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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鱼儿札记

2008-09-28杨洪立

安徽文学 2008年9期
关键词:高力士史官国史

杨洪立

题记:书鱼儿,是家乡百姓对书虫即蠹鱼的一个称呼。我很不喜欢它,因为它噬纸毁书,十分可恶,且形象不佳。可是,我倒喜欢这个名字—书中的鱼儿,书海中的生灵,终日与书相伴,在书海中遨游,何其风趣、风雅、风流乃尔!本人自小便是一个书鱼儿,最爱最离不开者即书。在读书噬书之后,总要留下点渣儿,于是便有了一篇篇或长或短的札记。现拿出来示众,但愿别让您闹心,预申明矣。

高力士礼佛

高力士乃唐代一个著名的太监。他本姓冯,因家族获罪,成年男子皆被杀,而他因未成年,于是被阉后送入宫中。其后又被高延富认领为养子,便改冒其姓。高力士和唐玄宗李隆基年纪相仿,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在玄宗诛杀韦后、太平公主等历次凶险而关键的大事件中,高力士都是坚定地站在玄宗一边,忠心不贰,所以玄宗便以其有功而封他为右监门将军,并由此而开创了宦官当权的先例。

高力士受宠后权力极大,对于朝中大臣及各方送来的奏章,如是小事,高公公便自行处理。玄宗甚至夸赞说:“力士当之,我寝乃安。”意谓有高力士当班,我就能睡踏实觉。以致于在杨玉环的销金窝里纵情欢乐,“从此天子不上朝”了。

高力士到底是一个何等人物,人们大多借助于唐玄宗、杨玉环的风流故事和曾给李谪仙脱过靴子的演义小说,来知其品格之不伦。近来有人为其“正名”、“辩诬”,说其实高公公是一生忠诚且很有才能的。对此,笔者未有研究,也不想评论。我感兴趣的是,高公公居然信佛礼佛,十分虔诚,令人感到好笑且别有意味。这一点,新旧唐书皆有记载。

《旧唐书》云:“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拟,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宝寿寺钟成,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志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新唐书》所记与之大同小异,更具体地说高公公所建庙宇十分豪华壮观,“珍楼宝屋,国赀所不逮。”当宝寿寺的钟铸成后,高公公还专门举宴为之庆贺。仪式上的一个重要议程便是请众公卿“扣钟”。“一扣钟,纳礼钱十万,有佞悦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减十”。

从这些记述,我们至少可以看出这样几点:一是高力士财大气粗,不但笑傲王侯,而且富超国库。二是高力士权势炙手可热,平日一些高官重臣“愿一见如天人然”,今日宴请焉能不“举朝毕至”。三是高之礼佛其意在敛财,撞钟一下收钱十万(《旧唐书》说“百千”亦当为十万),每人撞十下二十下就是一两百万。“举朝”人众,有多少没有说,姑且说来的有百余人吧,高公公瞬间即可成亿万富翁矣。

联想今日官场,官员中信佛礼佛者竟也日见其众,尤其是贪官中的佛家信徒更见其多。他们为了表示虔诚,不仅见庙烧香,见佛磕头,礼拜甚勤,而且肯于出重金,下大价钱。近年来,常听说某些官员为了争撞第一声钟,为了捐建庙宇佛像,一出手就是数十万的新闻,便不由感叹不已,愤慨不已。他们礼佛的目的,无非是让佛保佑自己官运顺通,财运亨通,保佑自己丑恶行径不致败露,不受惩处。在这一点上,我想他们与高公公大约是相同的。只是人家高公公当场借礼佛敛财,贪官们却是大把往外掏钱,表现大为有异。不过,掏钱便是为了捞钱,为了保钱,而且这礼佛的出资说不定还是公家(更可能是私企大老板)埋单呢。这样说来,二者在本质上又是完全一致的。

只是,佛主张的是慈悲为善,救世度人,并不保佑贪婪之辈、作恶之人。高力士在马嵬坡事变后被流放巫州,人财两空,下场十分凄惨。如今的贪官们尽管城府很深,手段很高,有的还有很硬的后台,但仍然一个又一个被揭露出来,受到法律的严惩。这大约也是历史的辩证法,亦符合佛家因果报应之说的吧!

唐太宗审读国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很得民心、名声甚佳的明主,他开创的“贞观之治”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他的许多言行至今仍为官员们在从政中引以为鉴借。

可是,他的上台登基,却是从一次兄弟相残的宫廷政变、从一场血风腥雨的屠杀开始的,史称“玄武门之变”。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史籍记载和演义小说都是正义在李世民一边,李世民是被迫自卫、不得已而为之。对于此说,许多历史学家一直表示怀疑,有的干脆说“玄武门之变”就是李世民搞的一场阴谋。他通过“玄武门之变”,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由是才登基称帝。

真相到底如何,史界仍然颇多争议,莫衷一是,实难定于一尊。不过,这位明主在其统治的后期,却突然干预起国史的撰写,要求审读起国史来。这件事过去往往被忽略,很少有人深入考察并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失误,它应是不亚于“玄武门之变”的大事件。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很注重修史的。历史上,历朝历代对史官都十分敬重,而史官们也都极其珍视这一职业。他们忠恳敬业,秉笔直书,宁肯牺牲生命也决不伪造历史。春秋时期,为了直书“崔杼弑其君”一事,齐国大臣崔杼接连杀了三名史官,而后任都仍旧照书不顾,成为史官高尚品格和职业精神的典范而千古流传,永垂青史。另一方面,作为封建帝王,也都很尊重甚至很敬畏史官,很遵守有关的规矩。不管自己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只要史官想记下来,他们一般也都不加干预。而到了唐太宗时期,这一好的风气便逐渐被破坏了。

李世民在当了十年皇帝之后,在其父李渊当了十年太上皇驾崩之际,不知是不是他想起了以前所干的事不那么光彩,还是出于别的什么心理,竟突然提出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结果是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但李世民并不死心,过了几年,又亲自跑去找谏议大夫褚遂良,客气地问道:“你还负责记《起居注》吗?记了什么能让我看看吗?”褚回答说:“史官记录的言论和行动,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唐太宗又问:“那我如果有什么不好的事你也记吗?”褚答道:“这是我的职责,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泊也在一旁插话说:“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都会记。”李世民又碰了一个大钉子。可是,后来又经过若干变故,社会上出现了更多难听的流言,唐太宗越发放心不下了,于是又第三次重提查阅国史的要求。这次,他不直接找史官了,而是去找监修国史的宰相房玄龄,并且摆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他说:“我的用心和以往的君主不一样。帝王想亲自阅读国史,以便了解自己以前的错误,作为今后的警戒。你可以按顺序写了呈上来。”这段话说是请求、商量,其实是命令、指示。这样一来,大臣们顶不住了,虽然心里不同意,也只好呈上由其审读。李世民终于如愿以偿,于是便在审读后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面对皇上的明确指示,史官们自然只能体察圣心,按其要求改写,直到其满意为止。我们今天看到的《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大约就是在李世民审读后按其旨意改定的。其后的历史典籍便也都沿用了新旧唐书中的说法。如果事实果真如此,那么,“玄武门之变”便是被李世民篡改后的历史,也就不足为信了。

似乎自唐以后,就逐渐兴起了帝王阅国史以致任意篡改历史之风。后来又演变到由皇帝亲自出面修撰国史、编纂典籍。由是,历史便有了严格的所谓“正史”、“野史”之分,有了正统、非正统之别。从此,历史也就变成了一个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一个能够被人任意揉来揉去的小面人。要弄清历史的真相,也就成了史学家、考据家们的一大难题。

历史证明,唐太宗审读国史,是歪曲史实、篡改历史的一种制度,是为尊者隐、为胜者歌、为君王树碑立传的一种手段,这一点,不能不说是这位“好皇帝”所留下的一个极大的污点和在执政与人生中的败笔。

孔子是哪级歌手?

孔夫子确不愧为名垂千古、万千不朽的中国第一大圣人。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冷遇、批判和被打倒的厄运之后,老先生总能咸鱼翻身,东山再起,重现辉煌。如今,在读史热、国学热中,孔夫子又一次被捧上了九霄云天。虽不像历代帝王那样对其又加封什么谥号,但赞词之美、谀词之丰、推崇之高,却又是前无古人的。

从名人、教授、大师们的讲授和专著中,我知道了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大学问家,而且据说还是文武全才的军事家、技艺超人的大武侠。更想不到的是,这位严肃迂腐的大儒,居然还是一位歌唱家。

有人写专文言道:孔子热爱唱歌,敬业精神极强。“歌唱已是孔子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除非这一天有出门吊丧等哀戚的事,他才停止歌唱”。

还有人引经据典,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有过专门记载。其一是司马迁说孔子把《诗经》“三百五十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可是了不得的大工程,亦可证明孔子所会唱的歌曲之多。不像今天某些歌星,尽管被捧上了天,尽管“粉丝”很多,其实真正会唱或唱得有点意思的,也就那么一两首歌曲而已。其二是《史记·孔子世家》里记有这么一件事:孔夫子一生碰壁,好不容易在其五十六岁时在鲁国谋了个“大司寇”的职位,却又遇到齐国利用鲁君好色之癖而送来八十个女子和“三十驷”宝马之事。这一送,弄得鲁君从此“怠于政事”,不再上朝。孔子看不下去,便一再进谏,劝说鲁君不要沉溺女色,搞得鲁君很不高兴。见此情状,孔子只好卷铺盖走人。走时官场中竟无人相送,只有乐师师己送他。孔子自然十分伤感,于是对师己说:“我能不能唱一首歌?”师己说:“当然可以。”孔子便开口道:“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竭,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意思是说,就冲这些女人的嘴,我也得离开;这些女人的到来,必然会导致鲁国死败。如今我无官一身轻,可以快快乐乐地去旅游了,也可以高高兴兴地过个年了。这首歌儿唱得似乎很轻松,其实中间充溢的是愤懑与无奈。由此倒也可以看出,孔了不仅歌唱得好,而且还会写词谱曲,并且张口就来,绝对的“原生态”。此外,据说孔子的器乐水平也相当之高,音乐理论亦十分精湛深刻。一句话,孔子是大歌唱家,是全能全才的大歌唱家。

可是,非常不幸的是,孔子生不逢时。当年他那一套“克己复礼”的政治理念得不到统治者的青睐,他的浑身才艺也不被统治者重视,一生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如果他生在今天,不说别的,单说他的歌唱才能,被评个国家一级演员,弄个相当于处级、厅级、部级的职称恐怕都是小菜一碟。如果他有幸被特招入伍,穿上军装,那么,我敢保证他立马就会变成团级或师级歌手,再混几年,弄个“军级”歌手,再戴上“将军”军衔也会不在话下的。

可是,事实上,孔夫子歌唱得再好,在当时却一无所是,什么“级”都没有。悲夫!——很是为他打抱不平。

责任编辑鲁书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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