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立

临时搭起来的宿舍里，住着大哥和他的同事，共八个人，通铺。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拥挤来，若在晚上休息，一定是被子挨着被子，鼾声挨着鼾声。甚至，这一排房子因为过于低矮，石棉瓦顶棚会在他们的鼾声中，像胸脯一样起伏。他们没有一个不打鼾的，只有这样，说明他们这一天工作得很踏实。这一群人，心里装着远在农村老家的老婆娃娃和几亩薄田，踏踏实实地干上一天活。心里计算着每天的收入，就能枕着家乡安稳入睡。

这是一片集中开发的商品楼，几百亩曾经绽放着油菜花的良田，很快淹没在钢筋混凝土之下。大哥不善言谈，很少说起工程队的事情，但他说起过那块地，当时，他的神情宛若麦田丰收在望时遭到雷雨袭击：“可惜得很。”我们都觉得可惜，但谁也阻挡不了城镇化的步伐。大哥几乎常年生活在外，据说，他的管道工手艺是他所在的工队里最出色的。我所居住的房间里，每年冬季供暖时，摸着那些发热的管道，我就会想起他。当供水管有了毛病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他。近几年，电视上播放的不是安全生产事故，就是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事情牵动着父母的心。我很少出远门，偶尔到市里去，因为担心花费大，总是来去匆匆。这次，要去的地方正好是大哥施工的城市。父母求我似的，说，你顺便看一看你大哥吧。

拉煤的车跋涉近200公里，在进入市区的路口甩下了我。这时节，已经过了中午12点。我匆匆吃了一点东西，赶紧去找那家名称带有“政”字的单位。我竟然不知道大哥是给哪家单位施工。尽管临行前，父母一再转述大哥说给他们的地理特征，但我还是搞错了。在城市，许多建筑和路口孪生兄弟似的，十分相像，加之建设单位名称不详，使父母的转述失去了参照性。找吧，政府，市政局，邮政局，挨齐儿找过去，怎么会找不到呢。

这是一个还算大的行政单位，镀锌钢管做成的栅栏围墙和穿制服的保安给人一种森严、庄重的感觉。我告诉门口的保安，我要找工程处，因去得太早，保安告诉我说：“他们两点半上班，准时得很。”是啊，这是一个正规单位，上班准时还用得着说嘛。我在门卫那儿写下我的名字和要找的单位名称后，在大院里晃荡，可没有发现我要找的工地。这家单位大楼的门庭两侧，摆放着龙舌兰和夹竹桃，它们的长势很好，高高大大的，差不多能遮挡住低矮的我。心里正想着这东西能值多少钱时，发现一间侧屋的玻璃后面有一张半老的面孔警惕地看着我，似乎待我折下一个枝丫时勇敢地冲出来，然后理直气壮地把我扭送到保卫科或公安局。有了这样一个判断，为了不招惹事非，我装作没有看见他的样子，马上离开了。我知道自己找错了地方。走出单位的大门时，保安喊住了我，要我在登记表上再填写离开的时间。他顺便问：“不等了?”我说：“这里没有施工的民工?”他一愣，立即一脸恼怒，说：“这么大的单位，你以为是建筑市场啊?”他的口音像是我老家一带的，我边解释边问：“你是Xx地人?”他不屑地“哼”了一声。我逃离。

我断定大哥必定在工地上，或许，他刚下班呢。再说，他不是个一有空闲就爱上街逛荡的人，他胆小，不敢上街。因此，他对于他施工的这座城市，除了工地，其他地方都是陌生的，缺少更多的描述和理解。这一点，几乎和我一样。比如我去过几次市里，但对它的标志性建筑、交通要道的名称，都不大记得住。即便是现在我居住的这座小城，多少年了，也没有走遍每块地方，几乎也是陌生的。后来我明白，这完全缘于城市对我的陌生和拒绝。1984年第一次进入小城，我16岁，手里攥着五角钱，在百货大楼的糖果柜台前，想买一颗我从来没有吃过的牛奶糖，糖拿了出来，一颗要八毛钱，我在那些女售货员的笑声中逃离了现场。从此后，我很少进入百货大楼，并且，没有一点儿逛商场的欲望。找到工作后，我身穿黄色上衣，走在街上，好多城市人的眼睛打量着我，以致那些平整的柏油路，被我走得坑坑洼洼。

我坚信我和大哥一样，是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去年的一天，老家捎来两袋土豆，我借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运回家后，在归还三轮车的路上，听见有女声在身后“喂，喂”喊叫，但我不知道她是在叫我。有路人说有人喊你呢，这才停了下来。我见她一脸的恼怒，内心慌恐不解——那么一位打扮入时的女人怎么会喊我呢。终于弄清楚，她是要我去家具市场为她运送一件柜子。我犹豫不决问，她不高兴地说：“不想去?一样给你工钱!”虽然从她的着装上看不出她是从乡下进城的新市民，但她浓重的方言总无法遮掩农村人的痕迹。事实上，这么多年，我已经学会了从一个人的走路姿势上判断他(她)的来路。对于她的责备，我内心是愉快的，用乡亲们的话说：“这娃娃还没有变。”

是的，没有变，百里之外的老家还有我们的自留地。麦黄六月，阳光硬了起来，空气里传递着收割前的不安。嗅着这个熟悉的气息，我不安了，大哥也不安了。那些小麦，是大哥亲手种下去的，他要在这个时节，经常打听村庄开镰的消息，并且要恰好赶在我家的小麦七成黄的时候请假回家，用很短的时间准备好镰刀、绳子、架子车，再用三四天的速度，将粮食收割归场。虽然因为请假，工程队年终要少发给他奖金或者福利，但看着码起来的麦垛，大哥还是满心欢喜。我不擅农事，尽管能做多少算多少，可看着太阳把大哥烘烤得又黑又瘦，内心就多了几分愧疚。

在小城里混了二十多年，总想着总有一天还会回到老家，跟着大哥去种地。这个想法，不是没有道理，我先后去过三家工厂，第一家、第二家都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倒闭，现在的这家，或许存在的时间也不会长久。我在一篇文字里记述过我从事的工作和2008年发生的事情。我从事的是文秘工作，除了按时回家，大多数时间里，我几乎像一只胆小的老鼠，蜷缩在一间小屋里，偶尔伸长耳朵听听外面的动静。东西两个窗户上的红绒窗帘将光线分解得稀疏、昏暗，那些拥挤在一起的档案柜以及堆放在外面的乱七八糟的文件、纸张，极像落满灰尘的画布上的静物。我常常躺在一张有些年代的圈椅上，阳光从门户上方的一眼玻璃中透进来，将我左侧的脸面照亮，这时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空虚的梦境之中。

2008年4月，办公楼北侧的一间房子里，住进一位从外地来的刘姓技术人员，从他勤奋的程度来看，他真的在帮我们解决什么技术上的问题。偶尔，他会在走廊里堵住我问这问那。他来公司才一个月，可却对职工人数、产品质量、市场份额等情况了如指掌，这一点叫我惊讶不已。余震不断的日子里，我经常在院子里晃悠。终于知道，企业要出售给外地客商。我对这条信息半信半疑时，有两个渠道证实这绝对不是空穴来风。一个来自于上级透露目前正在和外地客商洽谈企业出售事宜，另一个来自于刘技术员的言行。据说，他已经有了公司出让后的人事变更计划和裁员计划，而我，或许就在裁员计划当中。那几天里，他站在大门口，不时地对进出的人员点着头，询问着

每一个人的姓名和所在岗位，俨然一副新主人的样子。后来，大家都知道他正是该外地客商团中的一员。终于，在利益冲突面前，导致职工罢工上访，最后停止出售。那些天里，我着实像受到惊吓的鸟，不知道最终栖息在哪里。

这些事情，远在他乡的大哥可能不知道，我在找他的时候，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是否告诉他去年发生的事情!

中午两点多，我坐出租车找遍了所有带“政”字的单位，仍然没有看到大哥的影子。我在街上茫然地走着。忽然，我听见了一片笑声，从临街的墙那边传了过来。我先是看见墙上的一句话，然后看见了竖起的塔吊。墙上刷着醒目的红字：“我们的施工给您带来不便，请予谅解。”这话明显是说给城市居民的，谦恭得几乎没有道理，让人觉得是在反复告诉城里人：我们是农民工。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文明的体现。无奈。

这是一处正在建设中的工地，我猛地觉得，该不是大哥也就在其中吧?是的，他就在这里。他的宿舍墙临着大街道，我就是通过这堵墙才找到他的。我走了进去。他和他的同事坐在地上，每人手里抓着一个硕大的馒头，眼前摆着个盛满烩菜的大缸子，烩菜还散着缕缕热气。中间的空地上画着个棋盘，上面摆着几个石子儿和土块儿，他们正在玩一种我十分熟悉的叫“捉鳖”的游戏。中午的太阳高高地照着，被高低不平的楼房分成了不少阴影，但正午的燥热仍然不减。工地上的塔吊的手臂刚强有力地伸向街道，直指蓝天。他们似乎觉得这世界上只有他们存在，只顾认真地下着棋，互相指点着，开心地笑着。他们的愉快就这么简单，简单得充满幸福。

我叫了一声：“哥。”他们都听见了，抬头朝我看着，先是惊讶，后是脸上绽放出了笑容。大哥站了起来，样子有些慌乱，手里还抓着那个白白的大馒头，傻傻地笑着，额头上细细的皱纹也似乎在笑着。他不抽烟，脸黑，牙却白。大哥的第一句话是：“你咋来了?还上班吧?听说你那公司出售了?”语气里透着隐忧。我没有想到，我所在的公司出售的事，连一向不闻不问任何消息的大哥也知道了。我明白，他惦记着我。我说，一切平稳了，没有啥事，我就是来看看你。大哥把手中的馒头伸了过来，我虽然已经吃过，可此时却有饥饿的感觉，赶紧接过馒头，咬了一口。看着大哥温和平静的神情，觉得离家很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