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传媒时代,人人事事都讲究打个广告什么的。君不见,连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几乎都变成了全国各地的旅游广告大比拼。但说实话,虽然它们见缝插针,争分夺秒,字字千金,却没几句能入耳入心的,声光电画——再配上动漫也是白搭。比起古人的生花妙笔或金口玉言来,那还真是差点事儿。譬如说吧,千年以来,人们只要一提及江西,就连黄口小儿也脱口能诵《滕王阁序》中的八字“广告”真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不仅概括精妙,言简意赅,文格高雅,更为难得的还在于她的前瞻性和预言性。

其实,早在王勃的初唐时代,江西的“人杰”并不鼎盛,勉强算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陶侃、陶渊明——也远不到被人们追捧的程度。要说起政治、经济、人文环境来,那还真有点“老、少、边、穷”的意思,就以科举成绩论吧,直至中唐李德裕从袁州复出重掌朝政时,袁州才出了江西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卢肇,整个李唐至五代,江西总共才出了不到76名进士,政绩文章也乏善可陈。但也许是托了王勃吉言吧,李唐王朝过去不久,便真的是“睢园绿竹,气临彭泽之樽;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按光绪《江西通志·选举·进士》所列名单,仅北宋时期,江西13州军65县就出进士1729名,占全国总数(19066名)的9. 06%,倏忽间异军突起,令天下刮目。关键还不在数量的大幅跃升,更在于质量——“人才的杰出程度”——光参与决策朝政的宰相级重臣就先后有太宗期的陈恕,真宗期的王钦若,仁宗期的晏殊、刘沆,神宗期的王安石,徽宗期的曾布等。领兵大将有王韶父子、萧固、熊本等。尤在文化学术领域,先后涌现出了中军旗手或一派宗师如欧阳修、曾巩、晏殊、王安石、李觏、黄庭坚等等。而且,这种“中部崛起”之势到了南宋更有增无已。从建炎二年(1128)开科取士,至咸淳十年(1274),南宋152年间共计49榜,进士总数23319名,而江西竟得3669名,平均每县53.9名,占全国15.7%。其中既有以文天祥为代表的9名宰相和12名宰执(副相),更有文化学术界的陆九渊、陆九韶、陆九龄、朱熹、胡铨、周必大、杨万里、彭龟年(其实还可包括在上饶铅山度过后半生的辛弃疾)等顶级人物,真是逞一时之繁盛,领天下之风骚。

江西为何能在两宋异军突起成为全国重镇?这当然是个大题目,本文无力细究,所谓借王勃吉言也不过说笑而已。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有两宋人物,才开始坐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说辞(虽然赵宋以后还有朱明一朝的鼎盛,但盛极而衰,总体趋势是江河日下。随着严嵩集团的垮台,江西仕人开始淡出中央政权,其他方面的响亮人物除了汤显祖、宋应星、八大山人而外,也逐渐寥落如晨星),使之雄辩而凿凿有据,掷地有声。两宋之于江西,是个什么关系呢?依我陋见,主要不外乎主客观两端而已。

就客观而言,首先,由于封建社会发展成熟和国家政治经济重心南移,江西特别适合农耕经济的盆地丘陵地理优势开始凸显。鄱阳湖—赣江流域人口激增,物阜粮丰,早已从隋唐的前沿军事要冲迅速嬗变为堪比江浙的形胜之区了。其次,经济兴而教育兴,再加上赵宋一朝偃武修文的国策引导,随之而来的就是江西文化教育的大昌盛。以白鹿洞、白鹭洲、象山、龙山等著名书院为代表的官办民办书院至南宋时已达134个,再加上各地州县学校的兴办和大量乡学(私塾)先生的教育下移带来的水平上升,使无数江西士子一时如过江之鲫,纷纷得以顺利地进入规范的科考主流渠道,不少人纵身一跃,一夜之间便完成了鱼龙变化。就主观而言,江西弟子生性勤苦,天性好学,心性上进,一有外力和条件就迅速形成了全民向学的优良风气。恰如洪迈在《容斋随笔·饶州风俗》中所记:“古者江南不能与中土等,宋受天命,然后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翕然大肆,人才之盛,遂甲于天下……又当宽平无事之际,而天性好善,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其美如此。”焉得不“学而优则仕”?

中古以前,江南不等中土,乃北方正统观念。据载,宋太祖赵匡胤初登大宝时即写下“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八字训言,刻石政事堂前以诫后人。而北宋之初,陕西籍枢密使寇准曾不止一次以“南方下国人,不宜多冠士”和“殊外江人”为由,谏阻真宗钦点临江军新喻人萧贯为状元,赐晏殊同进士出身。从“不等”到“甲于天下”,当然有时间的力量(约摸半个世纪),更有这半个世纪中,江西士子不屈不挠顽强崛起前仆后继的群体对上对下的双向影响。关于此点,治宋专家许怀林先生有精辟分析,他认为:

“首先,晏殊、欧阳修、王安石等宰执大臣参与朝廷决策,规范着全局发展大势,数十上百的中下级官员奔走四方,既带着家乡的生活情状与风俗民意表达意见,又以权威性身份将朝廷旨意不断传递到乡里,江西州县不能不随着大潮起伏波动,洪、饶、虔、吉等13州军的兴衰演变,都与朝廷的取舍更改息息相关。其次,江西士大夫普遍出身低微,‘无阀阅勋庸,‘未知名于中朝,他们争先涌现于政坛,不仅是他们个人品德才智的展示,也是乡邦经济水准与人文精神的体现,换来的评议除他们个人之外,还包含对江西地方的整体估量。轻视‘外江人的观念最终消失,就是他们的身影始终不离朝廷的结果。第三,这一大批人的先后辉映,他们的政治业绩,学术地位与社会名望,给家乡带来的积极效应是全方位、持久释放着的,尤其是对子弟后辈的成长,始终是一个榜样,对人的启迪与熏陶作用,不可限量……第四,这批科举精英人才的学术论著、奏章文牍、书信笔札、诗词歌赋等作品,无不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他们的家乡人阅读起来,观书见人,步其脚印,进入他们的生活场景,咀嚼其酸甜苦辣自然格外亲切,别有一番新滋味。”(《江西通史·北宋卷》,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上引前两点,主要说江西士子居高声远,上达天听,身据要津,耸动天下,可谓视野开阔,持论公允,眼光精到,议论雄辩。但在我这个江西乡党读来,对后两点倒更能会心,别有体会。我祖籍萍乡,生于宜春,因此自小到大就对文廷式、卢肇等大乡贤的嘉言懿行、生活场景格外留心。多年来,先后在浔阳陶渊明故居、婺源朱熹故居、临川汤显祖故居、万载谢灵运墓、高安朱轼墓等处留下过拜谒的足迹、叩寻的目光。身临其境,观书见人,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常常不胜感慨,生出无限遐思。

还是回头说两宋人物吧。凭我私心,两宋文人中最让我心仪的首推苏东坡,(其实何止两宋,放眼两千年又何尝不是如此),诗词文章书画,无不精绝,自不必说,为人处世有风骨、有格调、有情趣,是一个高人也是一个妙人,感觉近在咫尺,却又高山仰止。其次是李清照,千古女词人第一圣手,“人比黄花瘦”,“应是绿肥红瘦”,光两个“瘦”字,就将闺怨与相思写得玲珑彻骨,令赵明诚等须眉男子愧煞。再一个就是辛弃疾了,一句“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千年已逝,雄风不减;一句“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让古往今来多少人为之共鸣,为之动容,为之扼腕,为之怜惜……然后就要说到黄庭坚了。在我眼中,他头上有三个光环:一是“江西诗派”领袖,二是大书法家,三是苏门高足。坦率地说,我对黄诗研究甚少,但他开宗立派,是江西历史上的牛人之一,令人不得不敬。而黄书则为我真爱,至今我临帖只临“苏黄”。至于“苏门学子”就有点爱屋及乌了。总而言之,有了这三点,黄庭坚这三个字对我就具有了挡不住的魅力。

2007年春节刚过,令我神往已久的修水之行终于启程了,此行由修水籍文友、战友朱法元君策划、领队兼导游,同行者还有黄敏君。择日不如撞日,那天是个罕见的好日子,是何黄道吉日倒记不清了,但令我们吃惊不已的是一路迎面共碰见了48队婚车,少则七八辆为伍,多则几十辆成行,逶迤不断,五彩缤纷,真个是花车大巡游。百里看遍长安花啊!加上新年的喜庆气氛还漾荡在村舍、田畴、山野之间,车内车外,春光灿烂,春意盎然,我们几个也被感染得容光焕发,仿佛都沾上了一点新人的精神头,一路上谈笑风生,妙语连珠。我还学习金圣叹,创作了若干条“不亦快哉”,博得满车喝彩。这天是个好兆头,修水是个好地方。接下来的两天中,赏心悦目,美酒佳肴,欢声笑语自不必说,但修水之行的重点只有两处:黄庭坚老家双井村,陈寅恪祖居陈家大屋。

在我看来,修水和我的故乡宜春两座小城的神似点都是一城带水。不同点在于,宜春是秀江穿城而过,一水多桥,摇曳多姿,显得灵动、秀丽、精致;而修水则更见开阔、大气和雄浑,有一股子古朴、混沌和苍茫感。双井村就位于出县城上溯修水20多里处,江水回环呈巨蟒盘绕之态,群山绵延成腾龙首尾相连之势,天穹之下,一派龙蛇气象。地灵人杰,黄氏显赫。自宋以来,黄门共出进士48名,仅黄庭坚家族祖孙四代人,从大中祥符八年(1015)至宣和三年(1121)的105年间,场场科考红旗报捷,进士蝉联,先后高中33人。以至黄氏富而重教风动分宁(今修水县),后世史家评曰:“后分宁世家学问之原,盖出于黄氏。”(同治《义宁州志》卷19《选举·进士》)黄氏辉煌固然令人印象深刻,但同样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反差,即黄庭坚虽然诗书名满天下,却因耿介刚直,敢为王安石辩,“元祐更化”以后即屡遭贬责,直至列入“元祐党人碑”,除名勒停流放羁管,郁郁而终。尚可宽慰的是还有一个反差,这也是第三点感触深刻之处,即尽管当时“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黄门数十名进士中累官至尚书、侍郎、疆吏者不乏其人,但如今安在哉?若不是借了黄庭坚的光,今天又有多少人知道他们呢?这就是精神创造的价值,文化承传的意义,立言传世的威力啊!正可谓历史不是无情客,人间正道是沧桑……

其实说到文化创造与承传的规律,还有两点:一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二是当时开花后世香。黄庭坚是古例,陈寅恪是今例。在修水之行中,谈起黄氏当然少有不知者,若问及陈氏,则大多报以茫然或语焉不详。而且去过陈家大屋者寥寥,问路不顺,驱车亦难。但看了才知大屋风水确实奇特。地势虽然略嫌逼仄,却前有溪流环绕,明堂开阔,案山、朝山重峦叠嶂,后有靠山、祖山参差攀缘,两侧则峻岭耸峙,形成万山窝中一大屋之景观。最为罕见之处是陈家祖坟就葬在大屋背后小山半腰,距大屋天井径直不过十余米,从天井仰望,只见小山顶上四棵古松苍黛如墨,枝干如铁,他们互为支持又连成一体,形若飞龙在天。联想到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陈衡恪一门四杰光耀中华近现代史,怎不令人望之肃然,心生敬畏,深感神秘呢?(此为又一话题,打住。)

要说修水之行的第三个收获那就是认识法元君了。此前我们虽然同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福州军区扛过枪杆子耍过笔杆子,但毕竟不在一个部队,只是相互神交而已。这次一路神聊,无话不谈,让我对法元君增加了七分了解和三分敬意。我们的从军经历略略相似,但他入伍前从少年农民到民办教师的奋斗,和中年转业到地方工作的磨炼,比我的履历丰富,引起了我的极大兴味。前者,他从幕阜山下一个贫家子弟起步,挑脚、砍柴、烧炭、教书无所不能,靠的是吃苦耐劳的品格和毅力,后来他从军人摇身一变进入省委机关中枢,从经验材料、简报通讯到领导讲话,一支生花妙笔也曾如大匠运斤,游刃有余,靠的是刻苦钻研的颖悟和意志。但那一路上,他最让我们动心动容的还是少年时候的回忆,故乡的山水与人情,精彩的故事与细节令人拍案。我说你如不照实写出来让人分享,就是浪费,就是“犯罪”。他说他正有此意,并相约写完后邀我作序,我慨然应允。

最近集中读了法元君新近付梓的散文集《沉静的山歌》,更加印证了2007年修水之行我对法元君的九字印象:有古风,有文气,有武相。所谓“古风”是指孑然遗存于幕阜山民身上的那种质朴厚道与坚韧,在法元身上依稀可辨,这也是他的出身(血缘和地缘)所决定的,是他可贵的本质与本色。所谓“文气”是指他的个性聪慧和天赋灵气,以及长期读书学习所涵养出来的一种书卷气,一种谦谦君子风,或云“腹有诗书气自华”吧。所谓“武相”,包括内外两个方面,“外”是说他在江西人中称得上魁伟的身材和将军的体格,“内”是说他训练有素的军人的机敏和练达。前者属于遗传,后者来自历练。法元在“后记”中总结自己“三从四得”——少年从军,中年从政,现在从文。道出了实情,也不乏自嘲意味:由习文开始,转一大圈,最终还是从了文,又回到了原点。当年走出幕阜山靠的就是一支笔啊(这一点总使我联想起两宋时代的幕阜山子弟、分宁子弟、江西13州军子弟。那年与法元修水行,看着他,我眼前总迭现出近千年前江西子弟们寒窗苦读的身影、赴京赶考匆匆行走于山道上的身影……)他遗憾吗?他认命吗?他肯定有过更多的憧憬,更多的企盼,他未能一一如愿,决非才情不逮、人品不佳、能力不及,而是缘分未到,机遇不巧,命运不济。通俗一点说还是命运二字,而西哲有云:性格即命运。我自忖性格和法元有相似处,放眼周遭,似乎江西人性格有一定的共通性。以两宋人物为例,三个共同点当为学界共识,一是多出身平民起于草根,二是靠个人才干单打独斗,三是不事逢迎不善经营。(南宋时一度四名正、副宰相中有三个江西饶州人,所以推荐官员时流传一句说笑,“得饶人处且饶人”。这当然是一句说笑了。但进入有明一代,尤其是解缙、杨士奇入阁后直到严嵩时期,上述风气有所变异。)

近千年前如此,近千年后又如何呢?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胆、蒋介石大秘陈布雷曾对江西人作过深入分析,认为江西人诚朴勤劳,节俭刻苦,待人热情,礼貌周到,不过质胜于文,偏于古板,或者说“勤苦有余而发育不足,质朴有余而进取不足,守分有余而自强不足,礼让有余而微少勇气,诚笃有余而欠缺蓬勃慷慨的热情。”(参见何友良《江西通史·民国卷·导论》)

当然,任何概括都是要以牺牲个别为代价的,陈说是否有当自然可商,但我暗自反省自己并比对法元君,又深感陈说颇有几分道理。于是问题就来了,是否近千年前纵横无碍的朴素无华近于木讷,勤劳节俭接近吝啬,笃实本分偏向保守,小富即安易于满足,礼让厚道貌似怯懦等等的“老表气”到了现代行不通了?不吃香了?要淘汰了?我看没这么简单,不能以“进化论”“新比旧好”“与时俱进”来一概而论。即使要改造也要“把根留住”,不能泼洗澡水连孩子一块倒掉。要分析、要鉴别、要扬弃。又何况,几千年来,在江西这样一个气候湿润、土地肥沃、雨水充沛、丘陵起伏、江河纵横、物产自给有余、地理自成单元的特定地域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精神与性格,也自有她的合规律性和优势,更不是说改就能改得了的呀!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人如此,一家族如此,一地方一省区一国家更是如此。国人叫国民性,江西人就叫“老表性”,这是那么容易改得了的吗?

我没有就“老表性”问题与法元进行过探讨,但我从《沉静的山歌》中读出了他的认同感。所谓《沉静的山歌》不就是一曲流自心底的怀念故乡的歌吗?人说“潜深流静”,正因为潜藏得深了才会表面平静内里汹涌,(这不正是“老表性”表征之一吗?)又像陈年老酒,因为贮存久,发酵足,所以才清冽纯正,醇香绵长。《沉静的山歌》的基本主题是怀旧,主要特点是真挚、深情。无论是“故园之韵”“故事之咏”还是“故人之音”,作者唱来都自然真切,低回婉转,一咏三叹。从《山城印象》到《水鸣深山》,幕阜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泉,在作者眼中都美不胜收,都款款深情。缤纷的记忆构成了作者看取世界的基本底色和欣赏自然、热爱生活的基本态度。从《老屋》《担脚》到《守夜》,作者反复传递出一个信念: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吃不了的苦。他正是从苦难出发才穿越苦难超越苦难,得出了自己的幸福观:幸福需要对比,苦难不仅锻炼人,磨砺人,还能成为人生的财富和幸福指数的参照物。所以他酿苦为蜜,感谢苦难。在《纺车声声》《我的伯公》《阿芳》《少年好友》诸篇中,一个个作者的长辈、亲人和儿时伙伴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留给我们难忘的印象,更留给了作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永恒的思念甚至是愧疚。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报涌泉;又云: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前者为道德准则,后者为人生遗憾。作者在此真情感恩,只是有的故人已逝,报答无门啊。至此,全书的主题也由怀旧升华为了感恩。

为什么要感恩?难道曾经的幕阜山的岁月还不够贫瘠、匮乏、寒碜和痛苦吗?是的,但是,更多的是相反。倾心听一听《沉静的山歌》吧,你就会知道,一个人的热爱(不热爱故乡的人怎么会热爱祖国?不热爱亲人的人怎么会热爱众生)、善良、忠贞、友情、奉献、团结、顽强、勤俭、刻苦、怜惜、悲悯、宽容等等优良品质从何而来?不就是来自故乡秀美的山川地理、神秘的风俗礼仪、淳朴的父老乡亲以及从早到晚都充满着火塘边的絮语、晒场上的欢笑、小径上的山歌、暮色中归家时亲切的狗吠、晨光里出门时嘹亮的鸡啼吗?这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就是一个地域的文化、精神和气质的自然遗传,她像学前教育、课外学习,她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无孔不入、水滴石穿,最终把你塑成了你!也许你20岁上离开了她,出去见了大世面,长了大才干,但你最初的胚子、模样早就在这里铸造成型。

证之以法元不就是这样吗?我所说他身上的“古风”“文气”“武相”不都主要来自幕阜山吗?这里我再略提一下“文气”。虽然法元自家的“老屋”没有“状元及第”“进士及第”之类的匾牌,但他在《双井竞秀》《黄龙山与黄龙寺》《老屋》诸篇中流露的对先贤深深的崇敬与艳羡之情和浓浓的文化气息还是扑面而来,让人感受到了一颗少年读书种子对于文化的阳光雨露的强烈渴望。这颗种子后来顽强地破土而出,在贫瘠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天赋动力。说白了,法元的本质性格就是“老表气”加文人气。少年法元凭着一点文化从幕阜山脱颖而出,中年法元到了知天命之年又回归了文化界,风帆正满,发奋蹈砺地来写书、编书、策划书。大好啊!写得了的就写,写不了的就编,再编不过来就策划,组织领导别人写和编,让幕阜山文化走向全省,让赣文化走向全国,让中华文化走向全世界。天降大任于斯人啊!法元,你已经不仅仅是你自己了,你是幕阜山文化、赣文化、中华文化赓续、传播链条中的重要一环。这就是你的宿命,你的宿命就是让沉静了多少年的“山歌”再高亢、嘹亮起来。你就好好地知命和认命吧。求仁得仁,夫复何求?

最后,我的思绪重回2007年新春的修水之夜。宾馆花圃中的凉亭下,夜已经静了,茶已经淡了,话也似乎说完了。新月如钩,月色如霭,把远山近树都浸淫得朦朦胧胧,像在烟里,像在水中。“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一时间,千年的时空远了又近了,清晰了又模糊了。我的脑子有点乱,想说点什么,关于黄庭坚,关于修水,关于两宋时期的江西进士现象与“老表气”……

好了,两年半之后,今夜,己丑初秋的处暑,依然高温难耐,但《沉静的山歌》多少抚慰了我的燥热,帮助我梳理历史,回忆场景。分析法元和他的散文,总算把两年前想说的话勾起来了,说出来了。说得对不对,期待法元和各路方家赐教。

朱向前1954年生于江西宜春。中国作协全国委员,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历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戏剧系副主任,训练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教授,1996年授予大校军衔,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代表作品有:文论集和专著《寻找合点》《沉入生命》《初心与正觉》《军旅文学史论》《黑白斋序跋》《中国军旅文学50年》《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等16种,约500万字。获得鲁迅文学奖、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奖等多种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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