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明　王　静

摘要总结了粱思庄先生在西文编目、参考咨询、国际交流、培养人才等方面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粱思庄中国图书馆史

2008年9月4日，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梁思庄先生的百年诞辰，在此时刻，我们分外缅怀梁思庄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梁先生的一生，伴随着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始终站在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第一线，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之一。

1生平简介

梁思庄，祖籍广东新会茶坑村，1908年9月4日出生于日本神户，是梁启超的次女，1925年之前在天津中西女中读书。1925年随大姐一家前往加拿大，在渥太华中学毕业后考入麦基尔大学攻读文学，193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到美国专攻图书馆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学位。1931年回国，同年8月至1933年2月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1933年2月至9月到燕京大学图书馆做西文编目工作，后随丈夫吴鲁强教授去广州，在市立中山图书馆任职。1936年因丈夫不幸病逝，梁先生于同年回京，被聘任为燕京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部副主任、主任。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随校南迁，1943年至1946年任成都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46年随燕京大学复员回京，任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后兼任图书馆副主任。1952年国内院校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后，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在“文革”时期受到极左路线迫害，于1976年被迫离职退休；“文革”结束后于1978年12月复职。1979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从第二届起担任名誉理事。因积劳成疾，1981年4月14日晚，不幸大脑中动脉栓塞，久治不愈，于1986年5月20日逝世，终年78岁。

追忆梁先生的勤奋一生，她对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主要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对西文编目工作的贡献

1920—1930年代是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初期发展阶段，梁先生从1931年回国以后，在图书馆首先从事的是西文编目工作，从此她的主要精力放在编目工作上，贡献诸多。

2．1在编目方面

梁先生于1930年代中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就职，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她所热爱的岗位。燕京大学作为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深受西方传统影响，图书馆也是如此，自建馆以来，编目规则一直采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编目规则(ALA cata-loging rule)，在梁先生的领导下，编目工作始终认真贯彻西方先进的编目理念和工作方法，编目部全体人员的敬业精神和业务素质都很高，对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容不得任何马虎和敷衍了事。在使用打字机的时代，燕大图书馆的所有编目卡片都记录得十分详尽、规范、整洁，而且还有完备的参照卡片和导片，为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值得一提的是，燕大图书馆的中文编目当时也接受西方编目的主要款目概念，所有主要款目都是以著者标目。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国内中文编目主要款目以题名著录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燕大图书馆的中文著者卡片第一行的著者标目就不得不被划掉了，但现在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原记录状态。这种“洋为中用”的编目理念在国内编目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多年以来，燕大图书馆还坚持购买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行的目录卡片，以保证西文编目质量。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01年开始印刷标准目录卡片，并对全世界发行，当时国内仅有少数图书馆购进国会图书馆的目录卡片，这实际上就是国内套录编目(Copy Cat-aloguing)的开端，尽管范围很小，而且还是手工加工，梁先生当时作为编目业务主管，对引进国外编目资源，实施早期套录编目起到了积极作用。在燕大图书馆西文卡片中，凡是套录编目因版本不同需要修改的书目数据，均用打字机打出，而不是手写的，绝不马虎，操作规范之严格可窥一斑。1952年院校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两校图书馆亦合并为一体，梁先生担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以后，仍然主管编目工作。由于燕大图书馆西文编目质量上乘，两馆目录合并仍以该馆西文目录为基础，沿用该馆西文编目政策。1949年以后，国内停止购进国会图书馆的西文编目卡片，但北大图书馆仍设法引进Na-tional Union Catalog(美国国家联合目录)，作为西文编目的重要参考来源，以保证编目质量。经过几十年努力，到1980年代初，北大图书馆的西文图书达到了38万册，建立了有著者、书名、分类、主题目录的完整的庞大目录体系，它饱含了梁先生的毕生精力和心血。从1990年代开始，北大图书馆开始实现计算机编目，这套质量上乘的目录，就成为回溯建立书目数据库的坚实基础。

2．2在分类方面

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西文图书分类一直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简称DDC)，曾采用当时出版的杜威分类法的大多数版本，即使在1949年以后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前，仍然设法购进最新的版本，这充分说明燕大图书馆和后来的北大图书馆的分类编目是与时俱进的。在实际工作中，梁先生根据本校文科的研究型读者比较多的特点，对杜威分类法的某些类目做了创新改造，主要是对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以及有关对他们的研究评论作品(包括传记)，在其分类号和著者号码下面加上第三层号码，即作品号，它部分借用了杜威分类法中的英国著名剧作家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专门类目下的作品号码表，比如传记作品用字母B表示，研究评论作品用字母D表示，本人著作则根据书名的首字母选择相配的字母。这套作品号码表把名家著作和有关研究作品在书架上集中在一起，对学术研究十分方便，深受读者欢迎，在国内独创一帜。这种集中分类排架的方法对我馆西文编目产生了长远影响，即使在1975年停用杜威分类法，改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以后，第三层作品号的做法仍然继续沿用至今。

2．3在主题方面

燕京大学图书馆是国内最早使用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Library of Congress Subject Headings，简称LCSH)的图书馆之一，自1920年代以来，燕大图书馆西文编目采用了当时出版的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多数版本，除了文革时期被迫中断以外，北大图书馆西文主题目录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中是持续时间最长、内容最完整的主题目录，成为北大图书馆西文目录的主要特色。主题目录标志着一个图书馆具有较高的编目水平，在梁先生的影响下，燕大图书馆和以后的北大图书馆的西文编目质量一直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国内外编目界的好评。197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北大图书馆及时引进了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的最新版本

(第8版，1975)，于1979年恢复了中断十几年的主题编目，并注重培养编目人员的主题标引能力。在日常工作中，梁先生还注意对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中某些对我国和发展中国家含有贬义的政治性主题做适当改造，使主题目录能更好地为国内读者服务。

2．4对东方学目录的贡献

燕京大学图书馆在建校初期就建立了西文文献的东方学文库，收藏关于东方学研究的西文图书。1928年春，哈佛燕京学社成立，馆藏东方学文献的数量和质量均有较大增加，到1938年，与《美国各图书馆馆藏西文东方学选编联合目录》(英文原名：A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fican Libraries)所列图书相比，仅缺4种。但是这些图书所面临的编目问题是，杜威分类法和国会图书馆主题词表主要适合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东方学文献无论通过分类还是主题标引都很难集中起来，为了使国内读者能方便利用东方学文献，梁先生通过实践摸索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在索书号上方添加一个大写字母o(即英文Oriental之首字母)，单独设一个东方学专藏目录(馆内俗称0字头目录)，使所有的东方学文献，无论是按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地理方面分类，都能在目录中集中在一起，大大提高了查找效率。1952年院校合并后，东方学文献目录仍然保留了下来，收集范围也从两河流域以东地区(如东亚地区和印度)的语言、历史、文化、哲学、宗教扩展到当代亚非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全面研究领域。梁先生创建的东，方学专藏目录延续了半个世纪，完整反映了北大图书馆所藏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重要东方学文献，现在这批文献的历史价值日益突出，在海内外东方学界具有较高知名度，2002年北大图书馆决定把西文东方学文献列为本馆特藏之一，在此我们分外怀念和感谢梁先生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还要提到的是，梁先生创建的东方学专藏目录是有其渊源的。1931-1933年梁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曾主编穆麟德藏书目录。穆麟德(P.G.von Monenderff，1848-1901)是德国著名东方学家、汉学家。穆氏在华30余年中，最大嗜好就是购置中国的古籍及有关东方学和中国学的西文图书，自己有一个专藏，死后藏书捐赠给北平图书馆。这批有关东方学的3000多册西文图书，内容有哲学宗教、文学艺术、地理历史、工具书等专著，很有学术价值。梁先生对穆麟德藏书进行分类编目，并在索书号上端加一大写字母M标识，北平图书馆将穆氏藏书辟为专藏，并编印了一册书本目录。

3对西文编目参考资源建设的贡献

梁先生从1930年代以来就主管西文编目工作，她深知一个编目员的知识面对图书著录、分类或主题标引质量起着关键作用，而个人的知识面总是有限的，因此完备的参考资源是编目工作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燕大图书馆初期的藏书规模并不是很大，到1933年，图书馆仅有中日文藏书22万册，西文藏书3.6万册。梁先生以长远发展的眼光出发，尽可能按美国中小图书馆的规模配置西文参考工具书(一般是30-50万册的藏书量)。经过多年努力，逐渐充实了西文编目所需参考工具书。1975年从旧馆搬迁到当时的新馆时，西文工具书的书架占满了一面墙，几乎快顶到了天花板。编目员除了人手必备的分类法、编目规则、著者号码表等专业工具书外，编目工作不能缺少的各种知识性工具书，如各种百科全书、传记词典、地名词典、语言词典、专科词典等达几十种之多。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是其他大图书馆难以相比的。例如梁先生搜罗了一些牛津版的近代和当代西方作家的传记评论资料，全面反映了西方文学概况，对不熟悉西方文学的编目员来说非常有用；又如所征集的一套3卷The new cen-tury cyclopedia of names(新世纪专有名称大全)，其中包括的人名、地名、历史事件，以及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名、地名等冷僻事物名称往往是在大型百科全书中查不到的。参考资源如此丰富，可以说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基本不用出编目部就可以解决。虽然在今天很多知识很容易在网上查到，但即使在信息时代，如果一个人只会熟练敲击键盘而头脑知识贫乏，是很难成为优秀编目员的。对各种知识的博闻强记、善于发现各种知识线索、对新知识的敏锐感仍然是一个优秀编目员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可以看出，梁先生并不是把编目工作看作一种简单的技术性工作，而是当成一门知识性很强的综合性学问，必须把查阅资料作为编目工作的一项基本功。

4对培养后人提高业务素质方面的贡献

梁先生深知图书馆的业务工作虽然很多，但编目是图书馆一切业务工作的基础，没有好的图书馆目录，就不能很好地为读者服务。她生前十分重视提高编目人员的业务素质，经常举办业务讲座，或者亲自讲授，或者请图书馆系的高水平老师讲授编目业务知识和工具书使用法。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初期，梁先生组织专业人员集体翻译美国著名图书馆专家Bohdan S，Wynar所著Introduction‘o Bohdans.Wynar Cataloguing and Classification(5 th ed.1976)一书(编目与分类导论，第5版)，该书是美国的权威性编目著作，包括了编目工作的各个方面，如著录、检索点选择、名称形式、统一题名、主题分析、规范控制、目录组织等，完整反映了西方的现代编目观念。梁先生亲自负责校对工作，不幸因病中断，后由耿济安先生继续完成校对(注：耿济安：1909-1994，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曾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工作，1947年起在北大图书馆任职，历任西编股股长、采编部主任，1957-1981年任北大图书馆副馆长)，终因各种客观原因未能出版，成为梁先生的生前一大憾事。尽管如此，参加翻译的工作人员仍受到了一次西文编目的全面基础训练。现在看到这部30年前出版的英文原著，感受该书所论述的一些编目原则和概念仍然没有过时，由此可见梁先生对西方编目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培养后人的远见卓识。改革开放初期，已是73岁高龄的梁先生又满腔热忱地带起了两名专攻西文工具书的在职研究生。梁先生一贯主张新参加编目的人员要从最基本的目录卡片的加工开始，熟悉各个业务环节，然后才能进入编目工作，这样培养出的人才基本功扎实，事业心强。梁先生具有发现人才、才尽其用的眼光，例如韩荣宇先生1976年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梁先生看到他的业务、外语和领导能力都很突出，很快委以重任，请他主持西文图书的整理和编目工作。梁先生病倒以后，在韩先生的领导下，北大图书馆于1983年10月在国内率先试用了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AACR2)，还建立了国内最早的西文编目规范文档(卡片)。1980-1990年代，韩先生在国

内推行使用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和英美编目条例(第2版)，编写《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以及培养西文编目人才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5对馆藏建设和读者服务的贡献

梁先生作为主管业务的副馆长，主要分管图书采编工作，但对北大图书馆的藏书建设和参考咨询工作也有诸多贡献。

5．1在馆藏建设方面

1943年至1946年梁先生担任成都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年代，图书馆仅有房舍一间，图书525册，书费极其紧缺，梁先生组织学生到街上逛书摊，采购基本参考书，委托驻外机构代为订购外文报刊，待战后运回国内以免缺期。1946年燕京大学迁回北平，在四川当地搜集的重要图书资料大都平安运回，其中包括成都燕大学生的毕业论文、报纸合订本、川剧剧本以及拓片等，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这批资料已成为北大图书馆特藏的组成部分。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百废待兴。面对西文图书购书经费不足的困难，梁先生不失时机地组织专门力量，推行了一项规模较大的项目，即“整旧合头”工作，“整旧”就是把书库中积压几十年没有编目的西文旧书整理出来，经过编目，和读者见面。“合头”就是把原燕大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的西文图书的索书号进行一次全面清理和合并，消灭由两馆各自编目造成的异书同号和同书异号现象，以方便读者利用。经过三、四年努力，在梁先生病倒以前已完成绝大部分工作，埋没几十年的几万册西文图书重见天日，其中有不少是20世纪初甚至更早出版的学术著作和文学名著，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读者对西文经典著作的渴求。这个项目也是梁先生生前最后抓的重要工作之一。

5．2在读者服务方面

梁先生是国内著名的西文工具书专家，精通英语，懂得法、德、俄语，对各种西文工具书和其他书刊资料十分熟悉，许多读者有了问题都首先想到找梁先生解决，她总是十分热心，不论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默默无闻的青年学生，都一视同仁。人们都说“梁先生的头脑就是外文工具书大全”。对读者提出的问题，即使是像英文缩写字母的含义之类的细节问题，梁先生也常常在书库和阅览室之间奔波，由此至彼，展转周折，直至给读者满意的答复，此等事例，不胜枚举。在梁先生的追悼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侯仁之先生曾深情地说：“我始终把梁思庄先生当作我的老师，我的老师洪煨莲教授告诉我：‘你在工作上遇到困难时，特别是在查阅西方文献时，你去找梁思庄先生。”侯老的话代表了国内知识精英界对梁先生的高度评价(注：洪煨莲，名业，1893-1970。著名历史学家，1930-1940年代曾任燕京大学教授，兼任燕大教务长、燕大图书馆委员会主席，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执行干事，引得编纂处主任等职)。历年来梁先生还多次主持学校、图书馆举办的工具书讲座，讲授西文工具书；多次给历史系、图书馆学系、西语系、地质地理系师生讲图书馆目录与工具书使用法；给社会科学院情报所写稿，给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当参谋，引导广大读者能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资源。

6对图书馆事业国际交流的贡献

中国是国际图联的15个创始国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与国际图联的联系一度中断。1979年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梁先生当选为副理事长。1980年她与北京图书馆馆长丁志刚一起应菲律宾国家图书馆馆长奎耶松的邀请，列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的国际图联第46届大会，并与国际图联主席格兰海姆女士和常任秘书长温斯特洛姆女士就恢复中国在该组织的合法席位的前提条件和若干技术性问题进行协商，并达成协议。1981年国际图联执行局会议正式通过了这个协议，中国图书馆学会代表中国成为国际图联的协会会员。

1981年3月30日，梁先生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这是中国标准化协会自1978年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以后，第一次在我国召开的国际标准化技术会议。会议期间，还举行了书面语言转换、文献工作自动化、单语种和多语种词表及有关标引实践和出版物格式等5个分技术委员会的会议。遗憾的是会后仅十几天，梁先生就被病魔击倒，再也没有回到她热爱的岗位。但可以告慰的是，后人很好地继承了她的未竞事业。

7为后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梁先生是北大图书馆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领导，如果算上抗战时期担任成都燕大图书馆主任，以及院校合并前曾任燕大图书馆代理主任，在馆长岗位上奋斗了30年，为图书馆事业奉献了一生，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首先，梁先生热爱祖国，热爱图书馆事业，自1930年代回国以后，在图书馆事业耕耘了整整半个世纪，把毕生献给了图书馆事业。她始终把读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无论是分类编目还是参考咨询，都尽力为读者提供最方便、最满意的服务，即使这样有时会给自己和同事带来一些麻烦，仍是乐此不疲。这种“读者至上”的精神，永远是图书馆事业的灵魂。

其次，梁先生的业务基本功十分扎实全面，懂得多种外语，精通图书馆的各个业务，包括分类编目、主题标引、参考咨询，像她这样业务素质十分全面的实践型专家，在国内图书馆一线工作中是无人可比的。梁先生十分重视培养工作人员业务基本功，鼓励青年同志努力学习业务知识，提高工作能力，使北大图书馆编目工作长期位于国内领先水平。这种重视业务、奋发向上的精神。永远是图书馆事业的基石。

最后要提到的是，由于所处时代环境的限制，梁先生并没有成为图书馆学的理论家，而是一个图书馆事业的实干家，她生前最注重的是为读者服务，身体力行，鞠躬尽瘁。她一生没有著书立说，在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也屈指可数，但她述而不作，以火热的敬业精神对待图书馆工作，对读者的满腔热情，对后人的严格要求和谆谆教诲，给我们留下了无与伦比的影响，虽然梁先生生前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她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留下了一座丰碑。这对目前国内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片面追求职称和论文数量、忽视学术水平和工作业绩的倾向，或许能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现在，梁先生长眠在北京西山脚下她的父亲梁启超的墓旁，她的墓碑被设计为厚厚的图书。象征着她的灵魂已经铸进了她毕生献身的图书馆事业，激励着一切有志于图书馆事业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