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　涛

【摘要】宋代崇尚一种清淡雅致的艺术审美。我们从工艺美术中的服装、陶瓷可以看出其高雅的艺术格调，主要的原因是宋代社会在政治领域、宗教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策略，即右文抑武的政治策略，三教兼容的宗教策略，复兴儒学、重整礼纲的文化策略。

【关键词】宋代 审美 服装 陶瓷 清淡雅致

在中国美学的发展和演变中，宋代是一个及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蕴含了封建社会后期新的审美意识，审美风尚和审美理想。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经明言:“华夏民族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光铭也指出，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到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清所不能及”，并强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背景中，孕育了宋代审美体现出与前代截然不同的新特征——清淡雅致的风格，不论陶瓷、服装、绘画都呈现出典雅、平易的艺术风格。以质朴的造型取胜，很少有繁缛的装饰。正如苏东坡所推崇的“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也就是严羽《沧浪诗话》中所言：“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一、简朴、儒雅的宋装

从某种意义上讲，服饰是记录人类文明的历史文化符号，从古至今，服饰走过了漫长的路程，昭显着历史印记，从中折射出不同文化背景的深刻内涵。宋代服饰由于受理学等文化的影响，抛弃了唐人开放、裸露的样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服饰观念。唐人崇尚丰肥，追求雍容华贵，喜欢张扬， 宋代服饰的自然、含蓄、清雅之美绝不逊色于唐代服饰。而宋人却比起前者更为深刻，更为成熟，更具有文化底蕴。宋代服饰的儒雅,是对唐代开放、热烈、张扬服饰风尚的一种革新。从这一角度看,宋代服饰在中国服饰文化历史长河中是具有创新意义。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博士聂崇义上《三礼图》，在尊重历朝历代的服装制度的基础上，奏请重新制定服制。百官的朝服制度做了调整。编《三礼图》的宗旨，照聂崇义的说法，是“详求原始”，即详细地考证古代制度，“遵其文”，“释其器”，以“恢尧舜之典、总夏商之礼”，“仿虞周汉唐之旧”。两宋服饰又恢复了自古以来宽袍大袖的风格,儒家所以倡导的简朴之理，在宋代服饰风尚中尽显。在宋代前后三百多年间，服饰风格式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宋代服饰风格以复古、尊古、简洁、儒雅、端庄为基本特征。由于宋代整个社会舆论主张服饰不应过分豪华，而应崇尚简朴。皇帝曾三申五令，多次申饬服饰 “务从简朴”、“不得奢僭”。如绍兴五年（公元1135），高宗对辅臣说：“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已戒中外及下令不许入宫门。今无一人犯者，尚恐士民之家未能尽革，宜申严禁，乃定销金及采捕金翠罪赏格。”因此,宋代的服饰文化不再追求艳丽奢华，而是趋于简洁质朴。宋代女装拘谨、保守，色彩淡雅恬静，女子服装上身穿窄袖短衣，即襦和袄，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褙子在两宋十分流行,因为该服装本身具有“便事”、“利身”之优,它穿起来不紧也不松，不严也不露，恰到好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襦衣、褙子的“遮掩”功能加强,一切的“张狂”都收敛了许多,如深衣般合乎“规知准绳”,十分符合当时的审美，到了夏天，宋代女子一般多穿衫。衫大都数以轻薄的材料作成，颜色也以素淡为主。宋人诗文中的“薄罗衫子薄罗裙”的正是这类服饰。女子下装的裙子，颜色较为清淡，通常采用间色，例如淡绿、粉紫、银灰、葱白等色，或素或绣，质朴、清秀，强调本色给人以优雅的感觉。由于受理学的影响，“礼”作为一把尺子规范着人们的服饰行为，即“合乎礼仪”，不合乎礼仪的一概被禁止，比如有一种叫纱公服的，夏天穿着凉爽舒适，很受欢迎，但是因其质料轻薄、透明、有伤观瞻，不合教化，而受到正统理学家的非议，一度被统治者禁止。而宋人的这种服饰观念对后世的服饰文化也带来大的影响。

二、幽雅、秀丽的宋代陶瓷

宋代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个高峰，为中外学者誉之为陶瓷的典范，所以，有人说宋代是一个“瓷的时代，不仅规模、制作技术，还是艺术水平，都达到火纯青的境界，宋代的瓷窑遍布全国，著名的瓷窑有官窑、定窑、哥窑、汝窑、钧窑等。宋瓷造型讲究完整、圆满、和谐，从轮廓、到内部都组合得自然得当，恰如其分。以中国瓷器史上流行时间最长、最受人们喜爱的梅瓶和玉壶春瓶为例，这两个造型都是在北宋时期创造的，梅瓶的造型为小口、短颈、丰肩，肩以下逐渐收敛，具有一种挺拔刚劲、而又雍容大度的美感。玉壶春瓶是侈口、细颈、圆腹、圈足，由于瓶体重心在下部，因而显得端庄秀雅，优美舒展。小巧玲珑的造型与柔软温和的曲线，让人感受到一种玉的纯美的韵味。宋瓷没有艳丽的色彩和华丽的花纹，而多以其细腻的釉色呈现出典雅涵蓄、高贵朴实的美感。宋瓷以单色瓷为主，五大名窑除了钧窑釉色鲜艳外，其它各窑无一不是靠细腻精致的单色釉取胜。如龙泉釉的粉青釉，釉色呈粉润的青绿色，如半透明的青玉；梅子青釉色浓郁青翠，类似碧玉的色泽。温润滋厚，深沉凝重,是青瓷冰肌玉骨的完美再现。宋代在此时期的五大名窑中，有白瓷的只有定窑一家，白瓷改变了历史悠久的青瓷传统，定窑烧制的白瓷，胎薄质坚，釉色柔和莹润，光洁如美玉，釉层薄润细腻，白中略透牙黄，色彩柔润恬美,而黑釉瓷则以自然天成的肌理美，为单色瓷增添了新的艺术风采。被誉为“蓝色的宝珠”景德镇的青花瓷材质的精美可谓上乘，在造型和装饰纹样方面异常精美，历来为人们所倾倒。瓷体是蓝莹莹的基色，色釉明显而变化微妙。翠碧青湛的雅丽色彩，静中有变。同时期汝窑的釉汁稠厚莹润，通体有细片冰纹，色彩多豆青、虾青色，介于蓝绿之间，灰而不暗，翠而不饱，具有柔和淡雅的美感。钧窑的彩瓷具有乳光磷磷蓝天彩霞般的釉色，瓷器上出现了“夕阳紫翠忽成岚”的紫红、紫蓝或玫瑰紫的色彩。吉州窑生产的“鹧鸪斑”是瓷器釉色造成象鹧鸪颈上的那种紫蓝、粉青、暗绿、黄色等。另外还模拟夏夜星空的油滴釉，即是在黑色底釉釉面上，布满银灰色金属光泽的圆晶点。宋瓷简洁优美的造型、柔和莹润的釉色、精湛的工艺，使宋瓷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器物的功用价值，成为一个时代审美理想与民族精神的载体。

三、宋代的政治、文化、哲学、宗教对宋代清淡雅致的风格的影响

“右文抑武”是有宋代一代统治天下的基本国策。宋代向以“郁郁乎文哉”而著称，赵匡胤在开国之初,便以“杯酒释兵权”的方式控制将帅,由中央和皇帝直接掌握兵权。在推行“抑武”政策的同时,又实施“右文”政策。右文政策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除了兴办学校、普及教育和尊崇儒教、兼容佛道等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即大力推行文官体制，实行科举选官。宋仁宗时大臣蔡襄说:“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文官制度的出现，使宋代文臣的地位得以极大的提高。在重视文臣、优渥文人的同时,宋代统治者还为有志于天下的文人士大夫铺设了一条通途,那就是科举考试，通过科举考试,大量的具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地主出身的文人得以走上仕途。宋太祖曾说:“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甚无谓也；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矣。”宋太宗也非常重视人才选拔，他曾言:“朕欲博求俊义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谓致治之具矣。”另外，宋代帝王、地方官员也作各种“谕俗”、“劝学”之文，勉励百姓学习，这样，在宋代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室，下到各级官吏、地主士绅乃至一部分平民百姓，构成了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层。他们与前代文人相比，文人意识更为自觉，他们的文化创造活动，也因此渗透着更为强烈的文人气质，这种强烈的文人气质渗透到审美文化中，则表现为含蓄内敛，崇尚朴澹自然，追求清新儒雅的文人风度。使人感到一种平易清淡的美。

在哲学领域,“程朱理学”是统治思想核心，宋代理学提出:“人之一心，天理胜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在文学艺术上，主张朴素玄化，反对错彩缕金,雕章琢句的浮华作风，诗文以平淡自如、文辞流畅为目标。绘画以水墨山水为最高意境,建筑上追求砖木本色。宋代审美充分物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意识,文化史名家冯天瑜在《中华文化史》一书中对宋代文化这样论述:“所谓宋型文化,则是一种相对封闭、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宋理学着意于知性反省,造微于心性之间;两宋古文舒徐和缓,阴柔澄定,宋词婉约隽秀,细腻雍容；宋诗如沙如葛,思虑深沉。”

宋代的统治阶层崇奉道教，在全国大力扶持和推行道教。道学“静为依归”,“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五色令人目盲”。青色的幽玄、静寂正适宜这个时期的审美情趣。一般而言，统治社会的意识往往会影响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因此，在理学盛行的宋代,人们追求的是造型美学上的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而反对矫柔造作的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高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学高度。

结语：宋代审美讲究的是细洁静润，色调单纯，趣味高雅，表现对神、趣、韵、味的追求和彼此的呼应相协调，并相互补充，成为一代美学风尚。冰肌玉骨的单色瓷，儒雅的宋装，看似平淡，但淡中见浓，言在意外，看似平淡无奇，但无奇中有奇，无色中有色，诚如《大毗婆沙论》中所言：“境，通色、非色，有见、无见，有对、无对，有为、无为，相应、不相应，有所依、无所依，有所缘、无所缘，有行相、无行相。”宋人所发展的这种审美理想，成为其后近千年中国审美取向的主流。

参考文献：

[1] 蔡襄.《蔡忠惠公文集》卷，[M] 四库全书本.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3] 潘立勇：《朱子理学美学》，[M] 东方出版社，北京，1999。

[4] 黄能馥、陈娟娟：《中国服装史》，[M] 中国旅游出版社，北京，1995。

[5]田自秉.《中国工艺美术史》 [M]，东方出版中心，2004.

[6] 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1985。

（作者单位：浙江科技学院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