最终成了一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者。他的乌托邦理想在《回到麦修斯拉时代》(1921)一剧中有详细的阐述。麦修斯拉是古人的乐园,古人成天在那儿思索,无视于活泼的年青一代,这些年轻人在积极从事于科学和艺术的创造活动。

随之,肖伯纳揭示了他那典型的资产阶级牌号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也谈到了它的弱点,表明了沉思冥想占据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人在沉思冥想之际总是独自一人,不与别人合作,完全沉溺于个人的天地。于是,按照他的资产阶级思维逻辑,无疑达到绝对自由的境界了。他憎恶现代科学,并不是因为现代科学可能对人类造成的不良影响,而是憎恶科学的实质,科学的社会功能,以及科学的积极创造作用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一切益处。“知识分子”总是企图用“单纯”的思考去征服现实。他们认为沉湎于想像中,人们便可以寻找到归属或者获得神奇的力量,从而在思想上征服现实,这种想法是人类的固有弱点。这是“纯理论”家,预言家、神秘论者和形而上学者的共同特点。肖伯纳仍然相信,从他的柏拉图式的心灵里,能引出治理世界的纯粹智慧——单靠辩论和三段沦法而不通过社会实践,就能铸成一种新的更高的意识。

一般说来,他不承认知识的社会性。因此,我们对他的思想体系有这样一个印象:他像一位聪明绝伦的医师对生命提出了种种说教。

相信行动可以没有思想,这是蛮干,相信思想可以脱离行动,这是幼稚。思想要引导行动,必须从行动中学会如何去引导它。存在历来先于知识,知识是从存在中引伸出来的。

由于他相信个人的思想万能,他的剧本大都缺乏真实的人性,因为它们把人视为纯理性的动物。社会,包括工场、建筑物以及一切有形物质实体,是随处可见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社会意识,一个汇合了包括各种非理性的、无意识和不可名状的范畴。

正因为如此,肖伯纳可谓是一个理性的精神贵族。他剧中的人物个个都能侃侃而谈,直抒胸臆,有时甚至唇枪舌剑。这些人物能否站稳舞台不要紧,关键是他们必须是思想家。像肖伯纳认为的那样,即使在真实生活中是一个强有力的令人畏惧的人物(如《巴巴拉少校》一剧中的“军械师”),也必须是一个雄辩家,才有可能在舞台上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但是,只有思想不足以推动世界,我们从“想像的”、“非理性的”艺术中认识到了这点:艺术必须诉诸人们的经验,必须在感情上引起人们的共鸣。肖伯纳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军事家,艺术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都擅长于资产阶级式的雄辩。这很自然地反映在他的无产阶级人物身上。《巴巴拉少校》(1905)剧中的那些无产者,全是些漫画式的人物。同《人与超人》(1902-1903)剧中的司机一样,只有经受“教育熏陶”,他们才能受人尊重。肖伯纳的乌托邦是凭空捏造的世界,在那里,执政者是一批知识官僚。这样一个世界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在共产主义世界里,人人都是主人,知识分子不再脱离实际,他们努力向有觉悟的工人学习,工人也同样从知识分子那里得到思想指导,知与行之间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之上,架起了一道桥梁。

肖伯纳早年曾读过马克思著作,曾幻想由觉悟的中产阶级来拯救社会。尽管马克思向他揭示了资产阶级生活的腐朽和虚伪,肖仍不承认有必要由一个赋予未来使命的阶级来推翻这个腐朽的阶级。从那时起,肖伯纳便开始和自己作对了,并自那时起被认为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资产阶级超人。

他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中产阶级家庭,家道凋零,社会地位难保,抱负不凡的肖伯纳自幼就感到必须重振家业,恢复往昔祖上的荣光,成年后便到伦敦,以求一搏。但由于他有弹钢琴的天赋,穿上西装革履,居然也挤进了肯圣顿的上流社会圈子。可见,面临成为无产者的危险,他紧紧依附资产阶级,同样,阅读马克思著作时,遇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难题,他拒绝接受而倒向了费边主义——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传统和社会地位的观念在他身上作怪。

这个事实决定了他的思想意识,也决定了他的艺术。 正是因为肖伯纳读了马克思著作,他明白解要决这个问题需要克服许多基本的矛盾。因此,他的剧本充满了故意安排的对话和让人产生疑问的结局,并以幽默甚至怪诞的手法来回避现实。他会回避,会批评,但就是不积极采取行动。这实际上影响到了他批评的力量,回避却成了他的积极武器。但如何改变制度呢?肖伯纳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没有必要指责肖伯纳;身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他也无能为力。他无法明白,资产阶级再“聪明”也注定要灭亡,工人阶级再“笨拙”,终将在旧的废墟上建立新的文明的进程中,发挥其创造性的作用。要在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的话,肖伯纳自然更倾向于有光辉文化传统的资产阶级,而不屑与贫困无知;缺乏理性”的“粗人”为伍。

因为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在他内心深处,他对资产阶级的未来是缺乏信心的。这一抉择,加上他的阶级和经历的局限,导致了他的困境。他难以真心诚意地相信费边主义可以振兴资产阶级。因此,他的剧本越来越显得苍白无力,结局不了了之,文明不是“搁浅”便是被置于“苹果车”中。生命力的信念成了唯一的慰藉,使他不可避免地走向乌托邦(《回到麦修斯拉时代》(1921),或者像在《圣女贞德》(1923)一剧里,他回到资产阶级具有创造性的进步时期去寻求安慰,贞德被描写成为一位在中世纪垂危时期的具有资产阶级个性的女英雄和预言家。在剧本《伤心之家》(1919)里,他直接描述了契诃夫式的超脱和虚幻。

在暴露资产阶级弱点方面,肖伯纳起了积极的作用。他揭示了资产阶级文化的腐朽,但同时又把未来的期望寄托于它,只不过无论是他自己或是他的读者都不相信这会成功。因此,他象征性地代表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知识阶层,既为之感到羞愧又对它丧失信心。他起的积极作用在于,他作为失败和绝望势力的一员,促进了曾经盛行一时的资产阶级世界的衰败。他们总是在捍卫自己的自由。这使他们很可悲,但又不可称其为悲剧性的人物,虽然他们感到绝望,但自身的幻想的破灭所造成的结果。一代巨匠,却也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超人。

参考文献:

[1] Richard Burton: Bernard Shaw: The Man and the Mask.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16.

[2]张明爱: “肖伯纳的创造进化论” 《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四卷第三期。

[3]张世红:“肖伯纳戏剧中的荒诞因素”《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第三期。

[4]Augustin Hamon: Twentieth Century Molière: Bernard Shaw .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