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　壬

我时常对自己满意。六年来，我在南方漂泊，我的明天永远下落不明。对我来说，明天的魅力远远要小于昨天的魅力，我总是眺望我的过去，希望找到关于梦想的种种暗示。惯于遭遇同质的生活，我被获准有机会修整上一轮经历中的种种过失。一个固执的人，她总是相信奇迹，相信——传说中的意外，她总是会在下决定之前把事件披上一种灵异的色彩。一次一次的过失似乎是无法避免的，真相如此醒目。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一种徒劳的暗自发笑。我用“务虚”二字给自己定性，似乎有为自己的失败开脱的嫌疑。呵，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说，我把事情搞砸了，我把很多事情搞砸了，我是一个务虚者，务虚者是不能算失败的，你知道吗？我是一个务虚者……

2004年的深圳一直在记忆深处反复折磨着我，它在我心里形成郁结的肿块。当我决定敛声静气地叙说那个事件时，我突然就有了一种站在一生的命运长河中的背景感，我似乎可以把自己看得更清楚，以至于整个叙述不像是一场冗长的辩白。记忆像画卷般慢慢打开，悲伤在慢慢地向我围拢。深圳的水贝，中国珠宝制造中心。网一样的线路图通电般地清晰起来，三年过去了，当我再一次踏进水贝，它们就从记忆里一一复活，可怕的是，我竟还能准确地说出，哪家珠宝企业在什么路，哪栋大厦，几楼，老板姓甚名谁；沿途的各类建筑、银行、超市、报亭、饭馆、公交车站，行人和车……它们被擦亮，开始在我面前晃荡，那些气味、光、声音、颜色开始在空间里晃荡，我还看见了我自己，一个瘦小的身体，锥子一样，在晃荡的影像中慢慢锐利起来——它让我的眼睛发痛了。我相信，当我以我的肉身再次去触摸这条线路，一寸一寸地，这条曾被我踩过无数次的线路一定会发出痉挛般地颤栗，是的，它们一定会感受到我，并迅速认出我，这样的打量，这样的注视是我难以面对的，啊，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在瞬间调整好自己的脆弱。水贝，这个全国珠宝加工总量占70%名词，这个曾让我梦想折翅的地方，它带给我的悲伤从来都不会缘于失败，我是说，一个悲伤者是不能以失败来命名的。这不是辩解。

2004年初，我受聘于一家珠宝杂志社，任市场总监，带领一个团队。我们住在深圳翠北小学后面的翠珠小区里，六个人，老板租下了两套房子。我的工作是负责这本杂志的广告业务，诚然，这本杂志的命脉就捏在我手里，编辑部的意图得服从于广告市场，包括新闻策划。那个时候，我踌躇满志，浑身凝聚着力量，充满着激情，应该说，赚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想成功地运作好一个媒体，运作成同行业中最棒的媒体。我了解媒体运作的每一个环节，也了解我自己，我喜欢在商业操作中赋予感性的因素，并自信通过个人性格魅力，会有许多让自己惊讶不已的体验，我相信深圳这个地方，它能够迅速捕捉到我传达出的，具有个人特质的商业操作气味，并能快速作出反应。我已经感受到她与广州的不同，在深圳很多的报刊亭里，我可以买到《读书》、《诗刊》、《人民文学》、《收获》以及各类视觉、影像艺术类的杂志，可以猜度它们的普及度。可以说，在广州买本《读书》和《诗刊》都是非常困难的。我惊异于深圳居然有阅读这类杂志的一个大群体，它应和着我内心深处的文学情节，我像患了天花的孩子那样兴奋不已。当然，那时珠宝行业的广告词已经是相当张扬了，不再是软绵绵的风花雪月和平稳的实用主义，而是具有挑战人们内心欲望的创意，珠宝产品的命名及内涵阐释出现了诸如：惹火，七宗罪、原罪、嫉妒等关键词，我相信深圳广告市场对于人性本源深处探寻的那类创意的准确判断，以及它们被接纳的速度。我相信这个城市在尊重商业规则的同时，更对发现个性有着太强烈的倾向和热情。那种靠走美女路线、走关系路线的低劣手法早就成为深圳广告界的笑柄，深圳的客户理性同时感性，对广告的要求除了要达到专业制作水准外，还得要求有一种能抓住人心的东西，哪怕讲出的是人的弱点和阴暗面，这种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以其普遍意义反而会有一种意想不到的亲和力，诸如某钻石品牌的广告词是：我就是好色。我实在不太喜欢什么“打文化牌”的说法，这一过时且代表一种集体话语的说法，让我感受到虚无和空泛。它被太多一知半解的人挂在嘴里当成附丽，当成招牌，仅以示自己不再是一个珠宝文化盲。但是我，始终倾向于表达出个人对珠宝的理解，因为我相信每一件珠宝都是一个生灵，她们每一个都应该有自己的名字。在深圳珠宝圈，当你跟总监一级的人物交流时而没有独特的主张，那将是非常被动的。

翠珠小区实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从后门出就是田贝四路，迎面是水贝国际珠宝交易中心及万山珠宝工业园，往里，就是贝丽北路，水贝工业区，珠宝企业都汇集在这一块。珠宝加工厂、珠宝公司都在这里。去拜访客户、采访几乎不用坐公交车。如果坐公交车的话，要去的也只有八卦路、沙头角、布心、车公庙这几个有珠宝企业的地方，啊，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清楚地看见它们，就看见了自己。我当然记得对面的翠竹公园里有很凉的石凳，一丛丛修挺的竹子绿荫婆娑，那儿的空气像是被纯净水洗过了一样。我还会记得田贝三路的砂锅粥，翠竹大道的味千拉面及三个一野菌汤，这些地方曾频繁地出现过我的身影，两年了，它们的生意依然很好，进进出出的人，此时的阳光，门楣，吹过门口的风还跟过去一模一样。

我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研究了我的四个竟争对手，即四家珠宝媒体，并很快跟它们的负责人熟识起来，我了解了相关的潜规则，包括客户吃回扣的点数，大的客户一年的投放量，当然同行更多的是相互的戒备心理，发行量、新闻策划主题、内部的某些操作手法都是不拿出来交流的，我分明感受到，他们没把我这新媒体放在眼里，坦白说，我目前还没法跟他们竞选争，在他们面前保持低姿态，安全渡过市场培育期是至关重要的，显然，他们根本无视于我采取什么态度。但我骨子里的自信让我有着更高的眼界，我不跟谁比，更不会去逞嘴皮子的强。团队五个人，是我亲自招的，我要的不是那种纯粹的拉广告的人，我招的是有采访经验、有为客户做各类策划意识的记者，他们出去是带着我的新闻策划专题及媒体策略方案去做采访的，广告，在我这里是一种采访之中的伴随行为，它不被暴露为目的，我认为在深圳做平面媒体的从业者必须要具备这样的素质。但实际上，由于某种偏见，真正有着高学历，有着非凡创意的人是不愿意去拉广告的，太多从事平面媒体广告业务的人是那种头脑灵活、能言善辩、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的中低学历者，他们有着可疑的职业道德，骨子里的共性是城府深，皆有着不为人知的狡黠的一面。在饭局上可以把胸脯拍得咚咚响，可以许下任何承诺，然后就开始讲一堆又一堆的黄段子。虽然他们并不像保险业务员那样那么让人讨厌，老是缠着人家，让客户有一种甩不掉的牛皮癣的感觉，但还是因为新闻水平不高的缘故，使他们的广告目的暴露得相当明显，在跟客户的对话中，处于唯唯诺诺的境况。行业内屡屡听说业务员携广告款潜逃、业务员之间抢单、不正当竞争、个人私自炒单的劣行。这一类人遍布在我的四大竟争对手中，应该说这个行业是相当混乱的，它需要规范。也许有人会感觉到我的性格里有某种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可笑的浪漫主义温情，以及某种程度的自恋而导致的自负。当我2005年初选择离开水贝的那一刻，我仍然不认为这些是致命的，相反，这是我至死都不愿意改掉的性格特质，到现在依然是。这不是出于狭隘的固执，而是出于对某种良好品格的认定和坚持，我至今还认为，无视于文学的准则而倡导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做的最好的珠宝平面媒体的那位负责人姓宋，她是一个中年妇女，在珠宝圈内有着不小的声望。（真不知凭什么？）我至今记得她向我扔过来一张拧歪的脸，左脸颊眼睑下方的位置突然横出一块肉来，由于生气在那儿颤跳个不停。我和她同时去拜访一个大客户，宋女士从进门起基本不让我说话，她满脸堆笑，奉承话说个不停，显然她想在我面前表现出他们之间是如何热乎的。我暗暗纳闷，你的媒体做得那么好，怎么你的手法还这么恶俗和老套，没有看到一个大报所表现出应有的骄矜和风范，我隐隐地觉着失望！我沉默着，一下子感受到了我和她的距离，啊，我跟太多东西何尝没有这种距离感呢？客户在翻看我的杂志，他问道，《三月的态度》这个卷首语是你写的吗，我说是的，他把眼光专注地看着我，说，我很喜欢你的文字，上次你们杂志登的那个关于翡翠的文章也是你写的，我是一字不漏地看完了。他瞟了一眼宋女士说，我接受过几家媒体的个人专访，那些记者写我的文字，没有一篇我满意的，太实、太板，要不就是露骨的矫情。你能给我写一篇吗？他的态度是居高临下的，把话轻飘飘地扔到我这里，那厚重的鼻音，漫不经心但又让人无从抗拒。话一说出，宋女士的脸都白了，客户是上帝，这是她惯有的思维模式。他说起来话毫不客气，竟当着另一家媒体的面损她，并让我直接感受到他们之间并不热乎。他看着我，跟我说，你说翡翠的毛料在缅甸历经赌石这一环节，这是它妖媚气质的缘起，啊，妖媚，你用来说翡翠的气质，我记得你还谈到黄金的气质，说它散发着王权的腥气以及关于海盗的联想，非常好。下个星期你能交出这篇专访吗？

我们同时离开了那个客户，在电梯口，宋女士就向我展示了我先前讲过的那个表情，把一张歪脸扔给了我，我明白，时间成就了她，但无法让她成为经典。我想起客户的话，他说，你一定会做出最好的媒体。是的，从那一刻起，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要做最好的珠宝媒体，用我的经验我的准则来作为这个行业媒体的标准，做出最好的范本，时间，我现在需要时间，它成为这个梦想的必要条件。最终我拿出了他满意的专访，同时，签下了半年的广告合约，总价是15万元。

几个月时间，这本新杂志慢慢让人瞩目，凭着我对深圳珠宝广告市场的理解，我的新闻策划，概念制造都表现出耳目一新的效果。我想，它一定向其它四家媒体露出了它锋利的小爪子，我已经隐约感受到了，某些人跟我说话，态度、措辞方面已有所不同。我感觉到两胁要生出双翼来，想要飞的样子，啊，这样的时刻是适合抒情的，因为美好。我的骨子里有着多么令人心碎的浪漫情怀，是的，心碎。当我现在在回望这段往事，想像着当时自己想要飞的样子，眼泪就流出来。我需要的不仅仅是时间，应该说，我更需要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认识自己。我的老板总在埋怨我，说是钱赚得不够快，运作成本偏高。我的运作成本确实比很多的同行媒体要高，我聘的是记者，底薪都不低，此外，我配备的设计师及编辑部主任都是专业人才。他突然跟我说，有三个人想来深圳做杂志的广告业务，他们不要底薪，只拿提成，让我管理一下。从老板的角度上看，这三个人不要底薪，他们能不能做好，对他而言没有任何损失。我虽然觉得老板用人的心态有问题，但不好说什么。三个都是男的，在珠三角一带做了多年的纸媒广告业务。为首的那个，年龄比我大，姓郑，第一次见面，他表现出一种虚伪的热情，口口声声请我多关照，说自己没读什么书，不会写文章等语，它反复地强调这一点。同时他却又滔滔不绝地讲自己这几年在广东做纸媒如何风光，如何如鱼得水，赚了多少钱，见识过多少身家过亿的老板。我还是隐隐听出，这个人的话音里有着灼人的挑衅成分。

按照规则，我们六个人正在跟的客户他们三个是不许碰的，大的客户都在我们几个手上。我完全没有必要去戒备他们。一个星期之后，我的记者告诉我，郑先生已经抢签了他手中的单，一年，总额是25万，这是恶意抢单，是绝对不允许的。当着姓郑的面，我要求他把单归于那个记者名下，否则按违规处置。那姓郑的轻蔑地哼了一声，当我的面给老板打了电话，电话那端传来老板懒洋洋的声音：小黄，管它是谁签的呢，能签下来不就行了，再说了，人家小郑有本事签下来，你要鼓励人家才对啊！挂断电话，犹如一瓢冷水从头泼到脚，我的心刹那间就凉透了，在利益面前，我的老板已经不辩是非了。

我还是不太明白，这姓郑的是如何签下这个单的，他果真神通广大？我苦苦冥思着。一样的价格，为什么我的记者没能签下？我叫来记者仔细问他跟这个单的所有细节，原来记者许诺对方15个点的回扣，对方迟迟未签。我和我的记者只有20个点的提成，许诺对方15个点，他本人也只能拿到5个点，这已经无法再让步，客户的那位市场总监胃口太大了，显然他不满足于15个点的回扣，姓郑的签下了这个单，他一定是给了对方高于15个点的回扣。这三个人是不要底薪的，他们的提成是30个点。这件事情已经变得可怕了，我开始慌了。这样下去，我没法跟这个姓郑的斗，并非他们神通广大，有三头六臂，而是因为他们手中的筹码比我要高。他只要许诺给客户20个点的回扣，他和他的团队将会抢走我们手上所有的客户。在这里，我想谈一谈回扣，关于回扣，深圳的广告市场已经非常明朗化了，甚至非常透明，多年来，媒体业务员惯坏了这些企业的广告负责人。它由来已久，尽管我从骨子里抗拒着这种让人难受的作法，但是已经没有人能扭转这一切了。这个低劣的游戏我如何能陪这个姓郑的继续玩下去？老板已经不再讲道理了，此时的我，当然不会相信深圳的客户会遵循文学倡导的法则，遵守信义、相信他们因为欣赏我的新闻策划、我的广告创意，我对珠宝独特的个人理解以及我感性、阴辣准狠的文字风格而放弃丰厚的回扣。一个事件，让我面对了所有的真相。而这一切，我其实是多么清楚，我从来都不是蒙在鼓里。然后在后来的几年里，我遭遇到同样的事件，我依然一如既往地相信我所认定的那些美好，我依然相信…….会有意外，会有奇迹。一个人摊晾着她清澈如水的经历，一览无余的命运。单薄，仿佛肉身隐退，只剩下一个干净的瘦的魂灵。

我如何能扭转这一切？如何能拯救我苦苦经营的这一切？我深深地知道，这个姓郑的目的是赤裸裸的，他对做什么最棒的媒体完全没有兴趣，不，他没有这个能耐！他们三个人就是广告市场上典型的短、平、快圈钱高手，他才不担心杂志的命运呢！手机响了，是宋女士打来了，电话那边，她气急败坏地告诉我，说我杂志的记者竟然打破价格底线，以6万元的价格签下半年的广告，这引起了同行媒体的集体声讨。又是姓郑的他们干的，这是个极危险的信号，它将会把我的杂志推向死亡的边缘。紧接着，那三个人中的一个居然签下了一家服装品牌的广告，一本珠宝媒体去刊登服装广告那将是天大的笑话，它会把我苦心经营的专业化程度的美誉毁于一旦。我当然清楚，这种单之所以能签下来，当然是他们给予了可观的回扣给对方。我一定得制止他们。

我觉得我应该跟我的老板好好谈谈。我想告诉他，郑先生的操作方式完全像是一头野兽。我还想告诉他，这本杂志将会毁在这头野兽手上。老板高兴地接见了我，不到一个月，他已进账不少，这种赚钱的速度让他兴奋不已，坐在他对面，这个长着肥胖脑袋的男人，过于兴奋让他显得更蠢了。我要求老板解聘那三个人，这话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他也已经变成了一头野兽了。事情从来都不会有意外，从来不会，我在内心已经感觉到了，可是我坚决要面对那致命的一击，用肉身去承受。我想起我的记者在我出门时反复地叮嘱：一定要保住杂志，有了杂志，我们可以重头来过。他们一定都知道，我是一定会失去杂志的，一定会。老板跟我说，你们可以跟他们一样啊，全部不要底薪，拿三十个点的提成，以同样的筹码跟那三个人公平竞争，用你的实力赶走他们啊！

我说不出话，悲伤被哽在喉管里，我什么也说不出。仿佛很长时间后，我听见自己说，我要辞职。他没有挽留。我走出办公室，那时正是初秋，大院里停着一排小车，安静得很，几个老人在芒果树下打牌，高大的细叶榕也是静静地立在那里，舒展它细密的枝叶，一动不动。阳光打在我脸上，一股强烈的酸楚涌向胸口，我还没来得及学会坚强就首先学会了放弃，我觉得我的激情我的想飞的感觉还没有完全退去，它们就被悬置了，被冰封了。所有的这一切我都来不及衔接，太突然了，突然到我对自己所做的决定都感到惊讶。长长的空白之后，我才开始真正地伤心起来，越来越伤心，越来越，我蜷缩成一团，这伤心的氛围一下子将我围拢，很快将我淹没。啊，我如何能做到放弃底薪，拿30个点的提成，然后以相同的筹码去跟那个姓郑的斗下去？然后重新拿回我所有的客户，然后把他赶出我的杂志社？我做不到，实在做不到，把自己变成一头野兽，去赶走另一头野兽，最后再去回归成一个人？还可能回归成人吗？我不想说，我是一个多么清高的人，不屑参与这种低劣的竞争。事实的根源在于，在这种低劣的竞争中，我得首先要变成一个违规者，去变成一只比他更疯狂的野兽，这是我做不到的。在这场商业竞技中，一个务虚者，以她骨子里的所谓古典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以及可笑的自恋情结，还有，还有，以文学的法则倡导的精神，诸如此类，诸如此类而彻底失败告终。我从来不认为，这样的失败归结于一个无知且目光短浅的老板，归结于一个特殊的事件。在后来三年的经历里，事实证明，一个务虚者的失败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必然的。啊，这些失败都是可知的，但也都是无悔的。半年之后，我在东莞听说我的杂志彻底死掉了。当时，只觉得心里有一种很细很细的东西一下子折断了，非常地干净利落。

我在很多次作家、诗人的聚会场合见到这样一类人，他们非常地落迫，房租交不起，饭都吃不饱，没有工作，四处厮混，我经常从朋友那里听到关于他们的种种劣迹，小偷小摸，借钱不还，喝酒闹事，背后捅朋友刀子……他们满嘴恶语，内心充满仇恨，抱怨命运，说自己是最伟大的作家和诗人。最后，他们还会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务虚者，之所以有如此下场全是因为他们是务虚者。啊，没什么可纠正的。我跟他们一样，需要辩白，需要掩盖内心的脆弱。尽管本质上，我与他们如此不同。

塞壬，原名黄红艳，湖北人，现居东莞，业余写散文,发表若干,有作品入选各类选本。散文集《下落不明的生活》即将出版。

责任编辑 刘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