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　璐

《黎锦晖与黎派音乐》是孙继南先生继《黎锦晖评传》之后的又一部力作。本书通过对作者多年来收集的翔实可靠的史料，史论结合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对黎锦晖的研究。使人们能更为全面地、正确地认识和理解这位一直以来很有争议的音乐家黎锦晖先生超前行动、忍辱负重的一生及其创作的为中国音乐“开天辟地”的音乐作品。

这本书的作者孙继南教授用历史学家的的眼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读和诠释了黎锦晖及黎派音乐。笔者读后认为本书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下面分别述之：

一描述全面力求客观

此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分四个时期详细记述了黎锦晖的生平；第二部分作者主要通过分析大量黎锦晖的音乐作品，将黎锦晖的创作作品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类总结。第三部分总结了“黎派音乐”自问世以来，受到的各种褒贬不一的历史评价。在正文之后，本书还整理收录了很多关于黎锦晖的重要史料：有作者重新整理的黎锦晖年谱及谱后，黎锦晖各类音乐作品的总目，以及黎锦晖的夫人梁惠方女士写的《黎锦晖的后半生》，黎锦晖自己写的《关于语调和音调问题》。

在这本书中除了收录有大量的文字资料、谱例之外，还印有大量的珍贵图片资料。这些照片使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灵活现的黎锦晖，不再在是靠看文字描述想像出来的模糊的黎锦晖及他的音乐作品，而是一个真实的黎锦晖清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看到全书的结构布局和其所涵盖内容，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本书中已经将关于黎锦晖的方方面面全部记下，尽量用“史实说话”（第351页）。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黎锦晖其人，还有他的作品；不只是他的几首或某一类作品，而是对黎锦晖全部音乐作品进行分析；不只是作者眼中的黎锦晖，还能看到自黎锦晖作品问世以来，音乐学界人士对他的评价。这本书让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黎锦晖，研究黎锦晖、了解他曲折、悲情的一生。如此全面地总结介绍黎锦晖，这在中国音乐史上对黎锦晖的研究中是前所未有的。

二条理清晰治学严谨

在这本书中，无处不体现出孙继南先生严谨治学的态度，其对史料挖掘之深入，研究之细致，绝非我们可以望其项背的。在这本书中对黎锦晖及其黎派音乐的时代背景和其作品的分析上都下了大力气。

就第二章而言，作者对黎锦晖音乐作品分类之细致，分析之详细，足以看出作者逻辑之慎密，条理之清晰。作者将黎锦晖的音乐作品总体分为“儿童歌曲”、“时代曲”、“爱国救亡歌曲”三大类。“儿童歌曲”分为“儿童歌舞表演曲”、“儿童歌舞剧”、“学校教育歌曲”三类。介绍黎锦晖创作的第二大类音乐作品是“时代曲”时，作者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爱情歌曲大众化的探索期”（1927－1929）；“家庭爱情歌曲的兴盛期”（1929－1931）和时代曲的高产与风格变异期”（1931－1936）。每一类作者又分别进行了详尽的叙述介绍。

第二章“多元的音乐创作”里几乎所提到的每一首歌曲都附有谱例。不只是作者重点评述的黎锦晖所创作的曲谱，包括作者分析黎锦晖的曲调来源、及其后来流传演变后的曲谱也都附在描述文字的旁边。例如：经孙继南教授据有关资料查对，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麻雀于小孩》第三场“悲哀”的乐歌曲调《长白山曲》的原始素材很有可能来自法曲吹腔《长城》。读者在书中在读到这段文字时，不仅能看到《长白山曲》的谱例、歌词，法曲吹腔《长城》的曲调旋律的谱子在文字下方也能看到。作者并不是将曲谱简单地罗列在书中。在有些谱例上作者还对其所分析的内容进行了清晰地标注，使读者对作者所说之言一目了然。

三资料“新鲜”理念新颖

这本书中收录了大量翔实可靠的珍贵“新鲜”的一手史料。

一直以来，人们仅关注了黎锦晖创作的儿童音乐和“时代曲”，很少甚至没有人知道黎锦晖还创作有爱国救亡及抗战歌曲。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黎锦晖是自“九·一八”事件后，第一个对此事作出反应，在报纸上发表抗日歌曲的音乐家，并且其在短时间内就创作了“爱国救亡歌曲数十首之多”（第196页）。这件事情在以往对黎氏的研究中是从未有人提及的。此外，作者还将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也都写进了书中。如2001年台湾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Cutie演唱《毛毛雨》一事被记录在书158页的注释中。黎锦晖的夫人梁惠方女士写的《黎锦晖的后半生》也是在此书第一次公示于众。

孙继南教授还将许多他找到的珍贵的一手资料的照片都配在书中，使我们大家都有机会看到一手资料的原始面貌，方便了大家的阅读，真正做到了资源共享。

在这本书中，对许多大家一直以来长期关注的问题，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作者认为无论黎派音乐的最终影响如何，黎锦晖的创作初衷、理想是好的。黎氏最初是考虑到当时社会上国语普及率极低的现象，而“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 （第19页），因此他选择了最能够为大众普遍接受的手段，创作了大量的儿童歌舞表演曲、“时代曲”。 在黎锦晖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可以看出黎锦晖创作歌舞音乐和组建歌舞演出团体的目的是为“平民”大众服务的，“绝不是供特殊阶级享乐用的。”他认为“歌舞必须通俗，才能普及”（第36页）。黎锦晖最初开始“大众化爱情歌曲”创作，其初衷是也是为了“代替民间茶楼酒肆中流行的像《十八摸》、《打牙牌》这类的‘粉色小曲、淫秽小调”。（第157页）

对于聂耳以“黑天使”身份批判黎锦晖一事，孙先生在此书中提出了新的观点：黎锦晖的歌舞艺术观是只要歌舞内容能够“暗示”出“民族疾苦”和“国难临头”的主题，其他具体情节、表演手段则可自由择定。这就“与‘真刀真枪直接服务于救亡抗日的革命文艺观点大相径庭”。“黎锦晖的歌舞艺术观已是明显的客观存在，所以这次‘事件的发生，既不属偶然，亦非出于个人恩怨，而是特定形势下两种不同艺术观的碰撞，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对艺术功能认识的不同而产生的分歧。”（第58页）

作者认为黎锦晖并非如他人所说那样：在国难当头之暨，黎氏依然用“香艳肉感”的“软豆腐”“麻醉”市民。其实在山河面临破碎、人民陷于危难之时，黎锦晖的许多行为都显示出他 “素有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思想”（第46页）：30年代初，他受邀日本演出，黎氏鉴于中日关系恶化而放弃出国演出和交流的大好机会，在“九一八”事变后仅一个月内，黎锦晖就在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海《申报》上发表了《义勇军进行曲》、《追悼被难同胞》、《向前进攻》三首救亡歌曲。据查，这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当年12月，该报发表的10首救亡歌曲中最早的三首（第51页）。此后，黎锦晖连续谱写爱国救亡歌曲数十首之多，并汇集出版。（第52页）他也曾想去当时的抗战中心延安加入到抗战的文艺队伍之中，限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而未果。（第70页）黎锦晖在歌舞演出中也加进大量爱国节目。1931年10月下旬，在黎锦晖领导下的“联华歌舞班”，也曾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举办“爱国歌舞表演”。此次演出的广告中声称此次演出为“国难声中之兴奋剂”，要“以雄壮的歌声刺动同胞的努力！以强有力的舞踊鼓励爱国精神！”，并且所得收入，“除开销外，悉数移拨补助联华同人救国团经费。”（第52－53页）

作者并没有被黎锦晖好的一面蒙蔽双眼，作者很清醒地知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对黎锦晖本身所具有的局限也在书中也进行了表述：“他，有着旋律写作上的保守”，“过多地运用民间音调的原型，难免造成音乐语言的雷同与贫乏；他，有着审美意识方面的缺陷，既有超前、先进的一面，也不无‘小市民的平庸与低俗之处；他有着创作思想和时代高度的局限，”（第243页）“黎氏在创作实践中，虽有追求‘雄壮、‘热烈、‘开展之意，却不脱‘黎派音乐固有创作思想及艺术形式、风格之局限，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高涨”，他的那种‘轻歌曼舞，婉丽和谐的艺术观已不合时宜，明显落后于时代了。再加上“那些与救亡无关的软性歌曲依然流行于社会”因而，作者认为当时黎锦晖受到各界的批评与指责无可避免。（第221页）这也是造成黎锦晖悲情一生的原因之一。可以看出作者是把黎锦晖放到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中理解，和进行整体把握的。

四厚发薄出影响巨大

孙继南教授不愧是音乐学界的老前辈，这本书显示出他拥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做史学研究的扎实功底，这些都绝非是在一朝一夕能够练就的，而是孙教授在长期从事音乐史学研究工作中积累的。这本书是他多年来潜心学术、厚积薄发的产物。孙继南先生史料挖掘的功力和不懈努力，很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学习。可以说，孙继南先生的这本书为学术界树立了榜样。

这本书的出版不只对我们重新审视历史、“重写音乐史”很有帮助，对目前流行音乐界应该也很有启发。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中国音乐史研究中一直忽略了对流行音乐史的研究，或者是说没有给予流行音乐以足够的关注。黎锦晖及其黎派音乐是中国第一代的流行音乐家及流行歌曲，形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潮头，也是20世纪前50年流行音乐研究的一个焦点。因此，这本书如此详细全面地介绍分析了黎锦晖及其黎派音乐，可以说这对总结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得失、发展，对流行音乐史的撰写也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孙继南教授依然没有停止对黎锦晖的研究。孙教授在此书的后记中说，“目前所涉及的资料，仅不过是黎锦晖全部资料中有限的一部分，在本书封笔之际，得知上海又发现一大批黎锦晖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歌舞、音乐教材、国语读本及其他儿童文学读物。可见，研究黎锦晖的内容极其丰富，黎锦晖自身就是一部一时难以读完的厚书。”（第351页）已年近耄耄之年的孙教授，依然孜孜不倦的这种治学精神，不得不让人钦佩。

参考文献：

[1]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

[2]参见项阳论文：《黎锦晖：时代弄潮与世纪悲情》，第一页.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