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卓群

“国事”和“国是”是一组同音同义词，它们都可以表示关于国家的大政方针之事，但二者又有不同之处。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辨异：

第一，二者来源不同。“国事”的出现早于“国是”。“国事”最早用例见于《礼记·丧服大记》：“君言王事，不言国事。”这里“王事”与“国事”相对，表明“国事”是指治理国家的政务大事。“国是”最早的用例见于汉代刘向《新序·杂事二》：“楚庄王问于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孙叔敖曰：‘国之有是，众非之所恶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庄王曰：‘不定独在君乎，亦在臣乎？孙叔敖曰：‘国君骄士，曰士非我无由贵富；士骄君，曰国非士无由安强，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国是无由定矣。夏桀、殷纣不定国是，而以合其取舍者为是。以为不合其取舍者为非，故致亡而不知。庄王曰：‘善哉，愿相国与诸侯大夫共定国是，寡人岂敢以褊国骄士民哉！”后来，南朝范晔写《后汉书·桓谭传》中引述了此事，颇有影响。这个语源表明君臣等要共同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项政策、法规，君臣之间、全国上下、各个方面有了可遵循的政策法规才相扣合，国家才能兴盛。语源已经表明“国是”的含义了。

第二，二者语义范围不同。“国事”语义范围较宽，属于国家大事，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大政方针、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国计民生等涉及全局性的问题，都是国家大事。“国是”的“是”是一个古语词。《尔雅》曰：“是，则也。”晋人郭璞注：“是，事可法则。”清楚地表明“是”指办事可依循的准则，“是”当“法则”讲。“法则”即“法规”，即法律、法令、条例、规则、章程等的总称。“国是”是属于国家的法规，其语义范围指国家的大政方针、法律章程等方面，比“国事”的语义范围要窄得多。例如：

（1）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温总理坦诚纵论国事民生。

（2）知识界代表委员议国是。

例（1），文摘中谈的“国事”有关于经济发展、关于改革和民生、关于台海形势、关于西藏局势、关于北京奥运会、关于思想解放等几个部分，涉及国家带有全局性的大事，都在纵论的“国事”之列。例（2）议“国是”，这个栏目中所刊载的言论都涉及到制定大政方针的问题。这两个用例中两词的语义范围是很明确的。

第三，使用语境有差别。这和语义有关。“国事”语境域较宽，出现的语境要多一些。还可用于国际间国家高官进行“国事”访问，访谈的国事范围较宽。“国是”，常与“商”、“议”等动词配合使用，表明形成国家大计的过程。“国是”出现的语境域十分有限，只见于“共商国是”、“众议国是”、“共定国是”、“议国是”之中，且在报刊网络上出现最多的是“共商国是”。

“国事”的语境域较宽，还与一个常用语素“事”组构有关。这使“国事”在口语书面语中都可使用。而“国是”的“是”是一个文言词，是一个构词的不常用语素，且又增加了“国是”的书面语色彩，显得庄重、典雅。该词自身的这些特点也使其出现的语境受到制约。

另外，“共商国是”在一二十年前有人认为是成语，且今天也有网友认为是成语。因为“国是”经常与“共商”组合使用有关。我以为，“共商国是”最多只能算“准成语”。成语的主要特征是结构的凝固性和意义的整体性，即成语的四个字，不论是结构还是意义都不能分割，分割后则失去成语的特定含义。如“管裂流水”、“山涧流水”中的“流水”用的是本义，前两字还可抽换成“屋漏”、“桥下”、“水沟”等，“流水”义不变，是一个单独使用的词。而“落花流水”、“高山流水”是成语，前两字不能抽换，必须整体理解，整块运用，有特定的含义。“共商国是”，前二字可抽换成“共定”、“共议”、“众议”、“议”，而“国是”义不变，是一个单独使用的词儿。但因“国是”在当今常与“共商”合用，我们查阅近5年的网上相关用例，在开两会的报道中，“共商国是”使用频率最高，但不能因此判定它是成语。我们查阅了《中国成语大辞典》、《汉语成语大词典》、《成语原流大词典》、《汉大成语大词典》、《汉语成语辞海》等，以及中小型成语词典40余部，仅见《古今汉语成语词典》收入“共商国是”一条。但由于在特定语境中使用频率较高，时间一长，可能产生熟语性，又因为书面语较浓，且为四字格，给人造成“成语感觉”，所以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把它当作成语，但从实质上看，目前，“共商国是”作为成语还不够条件，我们可以作点变通处理，把它作为“准成语”或“类成语”看待更为准确。

[作者通联：湖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