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

2008年12月25日《环球时报》11版刊登的《中国人需要“普通国家”心态》一文触发笔者不少感想，笔者认为，中国人思想中确实有不“普通”之潜意识，但是如果将其上升，甚至等同于“中国中心主义”甚或“帝国意识”，不仅言过其实，而且也有所欠妥。

中国至今还没有进入过世界的“中心”，也就谈不上“中国中心主义”，如果说古代曾经有过，那也是当时客观地理环境与生产条件低下双重限制的历史产物，所谓“中央之国”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小农思想中的“天圆地方”的落后思想观念有很大关系。即使是在古代“朝贡体系”下，中国历代王朝也很少寻求通过消灭其他民族文化来体现大国“中心”的意识。

无论是从国际政治的现实看还是从中国自身的世界地位看，大国与中小国家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繁荣方面所承担的义务与责任肯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也是不“普通”的，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之所以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这是与中国人民为抗击法西斯侵略而做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国际贡献分不开的；同样，冷战年代，中国在“两极”格局下所发挥的和平“中坚”作用也不是一般国家所能替代的，中国人从中收获的是谦逊而不是张扬，是自信而不是骄傲。

观察“心态”不能只看说了什么，而应看做了什么。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来没有通过牺牲中小国家利益去谋求势力范围的行为。中国不“普通”意识下指引的任何行动不是对联合国宪章的践踏，不是对“异己”弱小民族的欺侮，更不是千方百计地谋划在“颜色”上改变世界，我们绝不能因为有人指责我们有“霸权”心态就裹足不前。中国民间甚至精英舆论中偶尔有些“中国中心主义”的想法，毕竟不能代表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取向，也不会改变中国政府一如既往地谋求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的决心与意志。

此外，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现实看，所谓中国不“普通”的神话向来不是中国“自封”的，恰恰是西方人在殖民东进过程中给中国人扣的“帽子”，从这个角度而言，“中国特殊论”是西方以往民族文化“优越论”的殖民遗产。19世纪末期发端的“黄祸论”在经历了一百多年后，至今在西方世界不时见诸于报端的事实说明了什么？真正有着“中心”意识，自视高傲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些生活在21世纪依然坚守着殖民地情结的西方人。

简言之，中国不“普通”不是盛气凌人的文化“优越论”，应理解为是一种文化独立性与民族自信。中国不“普通”也不是谋求替代美国霸权甚或称霸世界，而是必须肩负起一个与大国地位相称的责任，这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希望大国肩负起更多、更大责任，并与他们一道塑造世界和平新未来的愿景是一致的。▲（作者是综合开发研究院西南分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