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　娟

一

父亲的寿服，母亲早在1977年腊月底就为他准备好了。

那时，我还小还不大懂事。

半夜里惊醒，见母亲哥哥姐姐手忙脚乱地将父亲往临时由竹睡椅捆绑成的担架上移，我追问了好几个为什么，没有一个理我，就将父亲送医院去了。

父亲每天吃大半斤自家酿的谷酒，三餐必有酒，半夜醒来还要酒宵夜。但这夜，他不知为什么下不了床，走不到酒缸边了。医生说父亲是因长期饮酒过量引起的中风，很难在这里过年了。

我去医院看父亲时，母亲哥哥姐姐都在。父亲嘴巴已经变形，合不拢收不了风，舌子也似短了一截，讲话哆嗦发不出声。他费了很大劲，说了两个字“××”，相信谁都没听懂，都不明白，最后只有母亲点了点头。

四天后，医院正式下了“病危通知”，要我们准备父亲的后事。母亲这才告诉我们，父亲说的那两个字是“寿服”，父亲想要穿母亲亲自为他做的唐式寿服走。

唐式寿服在当时算是最讲究的了，是黑白内外套，要18尺布才能缝得圆。还不说要多少钱，布票都筹不起了。这可为难了全家，更为难了母亲。

“再为难，也应该为你父亲做。”

母亲认了，我们也只能认。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对母亲，对我们都很凶，我们家是母亲撑起蓝天。母亲是一部劳动大机器。小时候，我没看到母亲睡过，只想像有母亲睡时的样子。白天我们上学，母亲出集体工；晚上，我们睡了，母亲必须做完三身别人家的衣服，挣几毛钱工钱，才能保证第二天家里不会缺米下锅；早上，等我们醒来，母亲早已在菜园忙作了。……