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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小说的滥觞

2008-12-15

广州文艺 2008年12期
关键词:苏童桑园话语

王 干

王干 1960年生,江苏人,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写作评论、散文、小说一百多万字、著有《王蒙王干对话录》、《静夜思》、《世纪末的突围》、《另一种心情》等,策划过《大家》等多种文学刊物,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理事。曾任《东方文化周刊》主编,现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

1、率先在民间刊物亮相

《桑园留念》不是苏童的第一篇小说,但确实是苏童的处女作。处女作是一个很奇怪的名字,我们以前经常听到关于处女作的神话。比如王安忆的母亲茹志娟当年的处女作《百合花》就是被茅盾先生发现后,一举成名的。处女作其实就是成名作,不是写作的第一篇文字,也不是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发表”这个概念,在现在已经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因为在以前发表就是要变成铅字,也就是要变成印刷品。而印刷品在过去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概念,因而印刷厂是作为特种行业的,甚至当时的文字誊印社也是在公安局备案的。“手抄本”的出现,正是基于印刷品的严格控制。所以,在电脑出现以前,“发表”还是一个伟大的神话。电脑出现以后,出书的神话,就被打破了,因为打印机伴随电脑构成了一个微型印刷厂。而网络出现以后,发表不再是神话,无数的网站就是无数的出版社,网上的自由发表推进了言论自由的进程。而博客的出现,不是发表自由的问题了,而是每个博客都可以经营成一家报刊甚至出版社。

我认识苏童的时候,是1986年的初夏,当时他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第九个是铜像》,还获得了当年度《青春》奖,在此之前作为北师大学生的他还在《飞天》上发表过诗歌。记得当时我提起《第九个铜像》时,苏童很不好意思,说写得很差,最近写的几篇不错。他说到了《桑园留念》,他有些愤愤不平,这么好的小说没有刊物发,还是《他们》识货,用了。

《他们》,是1985年创办于南京的民间文学刊物。《他们》由韩东主持,以诗歌为主,是中国口语派诗歌的大本营。但《他们》的创刊号,发表了后来声名大震的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和苏童的《桑园留念》,当时苏童署名“阿童”。

《桑园留念》写于1984年的夏天,1985年率先在民间刊物亮相,到正式在《北京文学》上发表时,已经是1988年的2月,他已经25岁,距他写作《桑园留念》时的21岁已经四年,他已经发表了《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和《1934年的逃亡》等名震遐迩的先锋小说。

虽然《桑园留念》迟于其他小说的发表,但并不影响《桑园留念》作为苏童处女作的意义,一方面它是苏童小说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苏童第一次使用“苏童”这个笔名发表作品。更重要的是它昭示了苏童后来小说的发展脉络,而且在近三十年的小说史上,特别是率先开创了青春小说的新路径,给70后、80后的文学“撒野”作了一个漫不经心的有力铺垫。

2、对双重宏大叙事的逃逸

在苏童早期小说里,有一个重要的意象就是逃逸,这种逃逸是小说主人公的下意识动作。《乘滑轮车远去》是逃逸,《1934年的逃亡》更是明明白白把主题刻在题目上。短篇小说《逃》更是直白。这种逃逸的思想主题自然出自作家的创作状态。当时的文学创作其实受两股思潮的裹挟,一是官方倡导的改革文学,这是意识形态下的文学运作,另一方面,一些崭露头角的文学新贵们倡导的文化寻根运动,这种仿文化人类学的写作,虽然对强化小说的文化性内涵有促进作用,但由于以一种宏大的运动的方式进行,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运作。

面对这样一种双重的宏大叙事,很多作家进退维谷,或多或少地被裹挟进取,丧失了独立的文学品格,因而随着这些潮流的烟消云散,其作品也被淹没在茫茫背景中。苏童没有受到这些潮流的诱惑和鼓动,他冷静地逃逸到这两大潮流之外。苏童选择的其实是后来被称之为个人化的叙述,这个人化的叙述,其实是对宏大叙事的反动。宏大叙事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唯一叙事腔调,文学本来是具有宏大叙事功能的,可如果把宏大叙事作为文学的唯一方式和唯一功能,就违反了文学的基本规律。鲁迅那么宏大的作家,他也必须有《伤逝》和《野草》那样的小叙事,才能成为一个内容丰富的文学大师,而不只是会听先驱命的投枪手。

剥离宏大叙事的衣胞是艰难的。当年提出寻根的新贵和新秀显然有感于原有的那套叙事模式不能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但他们身上的天然的宏大叙事的血液传统让他们只能在宏大叙事的圈圈里打转转。虽然关于文化、人类和生命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母题,但在他们宏大叙事的使命感和任务感面前,变成了更新话语的工具,而没有成为文学的肌肤和内在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桑园留念》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第一人称叙述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但这个“我”用一些正统的理论家的话语来说,是个“小我”,所谓“小我”,其实是脱离主流意识形态的个人化叙述,和强调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是截然不同的,“我”的悲欢苦乐是远离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背景的。苏童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短篇小说几乎全部使用的是以“我”为主体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包括后来的中篇小说《1934年的逃亡》也是以个人的视角来叙述遥远的历史。在《罂粟之家》和《妻妾成群》里虽然使用的沉草和颂莲的第三人称视角,但仍然是那个“我”在叙述,个人化的叙述屏蔽了历史的宏大叙事。

因而,《桑园留念》展现给我们的是一片脱离了当时意识形态和文化寻根樊篱的一片新的土地。这篇小说里,出现的那个十五岁的少年“我”,是非意识形态的,也不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代言人,“我”几乎是一片海德格尔说的“澄明”状态,只是一位懵懵懂懂的少年。这位少年处于青春萌动期,对很多的事情感兴趣,对很多的事情也不了解。作家当时其实也是一个青年,但用追忆的方式来回叙自己青春成长的“桑园”。小说的时代甚至是模糊的,但模糊到当代既不像改革文学的背景有那么强的纪实性,也不像某些寻根小说将背景推及到遥远的未知年代。没有政治的喧嚣,也没有文化的强行刻录,叙述的只是少年时代的一段青春情事,或者是少年对青春的初步理解和向往。“我”这一点点的琐事实在是小,也实在是“琐”,虽然算不上委琐,但小事见不出“大”,不像鲁迅的《一件小事》能见出车夫的伟大和“我”皮袍下面的“小”来。丹玉、肖弟、毛头、辛辛和我之间的那点事情最多是年轻人的胡闹,或胡闹出来的准小流氓行径而已。

但《桑园留念》无疑是一份青春岁月的另类记录。后来苏童写过《刺青时代》,王朔写过《动物凶猛》,姜文拍过《阳光灿烂的日子》,其实都是同一主题,就是写不正常青春的不正常生长,但这种生长又带着青春强烈的本质特征。骚动不安,热血沸腾,而目标模糊。《桑园留念》写的是“我”的青春成长过程,但“我”的这种成长过程是在参照别人生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小说写了三男两女五个人物:男青年肖弟、毛头18岁,“我”15岁,女青年丹玉、辛辛应该在十八岁左右。男青年肖弟力气大,是这帮不良青年里的老大,毛头和“我”是他的追随者,女青年丹玉,长一双勾人的眼睛,成熟,富有性感,是这些众多男青年的梦中情人,是肖弟的女朋友或性伙伴。“我”在小说里是一个偷窥者,一个无知少年对成人世界的向往,同时也是一个模仿者,“我”在偷窥丹玉和肖弟的情事,又暗恋着丹玉,同时在生活里又悄悄模仿他俩,他企图让邻居女孩辛辛成为他的丹玉,但辛辛不解风情,多年之后“我”看着怀孕的辛辛颇多伤感,而辛辛毫无感觉,青春的初恋就这样沦为俗事。另一方面,肖弟的女友丹玉却被他的兄弟毛头深爱着,最终毛头和丹玉死在一起(死因不明,但两人抱在一起)。一群青少年在经历了糊里糊涂的恋爱和情事以后,作鸟兽散,相爱的则长眠于地下。多年之后“我”在当年的石拱桥上,看到有人刻下了毛头和丹玉的名字,算作他俩爱情的纪念,也是“我”走向青春岁月的见证。

这样一份关于少年青春的记录,由于是用后来者的口气叙述,颇有几分伤感和忧伤,当然也有几分的无奈和调侃。爱情、死亡、暴力、、性事以及兄弟这些在以后的青春小说里大量出现的关键意象在这短短的小说里铺垫充分,而作为小说的最高潮以及读者最想看的部分(丹玉之死)却被冷冷忽略。这种忽略不仅说明苏童对短篇小说的三味了然于心,也说明他一出手就站在艺术的制高点上,来俯瞰文学的来龙去脉。

苏童对宏大叙事的逃逸或打破,是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来实现的。当然这个“我”是一个旁观者又是一个当事人,他见证他人的青春岁月,也在见证中泄露出自己毛茸茸青春之树的悄然生长。对于少年青春萌动的描写,显然不是宏大的主题,但却是人成长的主题,是人性的生成的部分。小说虽然那么文化人类和意识形态,但却是以人为本,记录人的生命年轮。这也是文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3、价值和影响

《桑园留念》写于1984年,发表于1988年,历经四五年时间,最终成为苏童的代表作之一。但《桑园留念》甫一出刊,无论是在民间刊物上还是正式刊物上,都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喜爱,有来自读者的,也同时来自文学圈内人士。这说明《桑园留念》不是速朽的作品,要不然怎会搁了四五年发表,还会让人们津津乐道。至今谈起苏童,人们还会记得他的《桑园留念》和《妻妾成群》。没有被人们忘记的作品,虽然不一定是经典,但肯定是产生过影响的。对《桑园留念》而言,它的影响自然不如那些获得过殊荣的短篇小说大,更多的人了解苏童还是通过他的小说《妻妾成群》被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但《桑园留念》的意义未被充分挖掘和认识。

《桑园留念》对苏童而言,像一把钥匙开启了苏童小说创作的新天地,也像阿里巴巴的咒语一样打开了他的文学资源的宝库。如果我们回过头来回顾一下苏童的小说,发现《桑园留念》仿佛是他小说的一个创作提纲 或者一个意象化的前言似的,囊括了他以后的很多小说内容和框架。他在《桑园留念》里使用的那个愣头青“我”在相当一短时间内成为他叙述的一个标牌。在内容上,《桑园留念》也不断被扩展延伸,中篇小说《刺青时代》可以说是《桑园留念》的扩大版,而长篇小说《城北地带》里的很多痕迹也来自于《桑园留念》,在《桑园留念》中那个窥视的视角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被发挥到极致和完美。在《桑园留念》里的很多意象和细节都衍生出不少优美的佳作,《桑园留念》中关于舞蹈的陈述后来被成了《伤心的舞蹈》,地名石码头,变成了短篇《石码头》,桂花树也成了另一篇小说的重要意象,小说里出现的我和哥哥的情景,后来也被演绎成中篇小说《黑脸家林》。至于小说里的那个城市,那个石拱桥,则变成了那条文学史上著名的香椿树街了。苏童在《桑园留念》里找到了自己,也由此作为蓝图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王国的塑造。

在《桑园留念》里苏童找到了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姑且称之为“软象征”叙述,之前我曾经笼而统之概括为“意象”(拙作《苏童意象》),现在看来,意象的概括虽然清晰,但不如“软象征”更具体。软象征是对象征主义话语的合理改进和创造,象征主义在80年代文学被视为文学的宝塔尖,但象征主义话语如果被简单粗暴地使用,不仅造成阅读的晦涩,也造成文学的枯燥化。象征,是要造成隔离效果,但象征不是主题和人物的数字化和抽象化,曾经有人把人物的名字用符号来取代,这是对象征的粗浅的理解。小说的象征是建立在叙述的基础上,也是建立在人物和细节的基础上。当时张承志有一篇中篇小说叫《北方的河》,就是这种强硬性象征话语的代表作。高行健的话剧《绝对信号》和《车站》也是这种硬性象征的代表作。

《桑园留念》的软象征表现在叙述时,作家的话语指向在描述现实的同时,也产生了另外的潜指功能,能指和所指之间产生了微妙的重合。而不像纯粹的象征主义话语中,叙述只是象征的奴隶,叙述本身的价值游离在小说之外,叙述获取的只是符号价值。软象征跨越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鸿沟,叙述是写实,也是象征。在《桑园留念》中,桑园是地名,是实指,但也是青春岁月的隐喻。丹玉,是人名,也是青春的符号。这种软象征的叙述手法其实在《红楼梦》里就有运用,但由于被索隐派机械地索隐,作为叙述的象征精神反而被淹没了。

苏童这种有弹性的带有软象征风味的叙事话语,不仅奠定了他小说的坚实基石,让他的小说有了强烈的个人化标志,成为三十年来文学的一道亮丽风景。同时这种绚丽而平实的艺术话语,对同时代以及后来的小说写作者也是启迪和参照,鲁羊、毕飞宇、李冯、吴玄、安妮宝贝等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各自的补充和丰富,形成了软象征的小说流派。特别是安妮宝贝的意象化写作更加细腻和女性化,在苏童忽略处挖掘,在苏童简单处丰富,在苏童开辟的隧道里继续深入,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女性青春小说的忧郁美学。而“80后”的青春叛逆小说,也能在《桑园留念》里见到端倪。

在我写完了这篇文章之后,我和他通了个电话,我说《广州文艺》要选三十年的短篇经典,你觉得你哪篇好?他说了好几篇,都不错。当我告诉他,我选的是《桑园留念》时,他好像有些意外:

“也不错,但有些青涩”。

是,有些青涩。《桑园留念》正是青涩之典。

责任编辑刘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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