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淑娟

摘要: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家,也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她的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乱世之中都市人的生活。 其作品弥漫着浓郁的悲情色彩,形成了独特的苍凉悲怆的审美风格,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独树一帜。本文试图结合她的身世背景来探讨她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

关键词:苍凉;落寞;张爱玲;文学创作;风格

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外交困,“时代在破坏中”。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主流文学普遍关注阶级斗争、民族矛盾等社会大方面。而身处沦陷区的张爱玲却站在潮流之外,不去描写抗日气氛,不去反映民族情绪。而脱离主流,津津乐道于大时代背景下平庸的男女故事,从日常生活和婚姻家庭关系角度审视人生百态,透析人性,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她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她的身世和经历密不可分。在她的代表作《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以及《金锁记》中,我们可一窥端倪。

一、悲观的人生态度,悲剧性的审美意识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评价“张爱玲是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可是又是一个活泼的讽刺作家,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一个忠诚又宽厚的历史家。”纵观张爱玲的身世经历,本身就是一部苍凉哀婉的女性传奇:她是名门之后,清末著名的“清流派”代表张佩伦为其祖父,而李鸿章则为其曾外祖父。其父为封建遗少,母亲是新派女性,两次赴欧留学,后与丈夫离异。张爱玲的童年就是在这样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度过的。而家庭对她来说影响是巨大的:残破的家庭、冷漠的亲情形成了张爱玲孤僻、冷傲、内向的性格。这对其创作心态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安意如对此曾做过这样精辟的诠释:"爱玲所以苍凉,是因为她站在亲情的废墟上,而她骨子里难以排解的忧伤又不时让她惘然。”

幼年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的失落感,形成了张爱玲深刻的悲剧意识,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悲情艺术审美感和创作观。在她的作品中,艺术氛围是苍凉的,人物的心境也是苍凉的,她营造的艺术世界 “仿佛华美纷坛的人间悲剧在废墟上上演,没有灯光,只有惨白的月光,没有热闹的音乐,只有一支幽咽的短笛吹奏,等到剧终人散,留下的仍是旷古的荒凉。”“苍凉”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基调,其作品时时处处渗透的是作者令人彻骨冰凉的悲观,衰颓时代所独有的悲哀和深刻的苍凉感,在她的作品中淋漓尽致的表现了出来。

在其笔下,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触目皆是:代表作《金锁记》中,因为七巧的横加阻挠,长安不得不放弃上学,张爱玲描述她的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倾城之恋》中“胡琴在万盏灯的夜晚咿咿呀呀拉过来拉过去,拉着‘说不完的、苍凉的故事”……张爱玲通过这样不厌其烦地描述人们在现实面前的一次次失败,欲望的一次次破灭来宣示她的悲剧的人生观。而悲剧性的生命意识使得她笔下的世界充满了悲剧感、苍凉感、荒诞和畸形,这样的写作风格。使得她的文字满目疮痍却充满奇异。

二、既大雅又大俗,既传统又现代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又一风格。

有人把张爱玲大雅大俗的文学创作风格解释为“古典小说的根底”和“市井小说的色彩”,非常贴切。一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与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传统章回白话小说之间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她继承了传统古典小说的创作手法和韵味;另一方面,受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张恨水和新文学实力派代表老舍创作“通俗化”的影响,她的作品又体现出世俗化和通俗化的特点。尤其她在通俗的情调中加入了西方的文化元素,这使得她的作品又具有了现代的气息,“旧小说情调”与“现代趣味”巧妙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新旧交织、雅俗共赏的“张氏”文学风格。

张爱玲既雅且俗、亦中亦洋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她早年的家庭氛围和所受教育也不无关系:她所生活的那个由“鸦片和西洋古典音乐”交织的特殊环境,使她同时受到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和浸染:张爱玲的父亲作为一个风雅能文的封建遗少,给了她古典文学的启蒙。张爱玲自述三岁背古诗,七岁写小说,八岁看《红楼梦》,十四岁便发表了“行文运用却如出自‘红楼一家”的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足见她受中国传统文学的浸润之深。幼时的熏陶,使她钟情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情趣, 自觉地将《红楼梦》的艺术手法融汇在自己的创作中。四十年代,她的代表作《金锁记》表现出的“《红楼梦》风” 最为鲜明,而她的《花凋》则被看作是“现代《葬花词》”,她笔下最具代表性的女性群体形象、女性意识以及繁复华丽的意象,也全部是建立在传统文学基础上的。可以说,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是建立在其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旧式生活习俗的熟稔基础之上的。

在张爱玲的创作中,还沉淀着浓郁的现代人生体验。幼时母亲西方化的的生活情趣及艺术品味对她的影响,就读教会学校和在香港大学所接受的西方文化的熏陶,以及身处的上海大都市现代文明的浸染,这一切都和传统的积淀一起融汇到她的文学创作当中,在她构建的文学世界当中:轮船、火车、汽车、电车、银行、酒吧、舞厅、摩登女郎、高楼大厦等现代时髦的东西和二胡,月琴,琵琶、梵阿铃共存,封建遗老遗少和现代摩登女郎共存,“新”和“旧”、“传统”和“现代”不断交织碰撞,活脱脱的演绎出旧时代“十里洋场”的一幕又一幕人间悲喜剧。

张爱玲就是这样巧妙的将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糅合在一起,在延续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生命的同时,又接受了现代文化的改造,创造了独属于自己的华洋错杂、古今融合、雅俗并举的艺术风格。

三、专注于男女情感的抒写,并擅长以此挖掘人性中的“恶”

两性关系是张爱玲文学创作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她认为:男女之情乃人之大欲,作为生命过程的重大现象,负载着深刻的人性内容,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两性关系和婚迎嫁娶是中心题材。她热衷于表现饮食男女、日常生活,而这种表现因作者悲剧性的创作意识而涂抹上了苍凉惨烈的色彩:她笔下的人物大多苍白、渺小,没有高尚的情操,没有善良的心,也没有质朴、憨厚的性格,只有在物欲、情欲、性欲的倾轧下,呈现出来的孤独、冷漠、猥琐、屈服、沉沦甚至自甘堕落。她的言情中散发的多是浓烈的人生苦涩。

“生在这个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张爱玲的独特心灵造就了她独特的文学创作:童年所目睹的父母的不幸婚姻,在不幸婚姻的家庭中成长的不幸经历,以至自己成年后亲历的那段不幸婚姻,都使得她对婚姻、家庭以及女性的命运有着悲哀的深刻的洞见。在她的笔下,从没有出现过爱情的理想主义者,婚姻仅仅成为女性摆脱生存尴尬的“卖身契”,变质为买卖; 而纠缠在这个情感世界的男性则虚伪、自私和怯懦,欲望幽灵的恣肆和金钱枷锁的无情成为这个情感世界的主题。她的作品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为摆脱生存尴尬,以婚姻作为谋生之道,成为情场上的赌徒和高级调情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一个新女性,却 不愿意过自食其力的生活,把上学当作嫁入豪门的资本,最终成为了一个“家养的妓女”,为了金钱和享乐而背弃了传统道德;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了金钱,甘愿卖身一个残废男子,在沉重的黄金枷锁的压迫下心理畸形、变态,从一个充满青春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的恶魔;《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振保,这个表面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在“大好人”的面纱之下,却自私好色、灵肉分离、表里不一、冷酷变态;在张爱玲勾勒的情感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一个由没落的家族、冷漠的亲情、卑劣的心理、变态的人格组成的病态社会,男欢女爱之下,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一览无遗。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纵观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我们不难发现,对悲剧性生活的认知是她小说艺术魅力的核心。这种渗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意识,使她的“说不尽的沧凉故事”,最终都成了 “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张爱玲以其独特的“苍凉”意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史上昭示了她不可忽略的存在。

参考文献:

[1]《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万象》杂志, 1944年5月版。

[2]《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 ,宋明炜,台湾业强出版社1996年版。

[3]论张爱玲的小说[M]. 夏志清,香港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83. 1。

[4]《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金宏达、于青编 1991年3月。

[5]《浅议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温玉霞,《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