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雪挥

大觉寺最后一个僧人常修，“文革”中改名为“反修”。他将大觉寺的数百年地契藏在了大雄宝殿的顶棚上。经过历次改朝换代，大觉寺庙产逐渐丧失，最后随风飘逝

1915年，常修出生在河北省行唐县。幼年时父死母嫁，13岁就被送到北平一家刻字铺当学徒。刻字铺的老板吃喝嫖赌，败了家当。卢沟桥事变后，他生计无着，被迫在广济寺受戒，法名常修。

日本人统治下的北平百业凋零，和尚的日子也不好过，吃得都是用红高粱皮、花生皮、小麦麸皮做的“混合面”，苦涩难咽，而且不易消化，解不下大便。

1942年春天，常修被广济寺的当家打发到大觉寺，告诉他能收点租子就收点，不然就在寺庙的地里刨点食，“够你吃就得”。常修的叔叔和广济寺的方丈有点交情，算是给他指了一条活路。常修到大觉寺的时候，正赶

上玉米灌浆，诱人的气味在四周弥漫疯长。日子再难熬，好歹能到大觉寺的地里掰些玉米棒子，可以贴点饼子，常修藉此活命。乱世里，大觉寺也并不清净。这座建于辽代的千年古寺，日伪时期竟然成为一个大的军事据点，大觉寺所在的西山成为了游击区，在夹缝中生存的常修，白天要说尽好话应付汉奸；晚上则要给抗日的游击队战士烧火做饭。

大觉寺的僧人逃的逃，死的死，只剩下常修。好容易熬到解放，天下太平，大觉寺也断了香火。大觉寺成为了林业系统的驻地，单位换了几茬。还俗的常修变成了公家的人，看守大觉寺的山门。常修用了他俗家的名字王永太，不过熟悉他的人也叫他王常修。常修就在大觉寺脚下安了家，还生了三个娃。1953年，常修的大儿子王秋生呱呱坠地。

以上就是大觉寺最后一个僧人的故事，由王秋生向记者讲述。

大觉寺的“变天账”

1991年秋天，成立不久的西山大觉寺管理处正着手对寺庙进行清扫修缮，预备来年春天迎接游客。这是建国40多年来，这座京西名刹第一次向社会开放。

工人们攀到了大雄宝殿顶部，想除去蛛网灰尘，结果在顶棚上发现了一个包裹。打开一看，竟然是大觉寺自康熙年间起，到民国初年的契约，共128件，大都是用毛边纸书写的，尺寸如同《北京晚报》一个对开版大小，包括土地房产的租赁契、典当契、买卖契，以及收租簿等。其中最早的契约距今已经300多年。虽然上面沾染了雨渍，甚至是松鼠粪便，但是整体依然完好。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著名文物专家吴梦麟上世纪70年代曾经看到过这批契约。吴梦麟1961年自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此后一直在北京市文物系统工作，对北京市的文物极为熟悉。

她记得大约是1974年前后，她和同事于杰一起到大觉寺进行文物调查，在那里住了一个多礼拜。当时大觉寺还隶属于林业机械研究所，主管领导是一位老红军，不懂文物，但是热情配合。他特地派了常修陪同，因为常修熟悉大觉寺的一砖一瓦。

吴梦麟说，一旦发现他们不是来搞政治的，常修就对他们非常尊重。对大觉寺有一肚子故事的常修，和文物工作者们一见如故，他尤其和于杰聊得来，白天呆了一整天，晚上吃完饭，常修又来了，一聊就是夜深，“聊得特别默契，有什么话都告诉我们。”

一天，常修从大雄宝殿的顶部取下了一个包裹，拿来给吴梦麟和于杰看。上面落满了灰，但吴梦麟一翻就知道是“好东西”。历经“土改”和大小运动，这些昔日的“变天账”能获保存的寥寥无几。“文革”前，吴梦麟曾经奉命到已经成了保育院的北京万寿寺，从其佛像的底座里掏出了该寺的契约，上缴后作为批判“剥削经济”的材料研究。此后，尽管北京大小庙宇曾数以千计，但是包括著名的潭柘寺和戒台寺在内，吴梦麟都没有看到其庙产契约留存。反而是大觉寺的契约里，有戒台寺的土地赠与记录。他们告诉常修，这批契约很珍贵，对研究大觉寺、研究北京历史都很有价值，建议常修还是放回原处保留。常修于是又把契约包起来，重新放到了大雄宝殿顶上。

“这是我们共同的决定。”2008年8月13日，年逾七旬的吴梦麟在北京家中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回顾往事，吴梦麟有些唏嘘，她告诉记者：“我们是搞文物专业的，良心上觉得应该保护。”当时正值文革后期，破“四旧”的风浪不息，吴梦麟表示，那个时候如果契约面世，很可能就被毁了。

常修把这个秘密带到了地底下。王秋生说，契约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藏的，藏在哪儿，他至死都没有跟家人说。“王常修乃修佛之人，本能地爱护寺庙里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很自然的现象。也是对自己信念的一种责任。”吴梦麟分析常修秘密保护契约的动机。“他是大觉寺最后一个和尚，就是护庙的人尽了自己的责任。”王秋生替父亲总结。

多少庙堂烟雨中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秦进才，曾经专门研究过包括大觉寺在内的民间契约。秦进才告诉记者，契约一旦改朝换代，都需要再认证。例如民国初年，对清朝订下的契约都重新进行了押契，以延续其合法身份。而土地改革以后，土地都归集体所有，比如交给人民公社，地形地貌都改变了，历史形成的物产契约也就无形中失效了。

常修冒着风险保存下来的，是废了的庙产证明。这批契约大部分都与土地相关，曾经是大觉寺的命脉。寺院的土地也称“香火地”，自古以来，便是寺院兴衰乃至存亡的根本。如果寺院失去了土地，寺院就难以保证寺中僧众的稳定，也就把自己逼到了绝境。

大觉寺历经辽、金、元、明、清五朝，是皇家赦建禅寺，做过雍正、乾隆两代皇帝的行宫。从这批契约中看，大觉寺的鼎盛时期，比如乾隆六十年，其田产超过了1600亩，包括北京回龙观、西北旺在内的广袤土地。而到了清末民初，契约上显示的庙产已经下降至700多亩。大觉寺最后一张契约的截止年份是1924年。此后，大觉寺的庙产更在军阀混战、社会动荡中迅速消减。传到常修手上，不过刚够糊口而已。

解放后，大觉寺连庙带地都归了公。当时除了少数香火很旺的重点寺庙，包括大觉寺在内，全国不少寺庙都被各单位跑马圈地，改换门庭。1950年4月，经人民政府批准，大觉寺成为林业部干校校址。1952年，又成为新成立的北京林学院校址。寺庙已经不再是谋生之所，许多迫于生活才出家的僧尼，纷纷走出庙门，或回家务农，或参加其他生产劳动，没有出路的“惟有失业”。仅1952年秋冬的统计,全国城市“失业”的僧尼道士就有5700多名。留守寺庙的人，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北京市佛道教一九五二年工作总结报告》中，曾指出了教育僧尼工作的过失和缺点，“简单急躁，盲目鼓励僧尼还俗。而且在寺庙里举办政治学习班，向僧尼宣传《共同纲领》和新人生观，要僧尼学习《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

1952年的常修，顺应历史潮流，还了俗，落户在毗邻大觉寺的徐各庄村，土改时还分到了寺前一小块地。后来经人介绍，又重新回到大觉寺看守大门，村里人都晓得他曾是大觉寺的出家人，儿子王秋生从小就被人叫“小和尚”，但在王秋生的记忆里，家里再没有一件跟佛相关的物事。“文革”中，常修主动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反修”，以示与旧时代决裂。常修虽然还了俗，但依然坚守着大觉寺这方庙。“文革”时间，红卫兵也曾经试图冲击大觉寺，幸亏被林业部门占用，大觉寺山门紧闭，在王反修和当地群众的保护下，大觉寺的佛像等文物幸得以保存。而与此同时，无以计数的坛庙寺观正从北京地图上被抹掉，即使还留有残垣断壁，雕塑、造像也都被砸毁了。北京著名的古刹隆福寺，仅仅因为人民市场库房需要扩建，就被拆毁，大批楠木建筑构件流落民间。

没有了对鬼神佛仙的敬畏之心，王反修冷眼旁观，将大觉寺的契约放回到了大雄宝殿的顶棚上。“文革”一结束，王反修立即又把名字改回去了，还叫常修。

满庭皆是太平花

1953年除夕，詹昭宁忙着和同学布置大饭厅，还从后山砍了一棵树，挂上彩带、灯泡，这是他们大学时代最后一个辞旧迎新的晚会，当收音机传来元旦到来的那一刻，大家欢呼、鼓掌，同学们自己装扮的圣诞老人和白雪公主，把晚会推向了高潮。青春万岁!这幕令当事人无比怀念的场景，就发生在大觉寺北京林学院。大觉寺的春天很快就要来了，和前朝一样的杏花漫舞、玉兰翩跹，俨然是一片香雪海。1952年，22岁的詹昭宁成为在大觉寺上课的第一拨大学生。詹昭宁没有听说过大觉寺契约的故事，虽然他们就在大雄宝殿里吃过饭，这里曾做过学生们的临时饭堂，佛像被就地围了起来，后来才移到偏房。

作为千年古刹的最后一个看护人，常修已经无力改变大觉寺甚至是自己的命运。新时代，大觉寺出现了新气象，但已与寺庙不相干。当时北京林学院只有300多个师生，课堂、饭厅和实验室都设在大觉寺。詹昭宁回忆，大家朝气蓬勃的干劲，正应了大觉寺壁上的那句“紫气东来”，“同学们积极努力，要学习本事，要绿化祖国，要像苏联那样改造大自然”。

1954年底，北京林学院由大觉寺迁往肖庄，直至1979年方返。其间20多年，大觉寺都由林业部、农林部使用。常修始终在大觉寺留守，最后作为北京林学院的职工退休。

常修，这位大觉寺最后的僧人，在大觉寺的绝色风光里，安静终老。1981年，常修因病去世，嘱咐后人把自己埋在大觉寺西边，要在坟上多培点土，那样就“夏天凉快，冬天暖和。”

大觉寺的历史不久便进入了新的篇章。1986年，大觉寺龙王堂发生火灾，烧毁古建一间，原因是北京林学院职工焚烧落叶时麻痹大意，舆论大哗。从1988年起，北京林学院开始向北京市文物局移交大觉寺，1991年正式移交完毕。

如今，到大觉寺品茶赏花已经是北京的风雅之事。北京西山大觉寺管理处主任孙荣芬告诉记者，大觉寺每年游客有20万人左右，公交车站离寺庙还有一段距离，来的几乎都是有车族，人们在这里徜徉山景，放松身心。这个千年古寺正式结束了自己的礼佛任务，变身为旅游景点，大觉寺香火已绝，风景正艳。

2006年，大觉寺寺藏契约展展出，破天荒为常修留了一席之地，尽管大觉寺已经永远失去了那些他曾经试图保留的庙产。常修的故事公布后，开始被网友们在帖子里尽情演绎，其中一个版本是：常修忠心护法，终身未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