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　君

凌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完全李敖》，出版散文集《淹没在江涛中的书简》、纪实文学《台湾海峡悲欢录》、《走进澳门》、《科学之剑》等，并为电视纪录片《血脉》（8集）、《海峡情不断》（10集）、《徐悲鸿》（8集）总撰稿，作品获奖多次。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日，林海音逝世６周年的纪念日。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她以８３岁高龄在台北去世，这位曾以《城南旧事》等佳作存世的台湾作家，也是一个编辑家和出版家。日前，笔者与林海音女儿夏祖丽相遇，听她动情地讲述她所感知的“作家妈妈”。与愤世嫉俗、形单影只、固守个人天地的作家（绝无贬义，此性格亦可为卓越之作家）不同，“城南”走来的林海音真是另类。一个职业女性与一个贤妻良母似乎是矛盾的，林海音却用“英子的心”将其总揽一身，营造出美丽温馨的文学世界。

一、亲情饱满的人最快乐

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叫英子，原籍台湾省苗栗县，父母曾到日本经商，林海音于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８日生于日本大阪，不久随父母回到台湾，当时台湾被日本侵占，其父林焕文不甘当“二等公民”，举家迁居北京，那年英子5岁，她在北京长大，直至１９４８年与家人返回台湾。

北京是林海音的第二故乡，无论走到哪里，她都忘不了北京城南的风情民俗，忘不了她度过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她形容那是“金色年代，可以和故宫的琉璃瓦互映”。老胡同、四合院，西山脚下的毛驴，脖子上挂着铃铛的骆驼……给了她许多的快乐，也给了她永不枯竭的创作灵感。

英子１３岁那年，在报馆做事的父亲因病去世，年仅４４岁。英子与母亲和弟妹相依为命，含泪辞退家里的女佣人宋妈，搬进了闽台乡亲可以免费的晋江会馆。当时在台湾的祖父来信，希望孤儿寡母返回台湾，可以有个照应。英子是老大，母亲问她怎么办，她说，她和弟弟都在念书，不想失学，也不想进日本人的学校。她执笔给祖父写信，得到了谅解。

林海音读的是福建人开办的私立春明女中，福建同乡可以减免学费。毕业后，她考入翊教女中念高中。刚开学，听说《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先生创办“新闻专科学校”，学员不用缴学费，可边读书边到报馆实习。她想到家境不济，弟妹要上学，再说对新闻写作也有兴趣，没跟母亲商量，就跑去报了名。她的作文出众，字也写得漂亮，被主考的成舍我先生录取了。

在新专读书时，林海音很刻苦，整理笔记时常忙到深夜。她与其他同学关系融洽，是学校排球队的队员。新专与《世界日报》都是成舍我办的，报社的员工也常到新专来打球，其中有一个挺英俊的年轻编辑，会溜冰，也会打球。有时他在排球场上腾跃，就有人指点着说：“看，那是溜冰健将夏承楹！”他的身影印在了林海音的眼中，可是比她大8岁的夏承楹玩得开心，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个俏丽的小妹妹，更没想到他们会成为一个办公室的同事。

１９３５年，１７岁的英子从北平新专毕业，正式成了《世界日报》记者，负责采访文教和妇女新闻。当时《世界日报》的办公室在西长安街，编辑部房子很挤，空间有限，晚班的和白班的合用一张办公桌。分给英子的那张桌子，另一半的主人是主编“学生生活”版的夏承楹，原来就是那个“溜冰健将”。 这张普通的办公桌，竟是他俩“有缘相会”的见证。

夏承楹对英子的第一个印象是：“她很好看，人也很随和。”他这才注意到，英子是个好学上进的美丽女孩。他们在一起聊天，发现他们都住在城南，还是师大第一附小不同届的校友呢！

一张办公桌是老式的，只有一个抽屉，也是两个人共用。夏承楹做版面编辑，上的是白班，下午发完稿就下班了。林海音白天在外头跑新闻，晚上才回报社写稿，两人各持有一个办公桌中间抽屉的钥匙。有时夏承楹下班之前，在办公桌抽屉里留点零食、水果，给晚班的英子，或者是留张字条。

夏家原籍南京，父亲夏仁虎清末进京赶考，中举后留在北京。夏家有八子一女，夏承楹排行第六，他受书香门第的熏陶，从小学到中学、大学，成绩都名列前茅，最后毕业于师大外文系。他工作努力，多才多艺，还能吹口琴，曾在广播电台定期演播。在相处中，林海音很有好感。

夏承楹与林海音相比，不论家境、教育和知识水准，都要高出许多，但他喜欢林海音的个性，对她在失去父亲后完成学业，然后成为职业女性，赚钱自立，照顾家庭，很是佩服，那个时代女孩子能读书的少，能工作的更少。而林海音则对夏承楹的学问和正直也是非常欣赏的。

抽屉里的字条，除了交代公事，开始有了约会的内容。虽然他们刚交往，林海音身边不乏追求者，但她与别的女孩子“广种薄收”不同，认定夏承楹就觉得他是唯一。有一次，报社的同事结婚，找她当伴娘，林海音问他伴郎是谁，同事说了一位男编辑的名字，林海音就不乐意了，那个同事一拍脑袋说：“那我找夏承楹怎么样？”林海音笑说：“这倒还合适！”

周末的约会，夏承楹与林海音常去看电影，也是当时比较摩登的娱乐。并不是他们有钱，而是因为夏承楹从大学外文系时起，就替东城的真光电影院翻译外国电影说明书。那时说明书是彩色印刷，前页介绍电影情节，后页就是明星照片和其他电影资料。翻译的报酬，就是免费看电影。

回忆他们恋爱的情节，林海音说过：“别人恋爱，这个那个的浪漫，我们没有。人家说，你一定有很多人追求啊，其实，我是不随便让人追的。我们就是两人玩在一起，他写，我也写，志同道合嘛！”

两人都是笔杆子，彼此之间的情书应该非常精彩吧。林海音却说：“情书？他给我的信像电报文，没有多余的字。”夏承楹的说法不以为然：“每天见面还写什么信？寄一封信要好几天才能收到呢。”

林海音拿到了工资，可以资助家人了，她安排弟妹去学社会上立足的本领，大妹燕珠练中文打字，小妹燕玢进助产学校，弟弟燕生学做工程。林家孩子没机会上大学，作为一家之主的大姐，林海音让他们掌握一技之长，使他们在那个时代不吃闲饭，一辈子得到裨益。

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３日，林海音与夏承楹举行了婚礼，那年林海音２２岁，夏承楹３０岁。夏家住在南城宣武门外永光寺街１号，三代同堂，是个标准的中国式大家庭。与寡母和弟妹相依为命的台湾姑娘英子，嫁到了这个书香之家，她与老一辈相处融洽，与同辈亲切随和，很快受到大家的喜爱。尤其是小辈，都喜欢跑到林海音与夏承楹住的小楼上玩耍。

夏承楹在家是老六，林海音也就成了六婶。她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妈妈教过她一套“忍为高”的经验，她觉得并不合适。她胸无城府，以诚待人，把夏家的每个人当成自己的亲人。她说：亲情饱满的人最快乐。

她和夏承楹都喜欢小孩子，好看的小人书，好吃的小零嘴，各家的孩子们可以各取所需，在地板上打滚翻跟头也没事。而林海音的昔日女友，有空也会到她的小楼上玩，屋里典雅的布置都出自她的设计，窗帘和桌布也是她动手缝制的。她做的衣服，朋友看了叫好，她会再做一件奉送。

他们在夏氏大家庭住了６年，直到林海音生了两个孩子，小楼上实在住不下才搬了出来。他们的一位老友曾写过《京味儿的一对》，记述了林海音在大家庭中的位置：“北平的旧家大宅，嫁出门的女儿回娘家时，被称为‘姑奶奶，往往享有甚高的发言权。我觉得海音就有那样的‘姑奶奶的遗风，调和鼎鼐，排难解纷，是一个不可少的人物。”

二、默契合作与迁就尊重

英子嫁到夏家时，正是“卢沟桥事变”的一年后，日本人已经占领紫禁城，报纸不能办，她跟丈夫也都失业了。公公把她介绍到北师大图书馆做事，分到了编目部门。她在满屋旧书的阁楼上填写卡片，还向公公请教目录学和国学知识。夏家的后代虽然都念了大学，没有人继承公公的旧文学底子，所以公公很乐意教她，使她长不少见识，养成了

收集和整理资料的习惯。

有一天，她在图书馆看到一套书，名叫《海潮音》，她感到这样的名字很清新，就选用了其中的两个字作笔名，写点不同于以往的优美文字。纯粹的访问式的写作，显然是不满足了，脑海里许多故事与人物在成熟，她逐步地从新闻写作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后来，林海音出现在文坛上。

抗战胜利后，夏承楹担任了《华北日报》和《北平日报》的副刊编辑，并用笔名何凡撰写“玻璃垫上”的专栏。《世界日报》复刊，林海音重回报社，她不跑新闻了，负责主编“妇女版”。１９４７年春，林海音生下了第三个孩子，就是后来成为女作家的夏祖丽。有了３个孩子，家里热闹得很，做父母的特别开心。每到假日，他们就推着婴儿车，到绿树环绕的公园去散步。两个小的孩子在婴儿车里张望，大的孩子在前面跑来跑去，笑声不绝。

１９４８年秋，林海音３０岁那年，她和夏承楹领着孩子们，最后一次来到西山，层层叠叠的红叶让她流连忘返。次日，她就和妈妈、小妹燕玢以及３个孩子，乘飞机从北京到上海，再坐船到台湾。随后夏承楹和林海音弟弟燕生也来到台湾。在此之前，林海音亲友已先回台湾，她终于实现了多年的返乡愿望，但离开北京仍“是一种离开多年抚育的乳娘的滋味。”

到了台湾，夏承楹经朋友推荐，很快进入 《国语日报》担任编辑，后来做到总编辑，一直做到社长、发行人。隔了一年，《国语日报》缺人手，林海音也担任了该报编辑，他们像当年在《世界日报 》那样又是同事了。可３个孩子太小，他们不放心，加上佣人工钱太贵，林海音只好不去上班，只在家编“周末”版。一编就是５年，编了二百五十多期，直到１９５４年１０月。报社经济拮据，“周末”没有稿费，林海音在这几年还是写了不少文章。

林海音的名字出现在台湾报刊上，她与好几位女作者结为好友。“那时我年少体健，在工作家事之余，似乎还有的是精力。灯下握笔，思潮如涌，几乎每天我都能为报刊写几千字的短篇。虽说是为生活找些补贴，但主要还是为兴趣。而且因为写作，和许多要好的朋友交往，友情更是我这一生中最有获益的事。我们家一定要有朋友。朋友，包括亲友，总是摆在第一。”

当时《国语日报》编辑部以单身年轻人居多，对于那些结了婚而且年长的女士都叫“先生”以示尊重，林海音被称为“林先生”就始于那时。周末，她和夏承楹常约单身的编辑们去吃饭。这些年轻人在夏家作客很自在，他们无拘无束，随意而放松。主人也不会刻意地招呼客人，有时林海音下厨，夏承楹赶稿就进屋写，忙完了再出来，跟大家继续聊天。太太被尊为“先生”， 夏承楹拍手称快，他说，这表示太太能干，受人敬重，受人欢迎。

１９５３年，林海音在小女儿夏祖葳满月后，就应聘到《联合报》主编“副刊”。已是４个孩子母亲的林海音带着开朗的微笑，在编辑部仍引起轰动，被称为“美女编辑”。她的一口北京话，叫大家觉得特别好听。很快，她的文学眼光、她的组稿编辑能力，使她的版面焕然一新，受到广泛的肯定，人们又以“林先生”来称呼她，这样的尊称后来成为文坛的习惯。

次年，林海音出版第一本书《冬青树》，她不请别人，就请丈夫为她写序。夏承楹文采飞扬，这篇序也是亲切坦诚。他说，结识林海音是他生命中的最大收获，林海音生了四个孩子，他们共有一个六口之家，这就是他的最大成就。林海音以文债抵补儿女债、生活债，和他共同支持这个家庭。

夏承楹在序中怀念北京旧居：“当风雪之夜，我们听着炉上嗡嗡的水壶声，各据一桌，各书所感；偶然回头看看床上睡熟的孩子的苹果脸，不禁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此情此景，此际只有于回忆中寻求了。”

《冬青树》是否真实的夏家生活？夏承楹调侃道：“其中有些小故事固系取材自舍下，但是并不完全是本户的生活报告，而是把一件小事加以渲染、夸大、添枝增叶，而使其故事化，所以文中的‘我不全是她，文中的‘他也不全是我。尤其是关于开丈夫玩笑的部分，读者不可轻信！”

序文最后说，这篇序也是“对这位我的写作、编辑与共同生活十七年来的好伴侣，聊表敬意。”夏承楹的文字是诙谐的，情感是真挚的。他以林海音为荣，对于妻子的爱好与追求，表现了理解和支持。

就像当年在北京城南的夏家一样，台北城南的夏家也吸引着朋友相聚。当年没电话，不能预约，常常晚饭后就有人散步或坐三轮车而来，和林海音夫妇聊聊天。天热了，他们拿出夏承楹从小在北京喝惯的酸梅汤待客。夏承楹别的事不管，却时常到中药铺买乌梅，亲自熬煮、过滤、加糖，这时林海音会腾出厨房，全力配合。其实林海音也会做，即使她做的端出来待客，她也都记在夫君的账上：“尝尝，这是承楹熬了一早上做出来的酸梅汤。”

夏承楹还喜欢花椒盐，就是把花椒烘焙过后压碎，加上细盐，装进罐子，可以蘸着炸花生米等东西吃。自制花椒盐也是家中大事，有时夏承楹会下厨做，林海音看瓶子里花椒盐快没了，就赶紧做好。她记得丈夫的生活习惯，使“夏先生的花椒盐”不断延续。女儿夏祖丽说，“别小看这罐不起眼、微不足道的花椒盐，它的背后代表着父母亲多年的默契合作与迁就尊重。他们一生有许多事就像这罐小小的花椒盐一样，相互合作完成的。”

有一次夏承楹忙中出错，把白糖当成细盐，“花椒盐”变成了“花椒糖”，逗得全家人乐不可支。这事触动了林海音的灵感，她就以小女儿的口吻，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爸爸的花椒糖》，发表出来后受到儿童文学界的推介，说这篇作品充满童趣，是不可多得的儿童文学佳作。

过年的时候，他们保留着北京夏家的习俗，“什锦菜”不可或缺，这是夏家从南京迁到北京后所维持的南方情调。什锦菜是把笋干、香菇、金针、木耳、豆干、胡萝卜等素菜切成丝，一锅清炒。其实林海音不觉得“什锦菜”有什么特别好，可这是夏承楹喜欢吃，她也就年年做。

快过年了，林海音会早早列下十样素菜的单子，挤进菜市场的人潮里，一样样地选购。拎着大包小包回到家，买来的各种素菜泡、摘、切，花费的工夫了得，但她从不抱怨，挺有劲地在厨房忙碌。等最后的工序完成，屋子里弥漫着素菜香味，林海音会喊丈夫过来：“承楹，你尝尝够不够咸！”夏承楹摘下眼镜从书房出来，林海音夹了一筷子菜往他嘴里送。他一脸幸福地说：“行了，刚好！”林海音就会笑嘻嘻地说：“那我起锅了！”

三、“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了”

１９６０年，继第一部长篇小说《晓云》出版之后，４２岁的林海音又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城南旧事》。北京城南的一切，在林海音的记忆中如同昨天，点点滴滴都是珍贵的、绚丽的。她酝酿多时写成的《城南旧事》好评如潮，后来改编成电影，得了国际大奖，成为经典性的名篇。

《城南旧事》的成功绝非偶然，这是林海音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回报。她能把人性写得如此之美，正源于她的一颗童心。女儿夏祖丽曾问母亲，她为什么喜欢带孩子一起出去，不像其他职业妇女，单独去参加外面的活动？林海音说：“也许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我从小就习惯跟着爸妈出门，养成我喜欢和全家人一块儿活动。我跟我的家人是分不开的。”

女儿问：“你不觉得孩子烦，是个累赘吗？”林海音说：“孩子总是淘气的，但孩子也有乐趣啊！我跟你爸从小生长在兄弟姐妹多的家庭里，我们喜欢热闹的家庭。你看我这些写作的女朋友，很少有像我生四个孩子的。”

林海音对孩子的爱，不是成人化的，而是平等的，快乐的。她的教育方法没有强制，充满情趣。小孩子都喜欢水，刚下过雨的院子积满了水，儿女向妈妈请求：“让我们光脚丫出去玩好不好？”林海音大都会答应。不过有一条，只要天气不冷，玩了之后要先洗脚才能进屋。孩子们一声欢呼，脱下木屐，卷起裤腿，到院子的地上趟水去了，玩得真是开心啊！

儿女也会把家里的藤椅倒扣在地板上，摆上一排，再把藤椅蒙上大棉被，他们就在里头钻来钻去，寻找一种地道和碉堡的感觉，很有趣。林海音有时也会帮着孩子们摆藤椅，甚至给他们出点子，把几个枕头堆起来，就成了碉堡口的炮台。

孩子们淘气，林海音忍无可忍，难免发脾气管教，她教训一通，常常“扑哧”一声笑了，要打孩子的手“高高地举，轻轻地落”。女儿好奇：“妈，干吗要笑嘛？”她说：“我想起我小时候的淘气事儿了。”

孩子们的房间，林海音只是提出整洁要求，从来没有进来动手整理。她说：“小孩子整理书籍、收拾纸屑，剪贴壁画，有他自己的意思，他自己的房间、自己的东西嘛！妈妈插手在其间，破坏了他们的自主力。人天生就有权利与责任感，赋予他权利，自然他就负起责任来了。”

女儿夏祖丽记得，她念了初中后，每个周末的晚上，家里孩子喜欢聚在小小的客厅里，听妈妈讲那些北京的古老故事，“从她童年依寡母弟妹的生活，到嫁后度过的大家庭光阴，说来说去，都会谈到上一代婚姻的故事，这也是我们这群女孩最感兴趣的。母亲的记忆力好，又是说故事的能手，大家听得入神了，舍不得离去，总是要求她再多说几个。”

当夏祖丽也成为编辑之后，重新认识了母亲的个性。曾有个朋友问夏祖丽：“你母亲是个忙碌的职业妇女，你们小时候都是谁照顾家啊？”她一愣，回想一下，也觉得不可思义：“我们从不觉得她是一个成天不在家的职业妇女，她每天上菜市场买菜（她喜欢买菜），亲自下厨做菜；小时候，每个周末她都和父亲带我们出去玩。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忙，把孩子扔在家里的。想不透她当年那么忙，怎么还能兼顾那么多事，她是怎么分配时间的？”

１９６５年，林海音应邀赴美国访问４个月，这是她与夏承楹结婚后分别的最长的时间。她向美方提出的访问主题，一是访问美国妇女与家庭，一是调查美国儿童刊物。每天马不停蹄地四处访问，等到回旅馆吃过饭，梳洗完毕，换上睡衣，她就坐在灯下给家人写信，一写就是七八张纸，把沿途的所见、所闻、所思记下来，寄给家人分享。她的每封信，都是精彩的散文。她还拍了好多照片，冲洗后及时寄回台湾，她的家信“图文并茂”。

那时台湾民众出国还不普遍，林海音到美国旅行，是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与其他人不同，林海音到了现代化程度甚高的美国，她的视角仍是女性化的，最多的感受跟家庭有关：“美国家庭有复杂的厨房，但做的是简单的菜；而我们中国人是有简单的厨房，却做出复杂的菜。”

四、“林海音的家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

１９６７年１月，林海音创办的《纯文学月刊》出版，她担任发行人及主编。１９７１年６月，林海音以主要精力，转入“纯文学出版社”的运作。人到中年的林海音，仍精神充沛，朝气蓬勃。她进入了创作的高峰期，不断有新作问世，同时发现和扶植了一批新作者，团结了海内外的一批老作家。

有人说，“林海音的家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余光中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次回台湾都要打电话给林海音，她就会出面邀请大家相聚，“好像这才向台湾的文坛报了到。”林海音没有“文人相轻”的陋习，文人相聚也都是有意义的交流。写作的人都喜欢到她家坐坐，包括海外的华人作家。

林海音在台湾文坛称得上“大姐大”，但她自认是“一个极普通平凡的女性，做了一生的职业妇女，仍是不放弃照顾家庭“。不论再忙再累，也不忘与家人朋友团聚，温暖和谐的家庭是对她工作的最大支柱。

从１９７０年到１９９６年，林海音以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应邀加入台湾“国立编辑馆国小国语科编审委员会”，兼了２６年的编审委员。她是职业妇女，工作紧张繁忙，人事交际频繁，可是居家过日子，始终都是窗明几净，不失勤劳的本色。有一次，她把生活体验写进了文章，以供新编的小学国语课本用，其中有这样两句话：“妈妈早起忙打扫、爸爸早起看书报”。

简单明了，通俗易懂，不料却点燃了一场争论。有的编审委员说：“爸爸看报”而“妈妈扫地”，不符合“男女平等”的原则，恐怕会招致女性主义者反对，故而应予修改。林海音很不满意，她说“这有什么不好？我们家本来就这样嘛！我每天早晨扫地；不但扫地，还抹桌呢！”

夏祖丽说她母亲林海音：“扫地、抹桌、烧饭，属于‘传统妇女的家务，妈妈一样不怠慢，也没有因此耽误写作、出版以及社会活动，正展现了她果断干练的才华。她不是坐而言的人，却是起而行的生活行动者。”

林海音是个爱美的人，她长得漂亮，也喜欢穿漂亮的衣服。在常人印象中，好像女强人不会跟美丽连在一起，而作家更可以不修边幅，可是林海音到任何一个场合，人家一眼就会看到她。她很会穿衣服，曾经买布料给孩子们做衣服，其他孩子看了都跟他们的母亲吵着要去买。夏祖丽说，“她的旗袍都是自己设计的，非常合体。你看她的照片，轮廓是很美的。”

林海音与夏承楹都是作家，他们对孩子的态度却是开明的，无为而治，从不强求。在儿女的印象中，父母从来没有跟他们说好好念书之类的话，只是说将来做一个正直的人最重要。他们没有虚荣心，让儿女有多高的学历，去挣多少钱，儿女也没有感到升学的压力。比如女儿夏祖丽念大学时学的是会计，他们也没有意见，后来夏祖丽对写作有兴趣，出名靠她自己。

１９７６年，夏祖丽在《妇女杂志》担任编辑已七八年，父母亲希望她转到纯文学出版社帮忙。那年林海音快６０岁，需要人来分担日趋繁重的编务。于是，夏祖丽在《妇女杂志》辞职，到纯文学出版社主持编务。

林海音没有刻意培养夏祖丽的文学爱好，当女儿在文学上有所造诣时，做母亲的毕竟是欣慰的。在纯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室里，已经结婚的夏祖丽与母亲相对而坐，度过了１０年编辑日子。夏祖丽秉承父母文采，擅长人物专访类文体。女作家林文月在台大中文系教授现代文学课程，曾邀请她为学生讲述采访人物的经验与心得，林海音高兴地说：“让她去讲吧。她很用心的，文笔也很细！”说着爽朗地笑了：“我这叫作‘内举不避亲啊！”

林海音夫妇在台北住了五十多年，他们搬过４次家，都是林海音四处奔走，先去找合适的房子 ，再由夏承楹来拍板。不论搬到哪里，林海音总是把家里朝向最好的一间房，留给夏承楹作书房，她自己就用小房间凑合。夏祖丽说：“我们小时候，人口多，房子小，父亲有间‘三叠室的小书房，母亲却在人来人往的长廊尽头，摆张书桌，随时就可以写起来。她还说，‘桌前一把藤椅，看我朗爽笑容，蛮快乐，穷开心嘛！”

说起父母亲的饮食习惯，夏祖丽告诉笔者：其实也各有不同。夏承楹从小长在大户人家，有些食物是忌嘴不吃的。林海音则是苦出身，胃口好得很，什么都可以吃，但她对丈夫的挑食非常“尊重”。比方家里吃韭菜馅的饺子，夏承楹不吃，她会包一些白菜的给父亲，而且先下锅煮了给他吃。家里吃涮羊肉，她会先为父亲涮些猪肉片、白菜、粉丝，给他弄好一大碗，然后松口气说：“好了，你爸爸那碗弄好了，咱们下羊肉吃吧！”

林海音做事利落，却有些脾气急躁，快人快语。偶尔，她也会发脾气，夏承楹保持着书生本色，沉默不语，当然也吵不起来。夏承楹说：“夫妻之间不要斤斤计较，只有闲得没事干的人，才会争多论少的。再说，朋友之间争吵可以避不见面，夫妻不成，吵吵闹闹等于自寻烦恼。”

林海音与夏承楹相爱至深，彼此信任，夏承楹把每月的薪水袋，原封不动地交给林海音安排，后来报社改为每个员工一本银行存折，夏承楹也把存折交给妻子，“连摸薪水袋的机会都没有了”。夏承楹以何凡的笔名写作专栏，又是报社负责人，可谓成功人士，但他对于林海音也十分钦佩，跟儿女谈话时，常常要他们几个学学母亲，“只是急躁的脾气除外”。

１９８４年，林海音和夏承楹到美国洛杉矶观看奥运比赛，回到台湾后，停止“玻璃垫上”专栏的写作，松了口气。林海音就建议他抓紧时间编辑《何凡文集》，对自己一辈子的写作做一个总结。

在林海音的主持之下，凝结夏承楹一生心血的《何凡文集》开始整理和编辑。全书共分四部２５卷，收入文章时间自１９５３年１２月到１９８４年７月１２日，跨度３０年零７个月，篇数超过５０００，字数约６００万字。林海音查文章、编目录、作注释，日以继夜地工作。这是纯文学出版社所出的书中，费时最久、成本最大、投入人力最多的一套书。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初，《何凡文集》终于在纯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１９９０年，林海音因主编《何凡文集》获得台湾出版类最高奖“图书主编金鼎奖”。林海音当作家、做编辑多年，获得文艺奖无数，但这次是主编丈夫的毕生著作而获大奖，格外有意义。她把这笔奖金全部分给参与编辑工作的人，因为“大家高兴嘛！”次年，何凡也得到了台湾文艺奖的“终身成就奖”，他的奖金也分给出版社所有的人，让大家分享他的光荣。

在林海音７０寿宴上，著名作家余光中即席发言：人们常说，成功男人背后有一位伟大女性；不过，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成功女人后面也有一位伟大的男人。“他们这一对伉俪是站在一起的，彼此并肩携手。”

“纯文学”时代，林海音家请了个半工阿珍。早上她买好菜，上班前交代阿珍把需要炖或红烧的菜先做好。中午下班回家，林海音先进厨房，洗净手，系上围裙，不一会儿香喷喷的菜就端上桌了。不管素炒青菜、豆芽、榨菜肉丝、豆干里脊或是醋溜鱼片，再简单的原料到了她手里，三两下就色香味俱全。老友说，台北还没流行小炒前，林海音的小炒就很有名啦。

家里吃饺子，更是林海音的强项。拌馅、和面、擀皮，她一个人全包。她一个人擀出的饺皮，可以让４个人同时包。她做的牛肉馅饼比北方馆子还地道，再配上熬好的绿豆稀饭、现拍的黄瓜粉皮，每天都被全家吃得精光。她会得意地说：“以前我们在北平大家庭时，你奶奶最会招呼孩子们多吃。有时吃得盘底朝天，她会开玩笑地说：真是吃得家人落泪、狗摇头了。”

后来子女陆续出国，家中只有林海音与夏承楹，不再用半工了，林海音很长一段时间仍维持着中午下班做午饭的习惯。朋友说：“海音，你那么忙，就少做中午这顿饭了吧！”她却说：“我喜欢做嘛！”其实，也因为夏承楹喜欢吃她做的菜。夏承楹有午睡的习惯，回家吃饭后小睡一会儿再上班，也是林海音这个细心人所想到的，不过她做什么都像是喜欢的样子。

１９９０年５月，７２岁的林海音回到北京。“英子”重走城南，童年的一切又重现眼前，她百感交集。１９９３年，７５岁高龄的她再到北京，参加《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新书发表会，她与冰心、萧乾一起担当了此套书的顾问。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目前设有“林海音文库”，她还为现代文学馆捐赠了一批当初她创办的《纯文学杂志》。

林海音早年生活坎坷，铸就了坚强的性格，到了晚年，虽然病痛缠身，仍然保持着乐观的生活态度。夏祖丽说：“我们几个女儿出嫁，她也没落过一滴眼泪。看着儿女一个个出国，她总是和父亲带着一大堆实用物品，千里迢迢来探望我们。在海外，每隔几天就会接到她的电话，电话里她精神十足地与我们闲话家常，也不管昂贵的电话费，让我们觉得天涯咫尺。”

当林海音病倒了，听医生说需要住院，她总是说：“承楹怎么办？”她想到的不是自己的病，而是她走了，谁在家照顾她的丈夫。一旦林海音病了，夏承楹把妻子主持了五十多年的家接过来，对于从来不管家务的他来说，也是件不容易的事，但他做得很好。等林海音出院，身体逐渐恢复，夏承楹会牵着她的手在家门口散步，或者陪着她在茶社里小坐。林海音的脸上从来没有忧虑，她说：“我们只是快快乐乐、认认真真地生活。”

１９９８年底， 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找到夏祖丽，请她撰写林海音传，因为她本身就是小有名气的作家，而且是林海音的女儿，还跟林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面对面”工作了１０年。次年初，夏祖丽拿着母亲的《城南旧事》来到北京，她沿着英子的足迹,走遍了城南的每一个角落，包括英子的故居，南柳巷的晋江会馆。她嫁到夏家大家庭的永光寺街，夏祖丽出生的南唐街，还有英子读过的小学、中学、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夏祖丽说，“我走过了英子走过的地方，好像英子朝我走过来一样，我重活了一次英子。”回到台湾，她可以随时向病中的母亲请教，让笔下的林海音真实而生动。她写出传记文学《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在台北出版，成为大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

时隔一年，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晚间１１时４６分，林海音在台北病逝。送别母亲林海音之后，夏祖丽又接受了出版社新的邀请，再写一部她的父亲夏承楹的传记。为此，她再次回到祖国大陆故地，寻访父亲人生之旅留下的足迹，她写出了《何凡传》，为父亲，也为母亲。

给母亲或父亲作传，是一种幸福。而母亲或父亲值得子女作传，更是一种幸福。给母亲和父亲作传，那无疑是幸福中的幸福。夏祖丽是拥有这份双重幸福的女儿。林海音活在亲友与读者的心里，留下亲切真实的文字与世界对话。也许林海音一生本身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作者就是她自己。《城南旧事》至今余韵萦绕，“英子”喜爱的歌声仍久久回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责任编辑朱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