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从周

“如果你还未结婚、或者结婚了还未怀孕、或者正在怀孕,那么你遇到贵人了,我的名字叫王财贵。”在大多数演讲之前,他总会面带微笑地向听众如此幽上一默。

王财贵,1949年生于台湾省台南县山上乡。他的“名”似乎很大众——财贵,不过他的“字”倒挺超迈——季谦。字如其人,名如其行——他心中怀着颇为超迈的文化理想,双腿却马不停蹄地行走在大众之间。

1994年,在台湾,年过不惑的他,开始发放传单,奔走演說,宣传自己的教育理念;2001年,在北师大,已“知天命”的他,发表的一场演讲被人们形容为“百年震撼”;2007年4月,他的“中原行”遍及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半个月之间,连轴转地做了几十场演讲。十余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美国…一有人统计,他做的演讲绝对不下1000多场,平均每年100多场。

但他并不是什么“职业演说家”。在他的头衔之中,最有分量的,当数“全球读经推广第一人”。他的名字,和一项叫做“儿童读经”的运动紧密相联。十余年来的奔走,为的只是“读经之声遍闻城野,文化之国再造不远”。十余年来,在他的影响下,已经有数以千万计的儿童参与到经典诵读之中。

这位“台中师范学院语教系专任副教授”,折腾出来的动静着实不小。然而,他的教育方针却至简至朴-——“小朋友,跟我念”。念什么?中外文化经典。为什么?如此方合乎人性。

但是,为了说明这六个字,他得一遍一遍地面对老师、家长和学生,一遍一遍地用长篇大论来加以说明:“与其教语文课本,不如教《三字经》。但是要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千家诗》,不如读唐诗。但是与其教唐诗,不如教古文。你若要学古文不如学诸子百家。你要学诸子百家,不如学四书、五经。四书、五经学会了,诸子百家没有不会的。四书、五经里边以四书为标准,四书又以《论语》为开头,所以中国人要读的,第一本书就是《论语》。”“小学语文课本是用完就要丢掉的,是垃圾。现在的语文教育不是开发潜能,而是让孩子没了聪明头脑。数学也不用学了,数学课应靠边站。谁认真教数学,谁就把孩子教笨!”

面对与“现代教育”理念如此格格不入的“咄咄怪论”,反感者或反对者自然不在少数。据媒体报道说,在一些演讲现场,有一些“王黑”(反对者)会当场叫板,甚至中途愤而退场。但是,与之相比,“王蜜”(支持者)们的举动却更为疯狂。某次讲座完成之后,一位听众走上台去对他讲:“王教授,我觉得您就是推广中华传统文化的‘活菩萨,我很崇拜您,我给您行大礼。”于是双掌合十,双膝跪地,匍匐行礼,王财贵赶紧起身将其扶起。京城某经典推广机构的负责人也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王老师,下辈子我的工作有着落了,就是到你的祠堂门口卖门票去。”

的确有人也调侃着要将他“供起来”,但王财贵觉得自己只是说出了最平凡的道理,并非有什么特别的“神通”。“有人是不是觉得我就像洪秀全,一场大病昏睡了三个月,醒来以后就成天胡说自己是真命天子之类的?”

这套“读经理念”的形成,在王财贵看来,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当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他经常反省自己:“我为什么没有才华?我的生命为什么不通畅?”他像很多喜欢读人物传记的青年一样,从自己所崇拜的古代优秀人物中寻找答案——“他们从小就读有用的书长大”。他反思自己,“我小时候也不见得笨,我也特别用功,但我从五六岁开始到现在读的书,一直是无用之书!”

“古人用功,我也用功,古人聪明,我也聪明,但是由于所受的教育不同,因此成果就不一样。”反思到这一层之后,他开始花力气读一些诗词和古文。后来,又过了一些年,他慢慢悟到,更需要读的,是四书五经之类的最古老的经典。

22岁的时候,从台南师专毕业的王财贵,到一所偏远的小学当起老师来。一到学校,他找到校长:“能不能给个班让我从一年级带到六年级?”校长愕然道:“还没有男老师带一年级的啦。”不过,校长后来还是同意了。于是,王财贵开始按照古代蒙学教育的思路,带着一伙刚入学的小孩,从《三字经》、《百家姓》一直读到《千字文》和《千家诗》,试图通过这种“三、百、千、千”的启蒙读本,解决孩子们的识字问题。他一开始还不太敢整个班教《论语》,于是就挑了十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放学之后再读半个小时的《论语》。后来,学校换了校长。该校长大概受到日据时期“小学教师两年换一次”的影响。认为一个老师带六年影响太大,坚决请王财贵另择他班。

这位全球读经推广第一人的首次尝试,竟然如此被拦腰截断,只好“潜龙勿用”了。不过,这却最终鼓起了他直接教儿童从《论语》读起的勇气。因为若干年后,他碰到那个“实验班”的一些学生,学生告诉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就小时候读的《论语》最受用——学生们倒并没有太提起那些作为识字课本的蒙学书。

此后,王财贵一边读学位,一边当老师。从本科、硕士一直读到博士,从小学、中学一直教到大学。“我一辈子都在师范体系里面,也算是一个学教育的人,”王财贵说。他曾经师从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这一点后来屡屡被人提起。

到他45岁的时候,还在读博士的王财贵,正式开始了“推广”读经的历程,主要工作就两件事——发放手册,发表演讲。

他找到一个企业家,底气十足地说:“抗战时期有句口号,叫‘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如果你肯出资印10万份《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我保证有10万儿童读经”。王财贵的账算得挺有意思,“不是说10本手册发出去就10个人都接受,假如只有1个人接受,这个人就开始教孩子,但1个孩子学得不起劲,不如把亲戚邻居家的孩子招来,这样1个人就会带动10个孩子。所以说还是10万份手册发出去,就有10万人读经。”企业家被说动了。10万份手册,王财贵准备用3年发完,但不到6个月就被索取一空。到后来,这手册被重印过好多次,从台湾到大陆,从国内到海外,总共发放了好几百万册。

如果说印发手册还可以“巧借东风”的话,那演讲却需要全凭自己的血肉之躯了。“一张嘴,两条腿,凡是有人要听,我就去讲。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海边,只要你有诚意,我就来。五六个人的时候,我讲两三个小时,几千人的时候,我也是讲两三个小时。”就这样,他一讲就是十几年。

在他现在看来,这两件事几近笨拙,不过却切实有效。他获得了最为重要的东西:口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到后来,他的事迹传到住在香港的南怀瑾先生那里,南先生的弟子把王财贵请到香港演讲,然后又请他到海南演讲,之后又到了上海、北京……这些事情,不过在他全力推广读经的三四年之后。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一个影响上千万人的“读经运动”,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做开了。

很多人以为王财贵必定出生书香门弟,饱受旧学熏陶。对此,他莞尔一笑:“我父母都是农民,父亲识得几个字,母亲到六七十岁才学会写名字”。王财贵对自己“肚里的货”也很坦诚:“在日常生活或者是教学演讲的时候,我随时可以引经据典的范围大概有10万字。包括四书、老庄、《易经》还有大概100多篇古文,加上一些唐诗宋词,仅此而已。现在的小孩可以整本书的背下来,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能力了。像我这样从20多岁才接触经典,能够有10万字的涵盖面其实也不是很困难的。”他自谦地说如今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他这先锋却作得很洒脱。在应试教育几乎一统天下的情形下,要推行至少在表面上与之相左的另外一套教育理念,难度是可想而知。然而,王财贵却觉得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他自认为“立于不败之地”,因为,“全天下不读经,只要有一个人读经,我就成功一个,有两个读经,我就成功两个。”而现在,在他看来,他已经获得了“三千万个成功”,因为有三千万个儿童在读经。

这“三千万个成功”的背后,是一头白发和满脸皱纹。这些,不过是一个行者十年跋涉的小小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