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犁民

又是一夜大雪。

窗外耸立的大山一下子逼得更近了。像一个傻大个儿，一副岿然不动的样子。屋内报纸糊的板壁映着积雪，闪着幽微的光。我特意到百公里外的县城拍的一张照片连同一把我经常用的算盘，静静地躺在墙上。木板床上，零乱地堆放着杂七杂八的书。我知道，今天的报刊信件又不会来了。

大雪早已封断了山路。

乡政府的人都还在睡。以前这个时候，我恐怕刚刚入睡不久，要到太阳升到白岩山顶，我才会起来打水洗脸，然而今天却一早就醒了。这是全县最为偏远的一个乡，唯有一条类似于机耕道的公路通往山外。一遇大雪封山，便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

后坪坝乡政府坐落在莽莽大山的山窝里，房子是解放时从地主手中革命过来的。我的宿舍就在办公室后面，这是整个乡政府唯一一个专用的办公室。木地板踩上去吱吱咯咯地响，一张缺胳膊少腿，少说也有八十岁了的大桌子横在窗口，上面是一年四季难得响一回的摇把子电话机。从后面的门过去，一脚就踏进了我的卧室。

我没有朋友。乡场上分发报刊的邮递员是个邋遢老头，年轻时修公路把一只手给炸断了，一年四季戴一顶破帽，流着鼻涕。除了睡觉和做事，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那里。看那些从不同方向来的信件和人们订阅的各种报刊，看得最多的是《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它们拍打着翅膀从我的手中飞过，一天的时间便慢慢地过去了，黄昏把屋檐压得很低很低。

我庆幸这里居然还有人订《名作欣赏》、《诗刊》之类的文学刊物。随着它的主人，我找到了中心校的刘江华、刘军。中心校静坐在一片浓荫中，显得有些清高，它的楼梯比乡政府的还要陡峭。刘江华的木板床上也散放着不少的书。这使得我床铺上的那些书从此找到了交流的兄弟。他正在考研究生，都考了好几年了，就英语一门老是过不了。快30岁的人，乡场上的人都说，他怎么老是不见耍朋友，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第一次从刘江华那里拿走的书有《朦胧诗选》和《黄金国度》。偶尔，他写的小块文章在县报副刊发表了，几个脑袋埋在里面，然后一哄而散，说怎么写的全是我想说的。

做电器生意的雷飞是乡场上年轻人最羡慕的人。因为他有一辆摩托，想出山就出山，想回来就回来，出入镇上就像燕子一样随意。只骑过自行车的我第一次骑摩托就差点摔死在从县城回来的牛磺沟里。那是我采取非常手段筹集到的钱，相当于我不吃不喝两年的收入。而牛磺沟则是公路这条小肠在此打的一个死结，多少恐惧从悬崖直接跌落在它的深渊里。

这时候，乡里的摇把子电话已经换成了所谓的程控电话。可连接电话的线路仍然是铁丝，它在崇山峻岭之中奔跑，早就累得不再灵光了，声音还不如摇把子电话清晰，只不过是不再用手摇而已。又一次大雪封山的时候，我守在大桌子上，给远在各省各地的同学打电话，从黑龙江的伊春，到贵州的毕节，从宁夏的六盘水，到四川的凉山。有几次，我竟然打通了，然而，除了电流声，我再也听不清一个字。可我还是喜欢老桌子上这座红色的岛屿，我找来了一个小电话，接了条分线进我的卧室。尽管它跟那条公路一样，坎坷而阻塞，对我来说，它却未尝不是另一个出口，另一条道路。每每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躺在床板上，思绪便循着它飞过千里万里。我知道它跟我一样没有入睡，在深夜里支着一颗巨大的头颅。

那天夜里一场大雨冲毁了窗外的土墙，露出了一段腐烂的棺木。第二天夜里便有人悄悄来窗外吓我了。他不知道我和我的电话机一直没有入睡，听着他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其实我明白，他不是想吓倒我，他只是睡不着，想找人聊聊而已。整整一个冬天，我都在食堂的自来水龙头上冲澡。自来水是直接从深山里引来的，寒冷刺骨。北风从稀疏的木板壁缝灌进来，我的青春和热血也随着哗哗地流淌，流出屋外，然后冻结……

此刻，我坐在县城自家的房屋中，在电脑前敲下这些文字。刘江华早已考上研究生远走高飞了，他的《朦胧诗选》和《黄金国度》还插在我的书架上，双翅收拢，失去了飞越千山万水的雄心壮志。屋外又是大雪封山。县城有至少五条通往外面的高等级公路和高速公路，还有一条铁路。我心静如水，早没有了躁动和不安。内心的火焰，也已停息。尽管我知道，相对于大都市而言，我所在的县城也只不过是个小小的乡场而已。

我还是时常想起那条通往后坪坝的山间公路。闭上眼睛，就能想出它的每一个泥坑和弯道。梗阻。绵密。细长。仿佛莽莽群山的气管，在白雪和浓雾中，艰难地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