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晓华

一、关于人的生存情境的一种描述

曹文轩的《前方》被选入苏教版高中语文第一册第三专题“月是故乡明”，我总以为多少有点欠妥。按照编者的说法，本专题的文字重在描写“家乡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和血浓于水的亲情，连同那关于故土的传说”，因为这些是“我们成长的精神滋养”。实际上《前方》表达的并非全是家园之思，那张照片也罢，文中反复提到的家园也罢，都只是作者观照世界的镜像而已，他真正想描述的是关于人的一种生存情境。这种情境是：“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不断向前而又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的西西弗斯式的荒谬是人的宿命。这种形而上的焦虑与悲悯才是《前方》一文真正撼动人心的地方。

《前方》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个命题：“人有克制不住的离家的欲望”。之所以如此，按照作者的理解，来自三重矛盾：迁徙与安居，诱惑与安逸，自由与压迫。也就是说，迁徙的习性（或称之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外界的诱惑、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人们纷纷离开家园。其实，从哲学层面看，所有的矛盾来自一个本质的二律悖反（参见弗洛姆：《为自己的人》，三联书店，1988、11）：人本是自然的一部分，但自我意识、理性的产生却破坏了这种和谐，人再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理性世界，从而丧失了与自然的一体性；理性世界一旦形成，人就不可能再返回到与自然和谐的前人类状态中，他必须继续发展他的理性，直至成为自然和他自己的主人；但事实上，他根本不可能改变自然法则，甚至对自己的很多事情也都无能为力，比如他的存在就是非常有限的：他偶然被抛入这个世界（出生），却又偶然被抛出（死亡）。我们从奥德赛、俄狄浦斯、亚伯拉罕、浮士德等文学形象身上显然能够体察到人们对自身命运的高度关注：因为丧失了与自然的一体性，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作者当然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流浪不仅是出于天性，也出于命运。是命运把人抛到了路上。”请注意这个“抛”字所带有的无助无望的宿命感）。理性是人的福分，也是人的祸根，它迫使人踏上了永无止境的追寻之路：他必须不断寻求新的解决途径以战胜这种内在的分裂，必须了解自己，必须说明他存在的意义，以获取理性与自然的和谐，这种和谐可以使他和他的同伴感到有如安归家中。这一本质的二律悖反使向前成为了人的一种本能。作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眼中、心里，总有一个前方”；人们甚至连前方是什么还没搞清楚就已经在路上了，就像作者所说“前方的情景并不明确，朦胧如雾中之月，闪烁如水中之屑”。在这个世界的网上，我们必须不停地行走，不停地运动，借以相互支持；即便是“一路风尘，一路劳顿，一路憔悴”，因为一旦停下来就非倒下去不可。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都是鲁迅笔下的“过客”，妄图以行走来反抗绝望和虚无。作者敏感地发现对不确定性的追求转移了人的痛苦和焦虑：“这种不确定性，反而助长了人们对前方的幻想。”这句话显示出作者在人生意义上的高度自觉：人的生活被所谓的希望愚化了。“幻想”这样的字眼冷峻得有些扎眼。

他悲哀地发现，行动的结果仍旧是虚无：“四野茫茫，八面空空，眼前与心中，只剩下一条通往前方的路。”没有终点，没有尽头，前方的前方仍然是前方，这确实让人极度沮丧。当我们努力向前的时候，实际上却是在退却，这就是生活的残酷真相。一个最明显不过的事实是人的一生总是要走下坡路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基本经验：一切将人渡向尘世、渡向时间和空间、渡向物质和生命的努力，最终都会归于毁灭和虚无。时间以它的力量，使所有东西在我们手中化为乌有，包括我们自身也是如此，我们突如其来地来到这个世上，又倏尔归于尘埃。（参见叔本华《生存空虚说》，作家出版社，1987．4）前方，本是一个空间概念；向前，则是一种积极的行为和姿态，它试图以空间的力量打破时间的苑囿。但是，这种努力最终是徒劳的，因为前方可以无限，而人的生命却十分有限。于是，“他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个将要开始艰难旅程的人所有的惶惑和茫然”，这里寄寓了作者无限的悲悯与同情。请注意这段文字中人称的变化，由“他”而“他们”而“我们”，由一个人的生存情境推及到众人，继而推及到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那位陌生旅人的命运，其实和我们密切相关，因为那是我们共同的命运。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武断”地将许多“终身未出家门，或未远出家门”的人一并“抛”到了路上，因为从人的终极命运来看，在家与离家无非是形式上的不同，本质上都“无家可归”；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还转述了钱钟书、丰子恺笔下“不安、无奈与焦躁不宁、索然无味”的旅途况味，以此显示人必然面对这种命运；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甚至用即便你“是坐在豪华的游艇上、舒适的飞机或火车上”，你的心情“就一定要比在这种沙丁鱼罐头一样的车中的人们要好些吗”这一略嫌直白的叩问强烈地表达出他的核心价值观：“如果我们把这种具象化的旅行，抽象化为人生的旅途，我们不分彼此，都是苦旅者”。这个判断显然是以前文所提到的那个本质的二律悖反为基础的，否则，何来“苦”字？

他更加悲哀地发现，行动的结果之所以仍是虚无，是因为人们所追求的通常意义上的幸福不过是想象中的幸福，目的地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纵使到达，也会感到“目的错误”的失望。这样，我们对“人无法还家；即便是还了家，依然还在无家的感觉之中”这句话就好理解了。最妙的是全文最后一问“这坐在车上的人们，前方到底是家还是无边的旷野呢”，这说明作者是清醒的，他不像有些浅薄的浪漫主义者那样，抹去人在旅途的黯淡色调，给人的生存情境这一沉重主题涂染上一层或感伤或浪漫的油彩，而是用设问的方式把人的生存情境的荒诞性凸显出来：前方无论是家还是旷野，人的欲望都无法满足；即使部分满足，又会增添更多的新的烦恼。于是前方成了永恒的诱惑，向前成了人无法抗拒的宿命。这比路终结了、运动停止了的结局还可怕。那样，我们至少可以看到生存的荒芜和边界；但是，现在，我们眼前却是一片实有的虚空。歌德在《浮士德》中早就通过摩菲斯特的口告诫过人类：“无边的空虚将席卷你”，“你却什么东西都看不见，你听不见自己的跫然足音，你将找不到可以依据的坚实地点。”好在他还说道：“我希望在你的无所有中找到一切。”《前方》的作者毕竟“宅心仁厚”，他最终也没有回答前方是什么，他实在不愿点明那种惨淡的前景，而以一种设问的方式为人类的生存情境保留了一点残存的希望。

这就是《前方》为我们描述的人的生存情境：人，从一个本质的二律悖反出发，在矛盾中寻求，从虚无中穿行，试图用行动证明意义，然而他几乎什么也证明不了，旅途的艰辛还不算什么，永远无法到达的焦灼感会让他发现人生之初的那丝朦胧的希望、缥缈的冲动终将归于寂灭。只有行走，没有目标，人成了永恒的流浪者，这就是人的宿命。这就是前方。

二、关于《前方》中潜在的对话策略的一种分析

很惊讶，在如此短小的篇幅内，作者居然能够如此复杂而精微地描述出人的生存情境。后来发现，是一种潜在的对话策略使文本具有了这种非凡的力量。在我看来，本文主要有两个层面上的对话：

图像与文字的对话。本文是一篇摄影散文，这种超文本的影像与文字的双重组合，图文并茂，可观可读。它所具有的现实与非现实、呈现与表达、感性与理性、平面与流动、观看与思考、休闲与审美等互动性特质必然衍生出更多崭新的理解。我在教授本课时，曾让学生进入文本前，先行读图，谈出体会，然后再读文本，找出差距；这种差距成了宝贵的教育资源。作者的文字与其说是在解说图像本身，不如说它与图像一道成为了观照世界的方式。《前方》中，文字与图像共同构成了对世界的隐喻，只不过图像是以看的方式隐喻世界，而文字则是以思的方式隐喻世界。这种抽象化，使我们惊羡于作者形而上的思辨力。我们不能说作者终结了对这张照片解读的所有可能性，但就图像揭示的只是一个孤立的点，最多是一个横断面，而文字则可以填补、扩展点与点、点与面、面与面之间的空白、联系，甚至可以深入图像背面去思考这一点来说，他确实表现出了精湛的填补技艺和深邃的思考能力。文字与图像形成了默契的互动关系，使人的视觉官能和思考能力得到同步加强与延伸，对人的生存情境有了更清晰更精微的了解。

古今中外的对话。“祖先们是在几乎无休止的迁徙中生活的”，“人类自有历史，便留下了无数逃离家园……的故事”，“中国古代诗歌，有许多篇幅是交给思乡之情的”等等，这类语言随处可见，从历时性的角度表明了人的生存情境的普遍性。这一点容易理解，毋庸多说。这里重点谈谈中西对话。中西对话，目的是从共时性的角度表明人的生存情境的广泛性。文中明确引用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但并不代表它所传达的情绪仅仅是中国式的，恰恰相反，我认为，本文的许多表述和西方的神话史诗、文化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文中出现了许多带有双关意味的意象：前方、家、路、车等。初看上去，错综复杂。其实，恰是构成了一个古希腊神话里赛壬传说的现代版。赛壬是传说中的海妖，她是一个人首鸟身的怪物，经常用美妙而致命的歌喉引诱过往的水手使其倾听失神，以致航船触礁沉没。（参见《荷马史诗奥德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5）在我看来，《前方》中，路就是大海，车就是航船，家或前方的召唤就是赛壬，而我们就是那些水手。“前方使他们兴奋，使他们行动，使他们陷于如痴如醉的状态。他们仿佛从苍茫的前方，听到了呼唤他们前往的钟声和激动人心的鼓乐”，这不正是作者笔下的被赛壬诱惑了的我们吗？再比如，对前方的形而上的理解，也可以说是西方式的。因为中国人向来讲究“安土重迁”“叶落归根”，孔子不也说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吗？在离家问题上，中国人是比较保守的。作者对崔颢诗的解读显然与其原意相去甚远，我们于其中分明能看到西西弗斯式的荒谬——对生活充满激情，却不得不永远并且毫无希望地重复着推石上山的动作，分明能看到艾略特的《荒原》中所呈现出的精神危机和重建家园的精神特质。即便在一些文本的细部，也能看到西方思想文化的渗透，比如开头就有一句“他们正在路上”。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凯路亚克的《在路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10），它表面上写的是垮掉的一代到处寻求刺激，实际要表达的是希望在生活的另一侧找到信仰。本文和它几乎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为什么在路上，因为对前方拥有幻想。它们都从事物的拥挤的前景撤离，深入生活的底部，表现出对终极意义的关注。总之，这种中西对话策略使文本具有了多元视野和思想张力，颇为可观。

三、两点必要的补充

1．关于悲悯与悲观的区别。悲悯是一种情怀，悲观是一种态度；悲悯是外向的，是对他人处境的感同身受，是对他人的同情、体恤与怜悯；悲观是内向的，是对自己欲望无法满足的失落感。显然，作者在《前方》一文中表现出的是悲悯而不是悲观。现代社会，人的生活节奏犹如广告片一般快速切换，人的生活成了一堆随意浮现的碎片和偶然掠过的风景。当众孤独，成为一种时代病患。作者与那位托腮凝思的旅人素昧平生，而情感相通，这种人性的温情从文字背后直抵我们的心灵，这正是悲悯的力量。《前方》中对人生做过这样一种描述：“人生实质上是一场苦旅”；有意思的是叔本华在《生存空虚说》中也有类似表达：“人的生存就是一场痛苦的斗争，生命的每一秒钟都在为抵抗死亡而斗争，而这是一种注定要失败的斗争”。“苦旅”和“苦斗”看似差不多，情感的内核却是迥异的。旅，重在过程，重在自我感受的咀嚼；斗，重在结果，重在击倒对方的快意。苦旅，氤氲的是苦涩的人生况味；苦斗，充斥的是紧张缠斗下落败的痛苦。显然，“苦旅”关注的是人的生存情境与况味，与悲悯的情怀毗邻；“苦斗”关注的是人的生而注定的悲惨结局，与悲观的态度相近。不妨让学生在这种比较的视野中感受《前方》一文的悲悯情怀。

《前方》一文适不适合高一学生学习，这的确是个问题。我早就感慨过语文教材编写的“奇语喧哗”，杨绛的《老王》同时出现在初中和高中教材，这是我前段时间在教学实际中遇到的尴尬。当时便有一种疑惑：杨绛的这篇文章语言上确实可谓浅显易懂，但题旨的深刻性殊非一般人可解，两个因为特定历史原因被边缘化了的人之间的守望相助所折射出的人性之美，初中的孩子怎么可能理解？但转念一想，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关键还在于怎么教。例如《老王》，面对初中生完全没有必要把题旨挖掘得那么深；反过来讲，面对高中生教授《前方》，只谈所谓家园之思，又显然深度不够，高中生已有了一定的思辨能力，也渴望对人生的意义有更多的了解，适当地拓展他们的思维深度，我认为是必要的。学会悲悯，这是我教授本课时的重要目标。

2．关于对不确定性的理解。前文说作者认为对不确定性的追求使人们对生活产生了幻想，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不确定性的否定。实际上，在家或回家追求的是确定性，而对确定性的追求显然会阻碍对意义的探索。不确定性才是使人发挥其力量的真正条件，正是因为对不确定性的追求才催生了人离家的欲望，使他们行动，使他们追寻，通过“生产性的生活”（弗洛姆语，指不断活动和努力，在生存法则限定的范围内，充分发展自己的力量。不断困惑，不断好奇，不断提出问题，直到成为自己）赋予自己的生命以意义。要让学生明白，究其本质，很难说生命有何种意义，生命的意义往往是我们自己赋予它的。生命的结局是注定的，但生命的过程则千差万别。从这个角度讲，人生的意义是由过程决定的，而非结果。于是，想起了命运三女神中的Skuld（未来女神，指引前方的人）。她性格乖戾，常常把快要完工的手工作品撕得粉碎，抛在空中随风飘散；而且通常神秘地罩在面网里，不以真面目示人。有人说，多么残酷，命运无常；我说，多么善良，她把可能性留给了人类自己。对《前方》的解读也应该是一个自我赋予其意义的过程，学生的生活经验不同，阅读史不同，悟性不同，其阅读理解的层次必然也有差异；就如同那张照片给了作者一个思考的触发点一样，这篇文章也无非是给学生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生的支点。

（江苏省徐州高级中学 22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