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米修斯的现代责任
2009-01-07顾钧
书屋 2009年12期
顾 钧
中国留学生在现代西学东渐中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这只要看一看鲁迅和胡适就很可以明白了,这两位对于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恰好代表了留学生中两个最大的分支——留日和留美。这两类留学生在政治态度、学术观点等方面往往不尽相同,但“别求新声于异邦”是一致的,他们寻觅的“新声”都来自西方,或直接取自西方,或取道于日本间接地取自西方。
鲁迅说得好:“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转运某种异质文化之“新声”以进中国,正有类似的价值。留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正是代表先进文化的英雄。
长期以来,在对这批现代普罗米修斯的研究中,学者们一直习惯使用“西方”、“西学”这样的概念,来与“中国”、“国学”相对应,但随着研究的深入,新一代的学者们感到应该打破这两组概念之间长期以来“相看两不厌”的对峙关系,在看似铁板一块的“西方”上找出凹凸不平、甚至有缝隙的地方,在看似整齐的“西学”树林中指出各株树木的高低粗细。一般来讲留学生与中外文化交流已经显得过于笼统,这里需要更具体更细致的工作——这是我拜读了叶隽博士的《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一书之后获得的第一个强烈印象。正如作者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以往学界经常使用的‘西学东渐这一概念,过于宽泛,因为具体到各个国家的思想文化资源,都不尽相同,尤其是与‘英美传统和‘苏联资源有异的德国思想,更是具有鲜明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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