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晓蓉　贾晓明

1943年秋，国民政府教育部和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受命向川、滇、黔三省各大学征调除女生和师范学院外的应届毕业生，经短期英语会话和军事术科培训后分配到云南、广西、缅北和印度各地中美军事机关、部队、军医院、库房和美国十四航空队（其前身即陈纳德将军领导的飞虎队）担任翻译联络工作。父亲卢国维当时是重庆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班学生。中大教育长朱经农在学校传达了征调文件后，他马上主动争取前往。然而作为长子，必须得到祖父的同意。祖父卢作孚当即表示完全支持，并亲自送父亲去报到。经过重庆两个月的学习培训，译员训练团结业。结业典礼上，蒋介石亲自训话。1944年4月30日，父亲回家告别祖父母和家人，乘军车到白市驿机场，翌晨即乘C37客货两用机飞往昆明。

接受培训

在昆明，外事局官员从机场将父亲直接送到车家壁步兵训练中心（ITC）。第二天即与先报到的贵阳、昆明地区的100多名学生一起，开始接受美国教官三个星期的步兵武器结构、使用以及其他训练。父亲学习的步兵武器有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反坦克枪等，见习的有反坦克炮。讲结构及零部件时，前四种枪还分小组亲手练习拆装。除反坦克炮外都在靶场轮流练习了实弹射击。美军教官对这些武器都非常精通，有时还给学员们表演蒙眼拆装枪械。经过努力，父亲很快掌握了使用武器的要领并熟记了全部英文应用词汇。

5月22日早上，训练中心的美军少校主任教官集合大家训话，对大家的训练成绩表示满意。会后，美军巴顿准尉点了父亲和另外两名学员到昆明地区美军单位，父亲被分配到美军作战参谋部。

父亲到达美军专为译员安排的平房单人间，和分配来的西南联大和个别重庆大学、中央大学的译员住在一起。中大一位名叫唐义方的，是父亲在中大机械系的同班同学；重大的刘厚淳是商学院银行保险系应届毕业生。父亲被分配与刘君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内容是翻译步兵武器使用说明书、武器训练和野战训练教材及其他。因为有一定的基础，翻译起来比较顺利，交办的资料，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巴顿知道后，非常满意，安排父亲和刘君陪同美国军官出访滇西各地。但父亲是热血青年，向巴顿提出：“如果驻印度远征军或加尔各答兰姆加战车训练中心还需要翻译，希望也能调去。”巴顿觉得有些惋惜，表示挽留，但由于父亲的坚决要求，终于同意了。

三天后，巴顿驾车送父亲到外事局昆明办事处，随即会同另外10名译员，一同登机起飞。同行译员都是昆办从昆明地区各所在单位抽调来的，其中一位复旦新闻系的邓蜀生，湖北人，但生在成都长在重庆，是父亲高中时代的同学。飞行过程中，父亲问机组人员，才知道要去雷多——驻印远征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

初出茅庐

到达后，外事局雷多办事处派军车来接父亲他们。远征军总指挥部设在距机场仅约两英里的茂密森林的边缘。这里比较潮湿，但并不特别难受。先已分配来此工作的中大同学过懋德告诉父亲，郑洞国总指挥常去师、团视察或前线督战，只有半数时间在家。

不多一会儿，雷办主任来看父亲他们说：“因新六军两个师的美军联络团扩大，急需增加译员，总指挥指示要你们全部留下来，并已通知昆办和兰姆加办，今天上午就送你们去两个师部。”

父亲他们一行11人中8人被分配到十四师，3人到二十二师。父亲和邓蜀生到达十四师师部后，由师参谋处的金中校负责接待。随后，师参谋长梁铁豹上校接见了父亲。

下午父亲他们一起去看了看师部各个处、政治部、卫生连、汽车连以及美军联络团的所在位置。所有帐篷都隐蔽在树林中，连操场也被参天大树笼罩着，从高空看下来也不大可能发现。所有的帐篷都是浅灰色，伪装得与印度的田野相似。这里林木繁茂，空气清新，大异于雷多机场和田野间的湿闷。

师长、参谋长工作所在的高台篷房面对操场，坐北朝南。平台和房屋结构都是用整根整根大楠竹捆绑而成，屋顶铺的是草绿色巨幅帆布。屋内分隔成一间间办公室和卧室，说不上精致美观，却也整齐牢实。竹楼后是电讯班的帐篷。操扬西面是两长排同式样共计14个小型帆布帐篷。这两排帐篷从北到南依次为参谋处、军需处、军械处。两排帐篷的西面还有一些随地形布设的帐篷，是警卫排、通信兵（勤务兵）和炊事兵住的。厨房、浴室和厕所则分散架设在更靠后一带。操场南面则为储存枪支、弹药和被服等装备用的几个帐篷。再向东靠近大营出口通路是政治部搞宣传和师部开会用的两个大帐篷。

美军联络团的帐篷都是圆形，直径约六七米，中高四围低，好像大蒙古包，一道门进出。父亲与美军士兵互相挥手招呼。美军官兵听到自己的“家乡话”，感到格外高兴，争着和父亲聊天。

第二天早晨，师长龙天武、副师长许颖、政治副师长梁直平接见了父亲一行。龙师长问有无困难，习不习惯，说有什么事随时可找参谋长。在会面过程中，父亲也见到了早期志愿来昆明转派驻印远征军担任师翻译组长的香港籍人士潘士敦。潘的英语流利，带浓厚的伦敦音。除潘以外，全师原已有译员20余人，其中各团部有一至二人，师部军需处和军械处各一人均为中大同学。

一行辞别师长出来，就去美军联络团拜访副团长派克少校，分四批进帐同派克对话。父亲同邓蜀生编在一批。派克少校谈得既活泼又认真，内容包括了武器和野战知识。提问多是战场实用的作业，或者说野外勤务。对话则谈林间兵营生活，文字口译要求反应快。他对父亲的英语和专业知识表示满意。

考核过后，父亲和邓蜀生被分到参谋处，其余六人有的到师部汽车连和卫生连，有的到团部。父亲担任作战翻译，邓蜀生任敌情翻译。我军战报涉及内容主要是缅北西、东两线的战况，敌情则包括东南亚各战区的日军活动。按美军代号分别为G3及G2（G1为人事，G4为后勤）。

第三天早上，参谋长嘱金主任转来联络团收交的无线电战报和敌情简报，父亲约花了一个小时翻译完。此外还有一些零星电讯和文件，随到随译。两周后邓蜀生向梁直平副师长提出，师部和团部应该加强时事文化宣传工作，因邓是学新闻的，就让他出来办墙报和刊物。邓蜀生当即建议除前线战报简述外，还应刊载渝、昆空运报纸的国内国际新闻和社论，以及本师官兵的诗文稿。这项建议得到副师长、参谋长的支持。邓蜀生离开后，父亲将邓的敌情翻译一起接了下来。此后“双报”（作战、敌情）就由父亲全权负责。

战场见闻

据父亲说，在他南侧的帐篷里，参谋们根据我军作战和敌情活动报告绘制前线态势图，又根据师长、参谋长的决策制订我军作战计划，并将各项部署用粗细不同、颜色各异、指向争夺点的方向箭标表示出来。参谋长、师长先后校阅签署后就按此执行。除电讯下达团部外并抄报指挥部、军部和美军联络团。父亲因工作需要，被特许常去看他们绘制的这些图。照明和电台用电都是由印度东北电网输送，另有移动式应急柴油机电站设在军部附近。从战报电讯和态势图上可了解到，缅北东西两线，我远征军都绝对是主力。

美国军人个子高大，被日军狙击手打死打伤不少。而我军官兵多来自四川，身材灵巧，习惯于山林复杂地形，装备又较轻，加上新积累的对付亚热带丛林蛇多、蚂蟥多、沼泽多等恶劣条件的经验，不断消灭敌方狙击兵，消除一线的后顾之忧。

父亲回忆说，打阵地战时，也是中国军队在正面、前面。最难忘的一役是歼灭密支那的守敌。在美十四航空队轰炸机连番投弹后，敌军依仗坚固水泥掩体继续顽抗。这时，美军的重武器派不上用场，只有依靠我军冲锋。我军经过反复争夺，一尺一尺地向密支那敌军司令部推进。8月3日凌晨，五十师一五○团一个敢死连由连长带领全连官兵，趁着天色未明，要冲上一个前面就是敌司令部的旱堤坝。不幸，连长同几个士兵刚从坝顶露头就被击中倒下，这时副连长不等命令就立即接上，带队往上冲，很快翻上堤坝，匍匐前进。左右是排长、班长和十余个士兵。但敌人又将副连长击中。一排排长立即主动向前，一方面命士兵们喊话，一方面发动冲锋，但不一会儿又中弹倒下。二排排长继续跟上，命令已攀上了堤坝的全连官兵猛烈射击。经过鏖战，天亮时，顽抗的日军官兵从掩体里手举白旗走了出来。

一个月后，父亲和邓蜀生同赵参谋一起去密支那参观了战场，还会见了正驻屯密市的五十师的几位参谋，询问了当时战斗的实况，故印象特别深刻。当天下午在返回师部的途中，父亲他们还遇上一件趣事：一位半脱军装的美国大兵在公路旁一个岩穴口兴致勃勃地用刀大块大块切割刚打到的野鹿肉。因为是友军，父亲让吉普车停下过去聊了几句。那位大兵一听到“家乡话”，便热情地表示可送几大块肉。父亲因为军纪严格没有接受，但随即以轻松的问候结束了这一邂逅。

工作之余，父亲在师部早晨做早操，练跑步，下午打篮球，也有机会骑马，练练开车，看看周围的同学们。还曾到军部广场去看过两场美军送来的新到美国彩色电影喜剧片《女儿狂》和《乐哉军队》，看了昆明京剧团的京剧。父亲还记得戏台上方的横幅是郑洞国题写的六个大字：复见汉家威仪。

“中国”、“顶好”

攻克密支那后，驻印远征军奉命利用雨季休整。参谋长派父亲去加尔各答联系全师需要的印刷品等事宜。父亲带了水壶和干粮，乘汽车到丁苏吉亚，再凭驻印远征军司令部证明乘上直达加尔各答的火车。其间，偶有英、美、印军官上下车，在较大车站也见有成队英、印军队等候专车运送。沿途无论是在路旁还是车站，印度民众远远见到父亲这个穿着军服的中国青年，都翘起大拇指，或喊着“中国”、“顶好”，有的孩子还要跟着列车跑步欢送。

到加尔各答后，住进公园街埃斯特尔旅馆。这是一栋四层楼房，后面有一大片绿茵草地。为了接待盟军，旅馆把床铺全都换成了较宽的行军床，床单被单全是白色，像兵营或医院。大房间可住七八个人，房费全部五折优待。进房间见全住的是美国军官，他们多是来此度假的。这些美国人见父亲会说英语，都高兴地打招呼。他们有的想知道一点前线新闻，有的问父亲来此的目的，在言谈间都表达了对中国军人的敬重。美军的战报也多用“顶好小伙子”（Ding hao Boys）来称呼中国军队，表现出亲切和尊敬。

父亲第二天去印刷公司，这家印刷公司规模算中等，是山东籍华侨开的。在印度的华侨大半是早年来自山东，其中有一部分是80年前英国政府从山东招来的警察（巡捕），转业后经商或打工，子孙繁衍，都成了比较富裕的侨民。知已全部接近完工，且正开始包装，三天内即可交运后，父亲查看了实物、包裹字样并核对清单后，利用等候的时间参观游览了商业区、乔伦治大街、中央市场、豪喇大桥、加尔各答大学、植物园和“中国城”，顺便去拜访了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馆和中国旅行社。父亲在加尔各答还巧遇途经此地前往美国出席国际通商会议的祖父卢作孚。父子俩在战火中的异国他乡重逢，别提有多高兴了。回到驻地后，父亲当晚向参谋长报告了此行经过后交呈了印刷公司发运单副联。

辉煌战果

10月中旬，雨季即将结束，驻印两军，即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作战部队开始由加迈和密支那分东西两路往南推进。东路新一军三十八师沿密支那—八莫公路南下，西路新六军二十二师经和平向瑞古南下。新六军的十四师和五十师作为总预备队押后，但各有一部沿侧翼掩护南进大军。美军一四八团也编在总预备队。

11月7日新六军二十二师攻占瑞古，12月15日新一军三十八师攻占八莫。由于防守瑞古一线的残敌溃逃八莫，加以八莫北部公路沿线多有日军的坚固工事，八莫的攻防战比瑞古要艰苦。

当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指挥他的部队与滇西远征军呼应，为南北夹击敌军以打通中印公路而从北到南先后攻占南坎、芒友，在芒友会师并继续向腊戍推进之际，我新六军十四师大部与五十师一五○团同时攻克密支那。尚在密市参加联防的四十二团陆续开始回师孟拱。师部及直属连队于1944年12月下旬最后撤离雷多驻地。

1945年1月，被日军切断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滇缅公路终于完全收复，中印公路（命名为“史迪威公路”）也告全线贯通。

后来父亲在昆明陆军总部了解到，日军印支泰马战区司令寺内寿一被关麟征集团军俘虏后，从他身上搜查出来一本日记，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皇军在东南亚战场上可以一个师团对五个印度师或两个英国师，与美国师可一对一，但两个日本师团还难以应付中国驻印度远征军的一个师。寺内寿一这本日记，当时由昆明陆军总部军务处（处长冷欣中将）送往重庆军委军令部。

凯旋

部队自雷多撤离时，师长龙天武去重庆述职，由副师长许颖主管日常工作。撤退时，父亲同许副师长乘一辆车。车队穿出森林，沿公路东行经雷多机场南侧进入缅北平原。由于是土路，车队全被缅北大地上的黄土微尘覆盖，驾驶兵和副师长的眼珠、眉毛、鼻孔都看不清了。大家相互瞧着，都笑了起来。不一会儿前面的指挥车停了下来，并用麦克风小喇叭招呼全师都停下来休息，其实主要是为了让大家去路旁小溪洗洗脸。

部队傍晚渐渐接近孟拱机场，副师长对父亲说：“你明晨乘第一架飞机出发。”父亲问是到哪里，他笑了笑：“连我都还不晓得。”

第二天拂晓起身登机。父亲这一车队作为首批连同吉普车共占用了八架C46型客货两用机。各团官兵、装备和直属部队除重型车辆和装备沿公路运行外，全部分批用飞机陆续载运。

父亲在飞机上听美军机长讲此行目的地是昆明东北部的沾益，上午9时左右降落。父亲留在机场配合美国十四航空队地勤人员招呼同一批陆续空运到达的人员，直到八架飞机全部安全着陆。先期到此的十四师先遣官员中，一部分领送师部各处人员前往预先安排好的住地，另两个人陪送许副师长和父亲去县府拜会张县长，并在县府院内一套大小平房安顿下来。根据十四航空队美军联络员的通知，父亲又去机场开始迎接下面陆续到达的空运部队。十四师空运部队，以每天三批约四五十架次到达。随着抵沾益译员相应增多，父亲去机场接待的工作也越来越轻松。

此后就是休整和待命。师长、参谋长轮流巡视团营各部，轮流去重庆和昆明汇报，请示。一次参谋长让父亲同他一起去昆明。父亲在那里见到了他的七八位老战友和老上级，了解到驻印远征军各军各师除少量配合东线滇西远征军继续清扫丽江东岸和腊戍的残敌外，都将陆续经滇缅公路撤离回国。1月底，参谋长派父亲到重庆向外事局汇报全师译员回到沾益的经过和现况，并请示今后的工作。父亲经昆明搭美军飞机到重庆。甫抵渝即接参谋长自沾益发来的电报说：龙师长和许副师长飞渝述职，已在途中，让父亲暂时待命，先不去外事局。

两师长到达后，第二天和议员们一起去了外事局，见到何浩若局长。两师长赞扬全体译员在十四师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增进了中美两国军队的友谊，对缅北各战役的胜利功不可没。接着何局长也讲了一些鼓励的话。后来，龙师长向父亲布置了任务。

2月底，父亲仍乘美军飞机，由重庆绕经成都回昆明。何浩若局长及随员偕同几个美国军官在成都登机，一同去昆明。在机场降落后，父亲与何局长及其他外事局官员一起搭乘十四航空队军车前往美军作战参谋部。

“转战”昆明

辞别了何局长，父亲搭便车到统管驻印度远征军和滇西远征军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在那里见到了三位中大外文系的应届毕业同学。他们是提前被征调到重庆军政部，陆军总部成立后才转到昆明的。其中一位黎荣焯是香港籍，后来又曾在香港见到过，时在英商怡和公司工作。

陆军总部设在昆明师范学校，总司令由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副总司令是卫立煌。三名译员均在副官处，为总部各处室的外事服务，有时也要为参谋长作口语翻译。总司令有专职英文秘书，总务处鲍副处长也常直接为总司令办理外事。鲍后来曾任何应钦内阁（行政院）的政务处处长，该处即主管行政院外事。

副官处译员除武器、教材和公函笔译外，有时直接代表总部去各美军机关、后勤部门和十四航空队办事、交涉，较少为其他处官员作翻译。也有去滇西出差的时候。当时龚愚处长说：“总部翻译工作量大，眼见越来越忙，正考虑请重庆外事局增调人手，你愿不愿意来？”父亲当即说：“我最是闲不惯，不怕忙，不怕工作压力大，不过要同十四师师部和外事局昆办商量。”这时龚愚说：“那就是我的事了。”

父亲回到沾益，遇到在附近某军事机关作译员的幼时朋友刘朴。他是复旦大学应届毕业生，正为一位电机工程师出身的美军上尉联系张县长，打算建议在沾益郊区修水坝搞水力发电。得知父亲见过张县长，且正就住在县府，想约父亲一道去推动此事。父亲欣然同意，去见了美军上尉，又带他们找县长。然后由父亲出面，联系两部吉普车去查看现场。县长是学土木工程的，上尉是美国著名佛士特·惠勒公司的电机工程师，两者之间的交谈倒使父亲丰富了这方面的知识。

3月底的一个早晨，参谋长正准备陪同联络团团长兰德尔中校去城郊看一个准备建军械库前告诉父亲说：“军部来电话要调你到昆明陆军总部，待看地回来就安排动身。”

第二天上午父亲告别了师长、参谋长和师部官佐、译员朋友们，乘吉普车径往曲靖，仍乘火车赶赴昆明。

对于父亲来说，陆军总部的工作确实相当饱满，有时还很紧张。常要出去找美军后勤部和十四航空队联系物资和运输问题。工作的性质不是翻译而是代表陆总找美军办事。父亲如同美军作战参谋部商谈问题，就直接找参谋长波特勒准将在电话上解决，不仅为我军节约了时间，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效率。另外，父亲也经常被临时叫去陪美军驻昆后勤总部司令到昆明防守司令部拜访司令杜聿明（同时兼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邱清泉等人，以商讨新形势下美方军援物资的补给和运输问题。在工作期间，父亲经常被冷欣中将借去军务处，“抢”译新到武器的资料。

5月底，因龚处长调重庆军令部，副官处撤销，译员改归总务处领导。总务处处长袁冠新，早年留法，文官出身；副处长姓鲍，英文基础好，会打字，也属军中文职官。6月底，从昆明往来重庆、成都、贵阳、滇西的文武官员开始急剧增多，都是由陆军总部批准和安排机位。民航飞机每架次两个客位供陆总支配，美军机则有多少载多少直到满员。即使是民航，也因填单用英文和统一协调管理之需一律由总务处译员负责。袁处长将这项任务，包括审批机位都交给了父亲。由于航班多、人多，有时还要送军机，甚至夜间送，父亲就更忙了。父亲的办公室有时还要排队。好在处长全力支持，十四航空队军运处和中国航空公司配合高效灵活，父亲总算没遇到大的困难。

迎接曙光

日本投降后，昆明的中国陆军总部奉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命准备代表我国在南京受降。在此之前将由军务处冷欣中将代表陆军总部在湘西芷江与日本侵华军司令官——当时在南京“大本营”的冈村宁次派出的代表洽商南京受降仪式有关事宜。陆总接受任务后立即派先遣人员前往芷江作准备。冷欣一行8月20日到达。日方代表22日兼程赶到。23日即在县府礼堂按小型受降礼仪形式交换了受权证书和有关文书，然后坐下来商谈确定9月9日在南京正式受降和其他主要细节。后来9月9日何应钦奉命代表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按期在南京接受了冈村宁次的正式投降。

从1945年9月9日南京受降之日起，父亲这批因与美军联合抗日而被征调参加工作的大学生译员按规定纷纷办理复员。因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已随总司令去了南京，父亲随同各处留守昆明人员组成的最后一个车队经贵阳、镇远于8月28日到了芷江，袁处长也同在芷江有几天时间，然而办理离职还得经参谋长批准，服务证明还得盖上总部的公章。为此，只好又随大队一起经衡阳、长沙、武汉再转船到南京总部办理手续。父亲从此结束了一年零六个月的军旅生涯，乘飞机回重庆换取统一的证明函件，返回沙坪坝中央大学完成大学学业。

责任编辑：贾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